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74）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27）
皮霍亚简要地叙述了苏维埃体制固有的政治弊端和经济痼疾之后，接着写道：
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与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危机结合在一起。苏维埃制度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国家制度是靠政治组织起来的。这一制度的核心，正如1977年的苏联宪法所规定的，是苏共。而作为社会政治结构要素之一的多党制度，是完全遭到排斥的，就像共产党本身内部不允许存在不同思想和派别一样。苏共的各级组织是将政权的决定传达到最广泛阶层民众中去的工具，是思想控制与监督的工具。苏维埃制度的运作方式是“自上而下”。而苏共的党员人数不断增长。
截止1981年1月15日，苏共党员为16763009人，候补党员为717759人，总计17480768人。
截止1986年1月1日，苏共党员为18288786人，候补党员为715592人，总计为19004378人。
截止1990年1日1日，苏共党员为18856113人，候补党员为372104人，总计为19288217人。
积极争取入党者首先是那些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因为具有党籍后，就有可能在职务上步步高升，党籍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必备条件。许多活动领域只有党员才能够进入。这些领域包括司法、外交、国家安全、军队、企业、行政机关中的中高级领导职务等。尽管限制接纳知识分子入党，但是，知识分子在党组织中的比重持续增长。而对于他们的职业仕途来说，党员资格是必不可少的，但与此同时，却引起了党内的异议行为，特别是在社会危机增长的情况下。
像苏共这样庞大的国家政治组织所拥有的无限权力，导致社会结构政治化。截止1990年1月1日，苏共有433192个基层党组织。其中的大多数规模不大: 39.8%的基层组织人数不足15人。40.1%的基层组织人数在15一45人之间。
作为党组织建设基础的“生产原则”，渐渐地产生了这样的情况: 行业利益、地方利益、阶层利益不可避免地与“全党利益”相碰撞。
这种有分支机构的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整体运作还是顺利的。必须举行会议，必须履行积极参加党组织工作的要求，迫使党员表现出政治积极性，学习政治活动的方式方法。并非偶然的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恰恰是苏共的各级党组织立即开始批评当局在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产生原因方面，没有持之以恒地开展工作。
为苏共政权创造独特的“新正统”思想，是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拥护者，首先是卢基扬诺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杰作。他们试图依靠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公民选举权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按照设想，苏共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由地方苏维埃领导人选举产生，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新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按照戈尔巴乔夫拥护者的意图，包括总统在内的国家最高领导职务候选人，应当由苏共代表大会推荐和批准。苏共应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治改革的倡导者认为，苏共纪律性强，采取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方法，掌握着全国所有的大众媒体，并且能够大规模地清洗固执己见的党员。这样的一个党应当能够保证选举的成功。
然而，当金字塔倾覆的时候，人们发现，基层党组织的1900万苏共党员，维护的是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相悖的自己的行业利益、阶层利益、民族利益、政治利益和其他利益。从1988年到1991年，苏共变成了一个等级制度的代表组织，分裂成了大量独立的、代表不同集团利益的政治团体。政治体制改革计划的失败，早在第十九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就已经很明显了。当时，党内出现了不同的派别，这是自俄共(布)十大以来所不曾有过的。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苏共二十八大，党内实际上存在的独立的政治集团，它们从内部破坏了苏共作为苏联政治制度传送带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共灭亡远远早于1991年8月它被取缔之时。而在那个时候，这种取缔行动已经是“打扫卫生”的行为了，实际上已经不会引起苏共广大党员的激烈抗议了。
苏共党内关系利益化是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苏共早在解散前，俨然已是一个市场化的机构，组织与组织、人与人、各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之间，仿佛只存在利益的有无与大小。万事当前，利益第一。谁有权，谁掌握资源，谁就会成为老大。为了利益，上下级之间投桃报李，你给我官位，我给你好处。为了维护利益，各级领导人宁可维持旧局面，不愿改革——既然自己已是现行体制的受益者和现实利益格局中的一员，那就不要轻易改变它。
苏共历届领导人都看到了干部制度的弊端，但又把任命制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使用。干部任命基本上是暗箱操作，没有透明度，普通党员和干部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为了各自的利益，各级领导人都任人唯亲，习惯于重用自己的亲朋好友；而作为下属则又会千方百计地去攀附巴结自己的老上级。苏共许多高层领导人也是沿着这条捷径拾级而上的。
比如，戈尔巴乔夫被人称之为“疗养院书记”。许多人认为，他的“疗养院经历”是他“获得提拔当选的一个虽提不上桌面但却是很重要的原因”。对于这一情节，原苏共中央书记、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在回忆录中有所披露。他写道：
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是在这个疗养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工作，不被党和国家权威机构知晓；如果党和国家的实权人物没有发现他、支持他并扶着他走上一个个权力台阶，那么他也就不会成为总书记和总统。这些实权人物都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和生活过。
自从他担任总书记之后，经常在自己周围那些人面前回忆同前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库拉科夫、乌斯季诺夫等人见面和交往的情景。而且同党和国家某些领导人的见面通常是在温泉疗养院，即他们领着家人在那里休养期间。
这种见面当然是非正式的，常常是在野外，在高加索山脉，在风景秀丽的河谷，这里是打猎的好去处。中央生活管理部门在这里建造了豪华别墅，草地上铺着一块块台布，上面摆满丰盛的食品，客人们懒洋洋地席地而坐，由衷地感谢和夸赞着主人的盛情款待。戈尔巴乔夫同国家许多领导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这种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私人关系无疑促进了戈尔巴乔夫的成长，他得到了照顾、支持和培养。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那些保护人也一往情深。在我认识他的这些年里，虽然他曾在正式讲话中批评过勃列日涅夫在停滞时期所犯的错误，但谈及勃列日涅夫本人时他从来没有言语不恭。显然，他们之间的交往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仍然感谢勃列日涅夫为他所做的一切。
苏共除了党内关系利益化问题严重，还有党内生活庸俗化问题也很突出。
一是盛行“圈子”现象。官职等级、名录制度赋予的特权，加上任职的无限期制以及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了苏共党内和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只要是老乡、同学、老同事、老朋友，遇事往往网开一面，政策原则大打折扣，有的甚至形成了某种利益联盟。
八十年代发生在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棉花案”被侦破后，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以及157名党政官员涉案被捕。司法机关的搜查结果令人难以想像，仅在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卡里莫夫家里就搜出价值600万卢布的贵重物品，其中包括130公斤黄金制品。他们之所以这样恣意妄为，就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圈子，能够依据他们对国家资源所拥有的分配使用权力，互相照顾，互相掩护，从而达到大肆侵吞国家和社会财产的目的。
二是盛行抱粗腿现象。一种普遍的现象是，干部提拔必须上面有人，不和上级领导建立私交，政绩再好也上升无望。而到达比较高一些的级别后，更必须与核心人物建立私人友谊，一些见不得人的因素由此也开始起作用。这样，苏共党内不论是上层还是基层，都有许多人找靠山，抱粗腿，企图得到特别关照。
久而久之，干部上下级关系就演变为一种庸俗的人身依附关系。一些下级官员整天围着上级转来转去，寻找替领导办事的机会竭力表达自己的忠诚。而一些上级官员则常常把下级官员当作自己的心腹、跟班，好像自己所有的事情下级都必须责无旁贷地出钱出力出主意。
三是盛行请客送礼之风，并且成了一种潜规则。
这种风气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为盛，勃列日涅夫本人对这种风气的盛行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博尔金回忆说: “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萎靡不振，一些党组织和社会阶层道德水准普遍下降，吃喝之风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影响极坏。我到基层出差，看到那里有客必请，常常大摆宴席，大吃大喝。向客人赠送礼品时忘不了也给自己留一份。很难相信有谁到基层视察参观后，其汽车后备箱中没有放进‘纪念品’。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经常提到他当年如何苦于接待无数前去度假的客人，想方设法款待客人和馈赠礼品之事。”
苏共中央委员阿尔巴托夫指出: “贪婪很可能深深埋在勃列日涅夫身上的某个地方，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以特别丑陋的形式显露出来了，而且常常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阿尔巴托夫这里所指的主要是1976年勃列日涅夫七十寿诞时所收礼品时的情景。当时，西伯利亚雅库特自治共和国送的是用象牙制作的喝马奶器皿，银质边框镶嵌着用钻石磨出的12朵玫瑰花，这个珍贵的东西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才被追回。阿塞拜疆领导人送给勃列日涅夫的是一枚金刚石戒指，勃氏竟然“堂而皇之忘乎所以地在千百万苏联电视观众面前爱不释手”。勃氏嗜好狩猎和乘坐豪华骄车，他搜集了各种高档猎枪一百多把，还有国内外各种豪华骄车三十多辆。
戈尔巴乔夫时期，请客送礼之风也同样盛行。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浮沉录》一书中说: “党不断地同各种政治敌人进行斗争，但是党还从来没有同自己上层中的贪污受贿者、自私自利者做过斗争。这是苏共历史上新的一页。这种病削弱和损坏了党的免疫系统，破坏了党的巩固。苏共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各种肮脏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送从各地区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寄来的盒子。”
当年的苏联，这种不成文的却又获得广泛认同的潜规则，实际上在左右着官场，并且为那些违规的、腐败的行为提供了伦理道德上的支持。在官场上，谁不遵守潜规则就会被视为另类，谁不腐败就会受到排挤，甚至被淘汰出局。有些人原本比较清白，但为了不被排斥和淘汰，只好随波逐流，最终还是滑进了腐败的深渊。
上述弊病虽然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存在，但在一党制国家表现得尤为严重。苏联进入改革时期后，修改宪法第六条(苏共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的问题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索布恰克在《苏联政局演变中的一次重要转折》一书中，阐述了苏联一党制终结时的一些情况。摘要如下：
宪法第六条从根本上扼杀了实现政治多元化和建立其他政党的前景。只要保留这一条，就只能存在“社会主义多元化”。
在文明社会中，离开多党制就谈不上议会的观点交锋，当然也就不存在协商一致。没有多党制，议会只能是“社会主义议会”，也就是沙皇老爷手下的贵族杜马的翻版: “沙皇下诏，贵族议决”。
拥护宪法第六条的人质问说: 难道斯大林在世时就有这一条吗？不，当时没有。肯定苏共的先锋指导作用的条款只是在勃列日涅夫的1977年宪法中才出现。而没有宪法第六条，党也领导了整个社会。
这就提供了一个借尸还魂的事例。1977年的宪法只是在法律上肯定了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实际形成的党的意识形态垄断。勃列日涅夫肯定这种状况并把党的先锋队作用写进苏联的根本大法，从而在法律上贬低了苏维埃政权本身的地位。在法律上，苏维埃就成了一党专政的陪衬和装饰品。同时，宪法第六条又是对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反动，它反映了斯大林主义的抬头和专制主义的复兴。
另一些人则认为，苏共是能够把社会中一切优秀成分团结起来的唯一现实的政治力量，在转折时期不能毁掉复兴的唯一支柱和希望。还说，苏共是改革的倡导者，它提出了改革设想，为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作出了努力，因此，我们应该感谢它，如果取消宪法第六条国家就将分崩离析……
这些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代替了国家权力机构的党确实成了权力的中枢，成了国家赖以存在的核心。所以，取消宪法第六条必将导致政治制度重心的转移，导致实权从党的手中向国家手中过渡。
发生不测后果的危险性当然存在。但是除非取消宪法第六条，否则党所宣布的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就不能实现。不取消它，国家迟早将发生“来自下层的革命”。
在法治国家，不存在一个政党对权力的垄断，只许一党存在就更加荒诞。1918年7月6日，布尔什维克禁止俄国所有其他政党活动以后，CP就变成了国家机构，而不再是政党。这就是苏共从未进行过公开注册，从未得到法理认可的原因。
多元化和多党制是法治国家的一个标准和必备条件。戈尔巴乔夫应当受到称赞的是，他正是按照法治国家的观念开始政治改革的。不仅保守派，就连许多有民主意识的代表人物起初都不理解，根据法治国家的观念，保留苏共的政治垄断是荒谬的。因为法治国家就是遵守法律和人权。但谁也没有意识到，法治观念的矛头直接捅向了专制制度的心脏。
对以后的事态，外行人必然会觉得奇怪和难以琢磨。苏联第二次人代会结束以后才过了两个月，就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几乎一致通过了关于取消宪法第六条的决定，党决定放弃对权力的垄断，并且开放多党制的道路。
可以说，1990年2月，苏共重新成了一个政党，而不单单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即其意识形态化的替身。可是，广大党员却产生了疑问: 他们算什么人呢？是乌托邦狂想者还是因政治、历史原因而落入另一个什么党的人呢？
倒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短短两个月就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呢？我对二月全会的决定也深感突然。但是，如果分析一下1990年2月以前的政治形势就可以看出，没有别的办法。宪法第六条对旧体制本身已构成了实际威胁。这时，不仅党和国家的改革领导者，就连保守分子都已意识到: 为这件遗产可能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不能不抛弃它了，而且越快越好。
这一次，国家领导人够通情达理，在政治上够敏感的了。如果从前也这样……旧体制在思维上的惰性与霸道单靠克里姆林宫的改革家是难以冲破的。1990年2月前，人民阵线及其他非正式组织在全国各地都对一党独裁表示了态度。全社会都紧张起来，就连保守分子也不能无视这种形势了。就在这次全会上，虽然所有发言的人都对总书记提出的取消宪法第六条的建议采取消极态度，可是后来却又一致投票赞成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难道仅仅是服从领导的条件反射起了作用吗？戈尔巴乔夫是怎样说服了“他的”中央委员会的，至今对我来说仍是一个谜。也许这是他取得的重大胜利之一。
二月全会以后，取消宪法第六条的问题就是第三次人代会的中心议题了。于是，一些党务大员又吓唬我们说，党的威信丧失了，政权削弱了，天下大乱了。因此，“所有健康力量要团结在党的周围”。有人还提出这样一个替代条文: “苏共同其他党和政治组织都享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权利……”人民代表卢宾钦科指出，这个条文如同在宪法中写上: “利加乔夫同其他苏联公民都享有劳动、休息等权利”一样。全场一阵哄笑，这个条文就被否决了。绝大多数代表都支持与宪法第六条“决裂”。代表们起立鼓掌，欢迎表决结果。
1990年3月，宪法第六条修改了，但还留下了一点尾声: 无论是在俄共成立大会上，还是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许多代表还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依然如故的情绪。他们还情不自禁地揣度着: 从宪法第六条中勾消了有关苏共领导作用的话，但并未提出军队和执法机关的非政治化。实际上，在克格勃内党员仍占百分之百，在军队和警察中占绝大多数。这种状况是与宪法不相符的，我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过这件事。萨哈罗夫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此事。尽管当时这一建议被置若罔闻，但非政治化的进程已经在逐步实现。可钦佩的是，许多人民代表都建议在宪法条文中规定军队和警察的非政治化。
1990年夏天，根据各共和国和各地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号召，许多警察以及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已经退了党。在克格勃中，这个趋势也开始出现了。当然，这仅仅是个开端。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从1917年11月以来，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件事能比从法律上取消宪法第六条更重大的了。历史已经把布尔什维克建立了70年之久的本质上反人民、反人性的一党制一笔勾销，送入了档案馆。在不同的年代，这个制度或多或少都曾流过血，它的末日也是血腥的。
唯独它的崩溃没有流血。
红色帝国的末日除了因民族纠纷流了一点血之外，可以说是“善终”。这是帝国各族人民的幸运，也是国际社会大家庭的幸运。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