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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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始，欧洲的工人运动重新抬头，其主要是要求改善工人的处境和生活，争取社会权利。比如英国建筑工人争取9小时工作制，德国拉萨尔创建全德工人联合会，纲领是争取普选权，合法参与议会活动，与政府合作，由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改善工人生活。
1863年，波兰爆发起义，反抗沙俄统治。这是民族革命，但其重新燃起马克思心中“革命”的希望，对于马克思凡“革命”即好。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有一点很明显，在欧洲有揭开了革命纪元，……但愿这一次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而不是相反，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法国首创作用的‘光荣’。” （引自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1864年9月英法两国工会建议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并于伦敦召开国际大会，此次会议上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马克思受邀参加了此次大会，并当选总委员会委员、章程起草委员会委员。马克思撰写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并起草了《协会临时章程》。
恩格斯后来解释“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指《共产党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则。”关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他说：“国际应该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
马克思对于此次大会的贡献就是起草了这个《宣言》及《章程》，并得到使大会通过。该《宣言》近6000字（汉语），绝大部分是论证工人阶级的处境没有改变，仍处于贫困之中；有关该协会的目的、纲领仅有200多字，一掠而过，相当模糊，中心是：各国工人阶级需要组织起来，团结在一起；其间勉强附代了一句“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这是一份很勉强的宣言，各派得以认同主要在两点：1、工人阶级仍然处于贫困中，需要改变；2、各国工人阶级要组织和团结起来。其实，这两点都是不言而喻的事，说了等于没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组织起来？目的是什么、做什么？如何做？而有关这些，诸派别却是势不相立。而在马克思起草并通过的《章程》中却没有“夺取政权”这一条，而是说“要争得对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该《章程》的“第一条 本协会设立的宗旨，是要为力求实现相互支持、进步和工人阶级完全解放这一共同目标的各国工人，设立一个联络和合作的中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协会临时章程”）
第一国际是个非常松散的多派别的混杂联盟。意大利的马志尼派追求民族统一，主张武装暴力推翻专制制度；法国的蒲鲁东派倡导互助社会，反对工人参与政治；巴枯宁派，主张无政府主义，热衷密谋起义；德国的拉萨尔派推崇合作社，谋求与政府合作；英国的奥哲尔派寻求改良剂阶级合作，反对暴力革命；勒.吕贝则代表法国激进共和派，曾密谋刺杀路易•菲利普，此外还有马克思的共产革命派，等等。
第一国际的积极意义是：促进了欧洲各国工人组织的建立，以及彼此国际化联系和相互支持，也促进了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运动，比如争取选举权、罢工、缩短工时、争取福利、保护童工妇女等等。至1867至1869其影响到顶峰。
但是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各国工运组织自身的抗争，第一国际的作用是间接的。无论是按照章程或其实际所谓，第一国际都是一个“联络与合作”的总部，而非是领导中心，其与各国组织之间非领导与下属的关系，而仅是联络及协调中心。戴维.麦克莱伦在《卡尔.马克思传》中记述：“国际工会是一个太脆弱的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是一个国家团体之间的非常松散的联盟。每个团体的政策都更多地根据地方利益，而不考虑总委员会”“……它们声称是拥护国际工人协会基本原则的。但在所有这些国家中，这种承诺是感情上的，并没有严密组织形式上的、思想学说上的或者（英国除外）财政上的联系和支持。”“即使在英国，重要的工会的领导人很多在总委员会任职，并于马克思有密切的联系，但他们制定工人阶级的政策，并没有提到国际工人协会。……当涉及本国事情时，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就变成了外围的了。”
再而，第一国际内派别林立，各行其是，第一国际对各派均无实际领导权。马克思希望将各国组织的领导权最终都归属到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手中，实际绝无可能。第一国际的会员总共不过几千人，到1970年底英国的总会员254人，德国358人，法国有36个支部，美国据说有500人等等，而且会员间的联系是非常松散的，大多数人甚至不缴纳会费。在1869年至1870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总收入是50英镑，总部甚至曾因欠房租而被迫搬家。（参见：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可见第一国际的实际起到的作用很有限。
马克思参与第一国际的意图是，革命高潮即将来临，因此需要促进工人的组织化，掌握它，待革命再次到来，即可将之投入革命。他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在下次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我将亲自置这些蒲鲁东派的蠢驴们于死地。……此外，我将要在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中（尽管巴黎的空谈家用尽了全部力量，他们也没有能够阻止我们再次当选）给他们以严厉的斥责。在这期间我们的协会有了很大的成就。….事情在向前发展着。在下一次革命到来时——它也许会比表面看起来到来得更快些——我们（也就是你和我）就将把这个强大的机器掌握在我们手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６７年９月11日）
这是马克思付诸如此多的精力时间，乃至一度搁置《资本论》的写作，投身第一国际的意图。当然，这仍然是马克思一厢情愿的虚妄。十九世纪欧洲工人运动中，马克思共产主义暴力革命一派并非主流，而是孤家寡人，追随者寥寥无几，大家对马克思的尊重多在其渊博的知识。
在马克思的上述中，他的基本判断都是错误的。首先，并没有他所期待的新的会更快到来的革命；再，他过高估计了第一国际的力量，其派别林立，并不会团结为一部“强大的机器”；还有，他又高估了自己，其并无可能将掌控第一国际，各路“豪杰”各行其是，谁也不会听他的指使。马克思再次沉浸于主宰革命的幻想中。
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革命家、组织——“党”、民众、政权之间的关系。革命家需要控制“党”，通过“党”组织民众，以民众暴力夺取国家政权，进而行使权力，实行其革命主张——个人意志。个人的最高实现不在得到什么、占有什么——包括权力，而是实现个人意志。欲望财富、权力，争夺之，得到之；然而更高的形态则是用所得到的财富和权力实现个人意志。意志是精神性的高于物性，仅仅满足于财富和权力的占有尚是生命的低等形态，未超乎本能。革命家的“野心”——意志，不在夺得权力，享用权力，而是摧毁旧世界，开天辟地，创建他意志中的世界。革命家不同于传统统治者，后者遵循传统，即使扩张也是守护旧业的基础之上；而革命家则是要开天辟地，这是其危险所在。
马克思是书斋里的革命家，共产主义革命对他是一种幻想，而非实际行径。什么是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布朗基、马志尼、巴枯宁……，无论其对错，但他们出生入死，身体力行。革命家需要“行”，而非仅是在图书馆空想及在会议上高谈。那个时代，革命家需是亡命之徒，而马克思绝然不是，他非常眷恋家庭和书斋，他指使好妄想而已，因此我说其是书斋里革命之堂吉诃德。
马克思看到，实行革命需要有“党”，而领袖要实行他的革命，则要控制“党”。但是马克思不清楚，一个实行暴力革命的党，只能是一个极权“党”，而非是一个“议会党”，其内部不可能协商、民主，如同战争中的军队，只能是“首领”独裁，而且成员必须效忠、服从，否则即无战斗力。暴力革命乃大规模的杀人流血，非此如何能让其“党员”杀人或被杀？暴力革命是战争,非领袖独裁，其“党员”为何要听你的，而不自行其是？暴力革命之残酷首先实行于革命党内，包括残酷的“领袖”权力之争夺，清除异己，不断地进行党内清洗。非“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足以实行暴力革命；而非极权统治与残酷清洗，则无法保障“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马克思是书斋中的“大脑”，却没有“行”的意志和能力，其和布朗基、马志尼完全不能相比。在前，马克思解散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其后他又将第一国际“打发”到美国，再后建议解散之；可见他做不了独裁领袖，没那份能力，也没那么残酷。不杀人何以革命？欲建立共产极权政党，需等到列宁、托洛斯基、斯大林这样人物的出场，并且要在落后愚昧的俄国。
（题外话：孙中山革命，要求同盟会成员按手印、发血誓，对其个人效忠，即非此无以实行其革命。国民党之能打败各军阀，在于其“列宁化”；而其败于中共，则在于其远不能真正做到“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而中共是真“列宁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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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记述“第一国际这个婴孩自诞生的时候以至后来遭了灾难，都不是因为没有人照管，乃是因为义父太多的原故。创造这第一国际的人们，几乎都同床异梦。英国的Howell和Odger两君想用第一国际把英国的工联制推行到欧洲大陆上去。在英伦的法国亡命客想用此以导人去刺杀拿破仑三世。意大利的马志尼想借他以恢复他们的已经消灭的秘密的共和国民的组织。只有马克思是想用他作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同时亦教育工人，联结工人，结局是马克思占了胜利。”（《李大钊文集.马克思与第一国际》）李大钊是共产主义者，自然要说马克思“占了胜利”，实际是马克思及第一国际最终均归于失败。
第一国际自建立便充满纷争，之后愈发激烈。因为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章程》完全改写了马志尼派的草本，后者随即退出，从此双方成了冤家。马志尼派是民族主义加共和，与马克思的阶级论、唯物主义势不两立。马志尼在他的“告意大利工人书”中宣称：“这个几年前在伦敦成立的协会，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和它合作……一小撮人企图直接领导大批在祖国、志向、政治主张、经济利益以及行动方式都各不相同的人，这一小撮人的结局，或者将是完全停止活动，或者必将独断地行动。因此我拒绝和他们交往，稍后意大利工人支部也拒绝和他们交往”恩格斯则反驳“马志尼所以称马克思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头脑，不容异己的性格’等等特点的人，显然是因为马克思很成功地破坏了马志尼对国际策划的阴谋，不容异己地反对老阴谋家掩饰不周的贪求权力的野心，从而使他永远无法再危害协会。”（恩格斯《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论.马恩全集第十七卷.》）
第一国际大会结束数月后，马克思与爱德蒙.比尔斯等在国际协会内部创建改革同盟，等于是另拉起一派，目的是“打破（了）资产者想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的一切折衷的企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5月1日）。
马克思和蒲鲁东派的斗争，贯穿第一国际始终，斗争的中心是：工人运动是否要参与政治；是否废除私有制。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与政府；而用巴枯宁的话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马克思从头到脚都是个权威论者。”（梅林《马克思传，506页》）蒲鲁东反对暴力革命，反对工人参与政治，主张建立自治互助社会，维护小私有者，协调公有制与私有制，和平改良资本主义。马克思批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蒲鲁东是欧洲近代社会主义运动重要的推动者，当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中的诸多元素都可追溯到蒲鲁东那里。蒲鲁东推动了了欧洲各派别的社会主义运动，包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运动。蒲鲁东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并非是汉语翻译的字面之意，蒲鲁东思想的核心是自由、平等，是着重底层穷人的权益，他强调人的自治，肯定小私有者。鼓励建立互助制社会，反对高居人和社会之上的国家和政府。
蒲鲁东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启迪者，对马克思转向共产主义至关重要。梅林所说，在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认为自己的最卓越的代表就是蒲鲁东，他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西欧社会主义的最前哨。”（ 梅林.《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 何清新译）
1840年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所有权——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出版。“1842年，马克思接触到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的每一部重要著作，几乎都对蒲鲁东有所涉及。” （余源培、付畅《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
马克思说：“蒲鲁东则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正如同西哀士的著作‘什么是第三等级？’对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一样。”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从私有制的运动似乎使人民富有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替私有制辩护的结论。蒲鲁东从政治经济学中被诡辩所掩盖的相反的事实出发，即从私有制的运动造成贫穷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神圣家族.第四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从蒲鲁东这里延伸出去的。
蒲鲁东的思想对马克思有四个至关重要的启迪：一是蒲鲁东从私有制否定了资本主义，认定这是贫困的根源。马克思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建立其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学说，他的《资本论》即奠立在此基础之上。二是促使马克思最终走出黑格尔哲学，转而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三是开启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四是确立了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表述了经济是社会及历史之基础的思想。
蒲鲁东在思想上启迪了马克思，马克思几大重要思想研究都是从蒲鲁东出发的，这似乎伤害了马克思的自尊。马克思坚持不懈地对蒲鲁东进行批判、斗争，当然主要是思想及路线的分歧，但其中也有马克思心理上潜在的“杀父”之念。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有些批判很是过分，
已经不是思想论辩，乃是诋毁、羞辱。蒲鲁东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施韦泽请马克思“对蒲鲁东作一个详细的评价”，于是马克思写了《论蒲鲁东》。在此文中，马克思对蒲鲁东大加批判、羞辱。他指责《什么是所有权》“耸人听闻”，“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他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甚至是小学生式的”。这和他在前对此书的评价截然相反。他斥责蒲鲁东是“科学暴发户”，“科学上招摇撞骗和政治上投机”，“胡言乱语”， “自吹自擂、大言不惭”，“卑鄙”、“厚颜无耻”。为了显示自己渊博，贬低蒲鲁东，他说“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尔•格律恩先生继续了由我开始的事情。他作为德国哲学的教师，还有一个胜过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在此文的结尾，马克思写道“这个人刚死不久，您就硬要我来为他盖棺论定，那么这件事就要由您自己负责了。
马克思和拉萨尔派的斗争。第一国际成立前，拉萨尔本人已经死于决斗，但其派别仍在。拉萨尔1863年创建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开创了欧洲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声。其基本路线是：政治上，反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主张进行合法斗争，通过争取普选，议会斗争，改造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上依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实现公平分配，最终建立超阶级的“自由的人民国家”。马克思批判其是庸俗的社会主义，是机会主义。马克思坚持“没有超阶级的自由”，“也没有超阶级的国家”，因此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在革命成功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针对拉萨尔主义，马克思说“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来说，最需要的是停止搞官方恩准的鼓动。”（1868年9月26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
1865年恩格斯发表了《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小册子，马克思推荐此书说：“本书富有远见地、公正地、熟练地阐述了当代德国所十分关心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四卷）。恩格斯在此书中，批判了拉萨尔派与统治阶级妥协合作的路线，强调工人阶级要建立独立的政党，“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并且在最近一次革命风暴到来时——这些风暴现在像商业危机、像春分和秋分时的风暴一样有规律地重复着——准备好采取行动。”“一旦反动派真的把某些虚假的政治让步作为诱饵扔给德国无产阶级，……‘我们将手端着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们的枪冲着前方。’”“至于军事问题本身，……要清楚地意识到，总有一天工人政党也要进行自己的、德国的‘军队改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1869年，亲马克思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联合第一国际在德国的各支部，创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爱森纳赫派），其纲领倾向马克思路线，主张革命，推翻德国君主制，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提出政治斗争是经济解放的前提等等。他们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成为德国工人运动的左派，与拉萨尔的右派相对恃。
1875年，“全德工人联合会”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哥达举行代表大会，两党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改名为 “德国社会民主党”，此党一直延续到至今，勃兰特、施密特都曾任其党魁。《哥达纲领》即是为两党合并确立的纲领，即《德国工人党纲领》。
该纲领的草案，事前送给马克思看。马克思看后，很是愤怒，认为其是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背叛，指责其是“极其糟糕、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是对拉萨尔主义“无条件投降”，“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的”；并说“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的一个简短的声明：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们和它毫无共同之点。”针对《哥达纲领》，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除了在理论上批判了《哥达纲领》中几个“错误”的观念，在政治上主要是批判了其如下两个核心主张：
1、《哥达纲领》：“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2、《哥达纲领》：“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
难怪马克思如此气愤，这两项主张从根儿上否定了共产主义革命。
首先，共产主义革命之目的乃在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最终也消灭国家，实现天下大同。马克思以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封建专制的国家，乃是封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乃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共产主义革命是要推翻此统治阶级，颠覆其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而《哥达纲领》则是承认当下之国家，不革命，不推翻它，而在现存的国家基础之上，以合法方式进行改进，争取自由、平等，由而确立一个全民的，各阶级共享的民主国家——包括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共存。其否定了阶级对立和斗争，否定了革命，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
否定了共产主义终极目标。
特别是，《哥达纲领》提出要依靠国家的帮助建立合作社，这更是马克思所不能接受的，其不仅是否定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的生死对立和斗争，而是后者向前者的屈服和谄媚。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之激烈地指责：“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声。”“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
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哥达纲领》和《哥达纲领批判》体现了两条道路的分野：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核心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条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核心是，反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主张合法斗争，争取普选，维护民众权益，公平分配，建立全民民主社会。
1875年，马克思抱病写了《哥达纲领批判》，离他逝世只有八年。此间，马克思已经看到他的共产主义革命在欧洲全无希望，他的共产主义理论难以确立，以至他的《资本论》搁置。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乃是马克思最亲近、信任的人，然而他们也背叛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和学说，这是马克思难以接受的。故而他竭尽全力批判《哥达纲领》，痛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如果说《共产党宣言》，充满青年马克思的理想、信心和激情；那么《哥达纲领批判》则满含晚年马克思，遭致否定和背叛的愤怒，其马克思最后一次高昂他的共产主义革命和思想。实际，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也放弃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带领第二国际走向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
于第一国际，马克思较多投入的是前五年，因为他对该组织及共产主义革命尚有幻想；但其后便逐步失望、淡漠，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第一国际一方面遭到各国政府的打压，另一方面又经受内部无休的纷争，加之经济的窘困，其日趋衰落，内外交困，
马克思倍感疲惫厌倦。1872年，他和恩格斯推动，将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迁到纽约。目的是，他们可以卸掉这个大包袱，同时也不让他们的对手掌控第一国际。此举乃是乃是让第一国际寿终就寝。1876年7月15日，根据马克思的建议，第一国际在美国费城代表会议上宣布解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