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国内人士，笔会首发】
这是我的第二篇讲稿。本来想谈的是《哪吒》的票房奇迹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但是这周末发生的事情让那部电影变得毫无意义。
28号的美乌会谈，诸位都看到了。川普的粗鲁与唯利是图，是一直以来的特质，并没有带给我什么惊讶或者超乎寻常的激愤。真正令我难以忍受的，是这种为侵略战争和绥靖政策大唱赞歌的行为竟然能在二十一世纪的文明世界发生。我不会在这里白费口舌与俄国的死硬支持者纠缠，这毫无意义，也无从下手。以下，我将力图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与文化记忆中，寻找这次会谈所映射出的，某种令人警觉的预示，以及我们在或将到来的变局中所处的位置，以供尚且保有一定自主判断和良知的人们参考。
我想首先提醒各位注意的是这个人的故事。内维尔·张伯伦，1937到1940年期间任英国首相。根据他自己的评价，其任内最主要的贡献是签订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20%的领土和大量矿产资源所在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主动侵略的纳粹德国。从慕尼黑回到自己的国家，张伯伦毫不掩饰对签署这项协定的自豪感。他说：“我带来了一代人的和平。”
一年后的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张伯伦先生的妥协，没有换来和平，而是换来了7000万军人与平民的死亡。
如今特朗普的议和协定，将会向俄罗斯割让乌克兰东部占其国土面积18%的土地。至于张伯伦曾许给纳粹德国的矿产资源，被特朗普划给了自己的国家。无论张伯伦的政治实践是多么愚蠢，带来了多么糟糕的后果，我们都至少可以在一点上为他辩护：这位首相想要的，毕竟是和平。
但如今的特朗普想要的，只是利益。
许多论者都将这次耻辱的会谈指为一场历史的“昨日重现”。我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说法。如今的俄罗斯及其某些政治盟友，确不乏希特勒式的扩张野心与毫无底线的独裁手腕。令许多人感到乐观的是，与当年的纳粹德国及其邪恶轴心相比，它们的国力与军事实力确实较弱。但相比90年前，两个关键的不同导致了如今的情况甚至可能比当时更糟。
第一点，当然是核武器。无论性能和准确度如何，当今的俄罗斯和朝鲜毕竟都是拥核国家，前者的核武器数量甚至位居世界第一。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不仅都对世界政治游戏的基本规则完全无视，而且都频繁使用核威慑与核讹诈。一旦世界进入战争状态，我们很难确保这两个疯狂的帝国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为了详细说明第二点更重要的原因，我们不妨把视野从政治高层身上移开，转移到这个人身上。史蒂芬·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知名作者。1938年3月12日，他的祖国奥地利在纳粹德国的压力下，与之合并。德国的反犹太浪潮席卷到了奥地利，茨维格的著作被禁止出版，甚至当众焚烧。这一年，顶着耻辱的茨威格被迫流亡伦敦。这一年，这位“旧欧洲的灵魂”开始撰写《昨日的世界》，为在极权主义铁蹄下逐步消亡的旧欧洲及其文明精神立传。
尽管感受到了日渐加强的压力，然而1938年的他仍然保有某种乐观的态度。他不相信千年历史的欧洲文明会在几年间彻底消失。
然而，张伯伦先生的“和平协定”使他的幻想彻底破灭。怀着恐惧，他辗转定居法国，西班牙，美国，却发现从市井小民到知识分子，人们对纳粹强权的印象越来越好。纳粹党让一战后民生凋敝，百业萧条的德国走出了泥潭，成为如今富强而幸福的现代化国家。人们赞许德国严密的法治，整肃的军队，以及更重要的，对于富有、贪婪的犹太利益集团的严厉打击。在美国，冯内古特的记述中，许多德裔家庭已经挂起了纳粹党旗。
这里，我想对这种曾令茨威格先生困惑的现象的机理做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个很多人忽视的历史事实是，从希特勒到墨索里尼，从萨拉查到普京，20世纪以来的独裁领袖多数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甚至是依靠民主选举上台。要从政治学视角上分析极权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传染性与号召力的原因，我们不妨引入埃里希·弗洛姆与汉纳·阿伦特在二战结束后痛定思痛的论述。《逃避自由》一书中，弗洛姆指出，现代民主自由所带来的个人主义思潮，给了人们更大的自决权和独立的行为能力，却同样带来了普遍的疏离感与不确定性。许多人因此选择将一部分权力拱手让给保姆式的大政府和极权领袖，以换取归属感和免予自主决策的便捷性。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一个社会及其个体中蕴藏的全部暴力欲，贪欲和偏见在极权政体中会得到无限的放大。个人的恶行在群体荫蔽之下，会失去其本应带给人们的罪恶感。这就是为什么平凡的、胆怯的个体在极权社会中，会成为最恐怖的施暴者和杀人狂魔。
回到茨威格的故事。
恐慌中的作家一路南下，终于在巴西定居。隐居生活带来了片刻的宁静，却终究无法挥走他心中的绝望。1942年2月，《昨日的世界》完稿后一周，茨威格与妻子在家中自杀，未留一字遗书。
我们惋惜茨威格之死，是惋惜他没能坚持看到文明的最后胜利。那时的世界上毕竟有丘吉尔，有罗斯福，有无数为了自己的国族牺牲奉献的普通人。那时的大国中，有一支坚守文明底线的力量，正是它使人类走出了浩劫。那支力量相信正义，反对强权，在危机中保留了最后的理性与意志。
且看当今世界，我不禁要问：
这样的大国何在？
这样的同盟何在？
太多的贸易战，宣传攻势与意识形态争论，使得正义、事实和真理这些高尚的概念失去意义，我们的业中只剩下非敌即友的党同伐异。太多的领袖与政党只关心一朝一代的美名，忙着迎合肤浅的民意。对未来的期许变成了一句空话。
延用某些人的一贯说辞，我们不应，也没有必要把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区域的国家做横向对比。那就单说我们自己。目前罔顾他国主权和基本道义责任的外交政策，本质上就是来源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狭隘的二元敌友论调。这句话在中国被广泛宣传时，正是内外交困的冷战时期。在世界阵营划分明确的那个年代，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和前瞻性不言自明。然而脱去时代背景与上下文之后，这句被口号化的政治论述就导致了危险的唯利益论外交政策。更危险的是，这种语录体的断章取义思维依然主宰着许多人的认知方式。
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依然拒绝寻求改变之策，那么我真不忍顺着这个逻辑推导下去。欲知后事如何，这里有一部参考书目，叫做《高堡奇人》。
关于茨威格的故事，我还恳请诸位注意另外一点，也就是传染性极强的反犹太思潮。国民与政府对于以色列的负面态度延伸到我国质量极低的大众传媒之后，就成为了许许多多以反直觉观察和批判性思维为名的文章与视频，它们痛斥犹太人在历史上一贯的无耻与贪婪，并提醒我们纳粹只迫害犹太人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一直想问：为什么，身在一个同样被法西斯铁蹄摧残的国家，身为一个同样被极权主义暴徒侵略过的民族，我们竟然要选择聆听施暴者的声音。我一直想问：为什么，在这么多次举着党同伐异大旗的国殇面前，我们依然选择非黑即白的思路，选择用仇恨与暴力的话语表达自己的立场。
近些年来，我们的党向我们三令五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我们是时候听听自己人的号召了。
上周听Q同学的演讲，其中最触动我的是一个例子。她谈到许多理应严肃的话题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是怎样被浅薄化、娱乐化。在中国的网络上，这种倾向已经涉及到了人类历史上的许多灾难。纳粹的集中营，红色高棉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光州事件中全斗焕枪下的冤魂……我每每看到对这些事件极度娱乐化的处理，都不禁生出对于本民族未来的担忧。你或许认为，这只是几个笑话而已，可能代表了某种对于历史的犬儒态度，但绝不能因此认为，我们认同那些历史浩劫中所展现的暴力、疯狂与血腥。
但是，我看到的许多事实，都与此相冲突。首先，毫无疑问，是中国民众对于巴以，俄乌两场战争的态度。我们坚定地站在了主动出击者一方。我们与两个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承认的主权国家为敌，并不遗余力的寻找证据，力图否定他们的存在合法性。在内政方面，我国领导人曾多次重申的两岸和平统一似乎已经成为了无足轻重的备选方案。罔顾人民意愿与福祉，用强制性的暴力手段促成的“统一”，真的会持久吗？如果一个国家情愿牺牲自己人民的生命来换取“稳定”与“主权”，那么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究竟有多高？尚武好斗的斯巴达固然国力强盛，但如今它的文明与历史还有多少人关心？同时，它所轻视的雅典，却被尊奉为西方文明的源头。
为了进一步论述前述思维的危险性，我想提请各位注意这样一部九十多年前的小说：《西线无战事》。
这部小说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众所周知，那是一场无意义的，极度残忍的战争。与所有战争题材的小说一样，它直面许多极端残酷的场面。但我真正希望诸位注意的，不是它对战场的描写，而是其中对于德国的国民性如何把它推向战争的深刻剖析。没有人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没有人想到战争将使他们付出的代价，但他们都知道打仗是为国争光，都知道不能拘泥于一己的得失，要往好的一面看，要有大局观。
因为一次负伤，主人公保罗休假回家。在战壕里待了太久的他，想从家乡里寻找心灵的慰藉。然而等着他的，却是酒吧里指指点点，大讲军事战略的校长和邮差；毫不关心他个人安危，急着让他穿上军服向老友吹嘘战绩的家人；哭着问他自己孩子是如何阵亡，却被批评没有大局观的同学的母亲。学校里，曾经把他哄上前线，自己却从未经历战争的老师，正劝着他下一代的同学走上战场。一个充斥着战狼的社会，是容不得人性的。
你可能会说：在巨大的恐怖与强权面前，不主动参与作恶，不就是一个普通人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吗？当所谓平庸之恶无法避免的时候，这种集体性的恶行难道还能，或者还应该，被惩罚吗？
我两周以前去看了一部电影，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的《狗镇》。我认为它的结尾极为优秀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女主角Grace在受到小镇居民的百般凌辱与折磨之后，面对父亲对于使用暴力的提议，依然本能性的做出了否决。她的理由是：“他们只不过做了任何一个普通人在他们的位置都会做的事情。”小镇中有几个人甚至没有实质上参与对她的恶行，他们只是无动于衷而已。在Grace的观念里，这些人只不过顺从了自己的本性，完全可以被原谅。但是她父亲的话终于点醒了她。没错，他们只是顺从了自己的本性，只是不作为，只是选择了盲从与顺服。然而无论如何，他们做得都远远不够好。因此，这些人依然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走出电影院，我的思绪被带回另外一部著名的电影：《萤火虫之墓》。我对它的感情曾经很复杂。我不知道，一对在战争中失去了家人，却也与他们一代的其他人一起呼喊过向天皇效忠口号的兄妹，是否值得我的同情。当时我想：他们毕竟没有罪啊。但是现在，我可以心安理得的观看那部电影。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是相比茨威格，那对兄妹做的远远不够好。
而他们必须因此付出代价。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