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13日,是我从杭州被绑架回遂宁,关押在拘留所的第七天。那天星期三,允许给家人打电话,我试着给妻子打过去,没有人接听——妻子在上课。过了两小时,我被叫出监室,还好,妻子刚刚给自己和我父亲各买了一个小灵通,有未接听的记录,她寻着记录打进了拘留所。

父亲患肝癌了,被确诊为晚期,只能维持几个月。妻子如此告诉我。

我的心抽搐起来,头疼得厉害,眼泪夺眶而出。

回到监室,牢友们见我神色异样,纷纷来安慰:“怎么了?怎么了?”

我把我父亲的病情告诉他们,他们纷纷来劝慰我,说他们难受时我也那样帮助他们。有人提议与我“斗地主”。我哪里还有那份心境?

我禁不住给他们讲我父亲的酒与病。

 

我们的家族,是老毛式的农民造反者张献忠屠杀四川后,从湖南新化迁徙而来的,到我父亲已经是第11代了。父亲是长房的长子和独子,从小就被作为掌上宝贝养大,家中老幼都宠着他。他聪明好学,家人的宠爱更是加倍。高中是在遂宁中学就读,他的理想很美好——上大学,作国家的栋梁。然而,执政党的无能很快显现出来,“大跃进”之后是三年困难时期,几千万中国人饿死在这个蠢笨无能的政权统治下。学校里的人们也饥饿异常,为了活下去,父亲逃离了学校,一百来里路程,摇摇晃晃了好几天才回到家里。还好,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饿死。

上不了大学,总有些难受,好在后来代课、转正,当了个小学语文教师。偶尔遇到他的一位恩师,听说他在教语文,被臭骂了一通,脑子还是没灵醒。那位老师吼道:“文字狱都不知道?还高才生?”从此不敢教语文,一辈子教小学的1234567。

1966年,毛傻儿发动文化大革命,父亲按耐不住,在老家第一个积极响应,积极动员其他人参加进去。很快地,文斗变武斗,有人跳井、上吊,他一看不对头,感觉到上当受骗,整个人和人生灰暗了下去,开始以酒和醉挥霍他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了热情与责任,包括对我们这些他的子女也如此。他的身体垮了,糖尿病、肾炎和肝炎等疾病接连不断,不断地住院。看着他不停地喝酒,买醉,并因此出名,我们做子女的很难受,甚至厌恶和暗地里嫌弃。

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懦弱的人。我告诫自己:决不像他那样没出息!

很小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决不醉酒,决不被困难压塌。

这些都是因为他的酒和醉。

 

这种状况持续到包产到户和高考制度的恢复与执行之后。我开始努力读书,并且有了好的成绩,特别是1984年,我上了重点高中,成了他母校的一位学生。那时,我对他说:“爸爸,我要上大学!”他在我的一个获奖的笔记本扉页上写道:“懿儿,有志者事竟成!你的父亲。”从此以后,他开始少喝酒和不喝酒,身体好了起来,十多亩的包产地,他和母亲是最主要的劳动力,庄稼比其他农户都多打粮,多换钱。此外,每年喂八、九头肥猪,卖两窝小猪,这些还是在他完成教学任务以外的努力和收获。而那些换来的钱,全用来供我们姊妹读书。

邻居们看到这种转变,没有不从蔑视转变到夸奖他的。

父亲的个子不算高,为了节省雇牛的钱,自己独自一人拉着犁耙在水田里挪动、挣扎,除了眼珠全身是泥,那种情形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1989年5月,正是我即将大学毕业的日子,因为参与和领导了当地的学潮,我从此恶鬼附体,不断地被抄家、抓捕、关押、被驱逐出工作与居住地。父亲经受不住这种冲击,希望再次破灭,酒和醉又成了他生命的全部,工资不够用,病又开始接连不断。他一天比一天显示自己的暴躁与无奈,甚至于对母亲和祖父母也缺少关心。再后来,他沉默寡言起来,永远地失去了快乐的影子,每天早、中、晚,餐餐忧愁佐酒下去。

 

我离开遂宁的最初三年,经济上不怎么好,对家里也没有多少帮助。我总是认为,我的家族的人是长寿的,父亲还有很多的日子,家里的担子他还得挑起。我忘掉了,我已经从学校毕业十多年了,不再是当年那个小青年了,家中的担子我早该接过来了的。

多年来,我忙自己的事,忙民运的事,很少与他沟通,我还认为他应该多理解我一些。现在想来,真是荒谬、愚蠢至极。

 

父亲也很少有与我沟通的愿望的时候,这与1991年我被关押时他被迫接受特务们向我施加劝诱压力一事有关,好在我事前有所预备,堵住了他的口。他气愤地扬手要打我,被人拉开。我老姐为此狠狠地数落了他几次,说他不该那样。他很是痛苦,有气无力地申辩说:我是假装的,我是假装的,没有真打的意思,做给他们看呀。

 

现在细细回想,才知道,我祖国的灾难和我自己坎坷多舛的生活,给父亲的生活蒙上了多么厚重的阴影。正是这一切,葬送了父亲一生的快乐和幸福,葬送了他的健康,消停了他的青春、勇气和我家族遗留给他的长寿基因。

我入狱的这两年里,他独自承受的更多,想尽办法不要祖父知道我已经出事入狱。尽管还喝酒,但祖父母得到很好的照顾。

我想,如果没有酒以及由此而来的麻醉,他的身体或许要健康一些,病魔也不会这样早来吞噬他的生命。但我又认为,如果不那样去麻醉,痛苦便得不到排解,他在精神上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或许,他是在以酒和醉,一起来分担他自己不堪承受的生命之重吧?或许,这是他和象他这样的一代人承受我们祖国艰难命运的特别方式?我有些犹豫,但或许是一定的。

去年12月出狱,我多次回家,今年1月,我们一起给祖父送了终,他把祖母接到他那里去,安排得令大家都满意。其间,我们父子有过一些沟通,他开始理解了我的一些努力,并再三嘱咐我小心一些。他还说:肝部有些痛,饭量越来越少。我劝他少喝一点酒,却在家人团聚时让儿子给他敬酒。我自作聪明地教唆儿子对他说:“爷爷,你的爸爸活了90多岁,给他的孙子抱过儿子,你要活100岁,给你的孙子抱儿子哦!”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以医学而论,对一个有肝病的人而言,那是多么的残忍,那是多么愚蠢的自作聪明啊!!!

 

在拘留所里和出来的两天里,妻子、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都问我是否对这次参与绑架的家伙们进行起诉,我告诉大家:算了,我现在只想早一点回老家,去看看、去陪陪父亲。我想多和他说说话,请求他原谅我的疏忽大意与不孝敬。

赞美上帝,还给我这样的时间和机会。

 

2005年4月20日

 

[附] 就在昨天,我出狱的日子,另一个噩耗传来:被当局迫害判刑13年的我的好友刘贤斌先生的母亲邓代辉女士癌症晚期,弥留的日子只在数日内。家人希望刘贤斌与老母亲见一面的两次电报申请被有关当局置若罔闻。

 

[补记] 因为俗事,原本回城里呆两三天即回老家,但其他俗事也来了,一直盘桓到2日才得脱身。

5日是父亲的生日,我们姊妹弟兄和几个姑姑预备给他过最后一个生日。

4日中午,我从迷糊到沉睡。他的病突然加重,母亲和祖母叫我我不醒。她们以为我没有回应。3时,我才醒来,大姐去问父亲是否给他去拿杜冷丁针剂,他点头称是。等待中我给他喂了3粒杜冷丁片,他才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

针剂拿回来,我想当然地认为父亲还有较长的生命日子,不宜过早使用针剂,如果那样,后期就会对药物有依赖性,再至于失效,疼痛会很厉害。晚上6点,二姑让我请神甫或教友来作临终祷告,我很犹豫,担心会给父亲的精神有压力。如此反复着。

坚持到晚上10点,家人和亲友劝我先行休息,我迟疑着离开。晚上11点30分,我和妻子被叫醒。父亲迷糊中叫我和妻子的名字,夫妇俩忙不迭下楼。妻说:

“爸,祖母和母亲我们会照顾好的,你放心。”他作了听见的表示,睡去。我和在妻他的床头守着、歇息。

5日0:20,父亲静悄悄地停止呼吸,离开这个让他坎坷一生的世界。

父亲,你的生日成为丧日!

因为是乡下,又是夏天,又在瘟疫(猪链球菌)疫区,不宜延时停放。第二日晨,暴雨不断,我们冒着暴雨火化,预备下葬。

殡仪馆前,妻说:“爸,这是去天堂的路,我们送你。”

11时,我捧着父亲的骨灰走在前面,儿子捧着爷爷的遗像紧随我后,弟弟举着十字架。身后是诵经和祷告的教友,再后面是百余人的亲友送葬队伍,我们缓缓行进在雨后的乡村道上。

帮忙的石匠们打开预先预备的墓地,墓室内有茂盛的植物生长。那些尺半还高长的植物,在众人的惊呼中被分、被抢了干净,并说这生长和茂盛是一个奇迹。那植物据说能够防病治病。

父亲,这是美地穴,这是你和我们的福分,你的肉身在此安歇吧。

而你的灵魂,基督会接引升天。

我们彼此放心好了!

别了,父亲。我们将在天堂与你见面,会聚。

父亲姓欧阳,名讳作栋。生于1940年农历七月初一日,享年65岁。教名,伯多罗。

 

《议报》第1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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