第六章 泰山压顶
（37）上阵父子兵
1985年4月8日，调查组正式进驻四通、科海、京海、中科四家公司，一直到同年11月7日 宣布从四通撤出，前后“清理整顿”了我们七个月。
在调查组进驻之前，已经是风声鹤唳。
在1985年3月4日发出的中央红头文件中，四家公司已被定性为“不法组织”，那我就是不法组织的“坏头头”。四通是被告的首犯，我是首犯的首犯。而当局的政策向来是“胁从不问”、“首恶必办”。
为什么汪德昭告状时把我们列为首犯？先生已过世，无从得知其详。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为人海派、“外黑内白”的崔铭山，曾经是汪德昭的司机。
就像四清工作队进村了，我就是那个“四不清”的村干部；就像“文革”时工作组进校了，我就是那个要被打倒的走资派，不，是要被整肃的反动组织的坏头头。
所以当工作组进驻时，我们立即“靠边站”了，准确地说，是被撵到走廊里了。我们的办公室只留下财务一间，其余的都被工作组占领，我们在过道里放了条长沙发，每天在走廊里照常办公。
负责调查四通的组长叫赵陆，北京市工商局的副局长。一开始，看我的目光都是冷森森的，因为在他眼里，我已经是准专政对象。所谓调查，不过是收集证据。待证据收集齐了，就要将我绳之以法、斩立决了。
在他们看来，像我们这样的民办公司，肯定是一团烂账。你看那个胡石英，居然把大笔现金装在麻袋里塞在床底下。所谓调查，重点就是查财务。
这方面，恰好是我最不担心的，因为我有一个好父亲。我父亲是一位非常专业而且敬业的会计师，我在《童年记忆》里曾说过一段往事：国共内战期间，我父亲保管银行的一笔巨款，完璧归赵时，连捆扎现金的绳子都没有解开过。而且，他长期担任财务稽查，专门查别人的账，所以四通的财务管理极其规范。
公司的每一分钱支出，都有根有据，五分钱的公交车票，都要整齐地粘在凭证栏里，以备后查。
有一件公司初创时的轶事：王安时出门谈生意，经常乘坐公交车，回来要凭票报销。有一次，我父亲拿着两张五分钱的公车票，问王总：
“你这次出门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王答：“一个人”。其实，他是带着一位女士一起出行的。
“那为什么这两张车票的票号是连着的？” 我父亲又问。
把王安时闹了个大红脸。
老王不以为忤，还赞赏有加。这件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还说：“ 老爷子这样管账，不会出事，大家放心。” 我则夸他心胸开阔、善解人意。
四通账目之清楚，让调查组叹为观止。没有查到问题，反而赢得了尊重和一片赞赏。他们说：“就是国家单位，也没有几个能像四通这样账目清楚。” 最直接的证据，是调查组的一位成员在调查结束以后，辞掉了公职，要求到四通来上班，我们也愉快地接纳了她。更有把自己的子弟推荐到四通来的，我们都照收不误。
当然，这是调查结束以后的事了。但七个月的调查，对我父亲来说，是一种煎熬。几千万的往来账，要把每一笔说清楚，拿出每一张凭证，相当耗费精力。不到一个月，我父亲累得眼睛充血，鲜红欲滴，看起来十分怕人。他还是每天捂著一只眼睛，照常上班，因为调查组不会罢休。大家都很心疼，但谁也帮不上。老沈说，他的大舅子，李秀萍的哥哥，在密云的一个单位做会计，要不请他过来帮几天忙？
我立即同意。大舅子来了，只一天，看工作组的堂威森严，吓得第二天就不辞而别了。
实在没有办法，我和父亲商量：“要不叫小忠来帮一下？”小忠是储忠，我的同胞兄弟，比我小六岁。我在《童年记忆》里说过他的故事。当时他已经从复旦大学金融系毕业，在上海工商行工作，还是所谓“新长征突击手”，单位里“第三梯队”的培养对象。
父亲有点犹豫，我说我来给小忠打电话。一个电话，小忠就飞过来了。二话不说，便留下来帮助父兄排忧解难。什么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就是现实版。
我的这个弟弟，和我长得很像，公司里常有人把我们搞错。海淀信用社的老祁，有一次去家里找我父亲，我不在家，储忠初来乍到，没和老祁打招呼。老祁回去后跟崔铭山嘀咕：“那天我去万老家，见到万总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理我……”小崔说：“哈，一定搞错了，你把储忠当成万总了。”1989年6月，我离开北京时买机票、住酒店，用的是储忠的工作证，丝毫没有破绽。当然，这是最后的故事了。
汪德昭的告状信里，关于四通，用了六十五个字，除了“总经理系李昌同志的女婿”这十一个字为真，其余的全属子虚乌有。例如说我们“倒卖汽车”，更是捕风捉影。
其“风”或“影”是：海淀区农工商总公司的李丹狄曾找我，说密云有一批汽车，要我们拿200万元人民币，一转手，就是400万元人民币。我有点为难，因为是上级公司。我同父亲商量，他说：这事坚决不能做，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经营范围。我就用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婉拒了。不久就看到一个通报，说密云汽车案是个大骗局，有许多单位上当受骗。我在庆幸之余，更体会到“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前面讲过一个例子是李文元腰斩爆炸喷涂，后来的例子是万老否决汽车案。
老爷子处事方正、待人谦和，在公司里相当有人缘。多年以后，在四通条法部工作过的刘亚军曾经这样评论万老的财务思想——“严谨、准确、为经营管理服务，这在现在看也是很牛的。特别是财务为经营管理服务的思想，至少在国内的企业现在也没普遍建立。而且，他带出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财会专业人员。”其中张延、郭胜荣、刘绿波、汪世平，更被称为四大“财”女。她们离开四通之后，多成为其他大企业的财务主管。
就这样，父子兄弟都聚到一个公司了。后来四通发达以后，偶尔有人诟病我搞“家天下”。我心说：TMD，那时候你们谁肯来啊？！不仅新人不敢来，就是原来的始作俑者，原来打算到四通来入伙的，也不见踪影了。李玉照常给印甫盛、刘菊芬送每个月的顾问费，他们不仅不敢收，还把原来的退回来了。我理解他们的苦衷，已经有人给他们打过招呼了。段永基也不见踪影了。我理解，是时机不对。段是聪明人，这时候怎么会往“火坑”里跳呢？李文元也不来了，我更理解，他为了四通的事情，在乡里已经检讨过两次了，还过不了关。
公司里也是人心浮动。“红旗还能打多久？”在许多人内心深处，是个问题。我能感觉到大家关注的目光。出于一种天性，我表现得十分淡定，照常西装笔挺，头发纹丝不乱，皮鞋擦得锃亮。在古人当中，我喜欢谢安。《世说新语》中有一则他的故事：谢安和朋友乘船出海，遇到了风浪，他“吟啸不言”，“貌闲意悦”，而后“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在当时的四通，光是“吟啸不言”、“貌闲意悦”，已不足以镇安朝野。我看到大家脸色的忧郁，感受到他们内心的不安。深思熟虑之后，我作了一个重大决定，这个决定，可以说是石破天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