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开始有意识地网上言说,除了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的张扬以外,我开始为我身边的一些因为自身和国民权利遭受侵犯而抗争的人们做见证。

我是一个悲观意识比较浓厚的人,所以,我如此说:无论他们或我们的追求有没有未来,我都将尽我的力量,来见证眼前这个时代的真实努力的一面。我坚信,因为我或更多人的见证努力,未来的人们只可以这样说:他们作得好或不够好。而决不会说:无,没有。

2002年,我直接从事与网络有关的工作谋生,我主持一个定位为中产阶层的代议士的民间论坛,结合我的原有写作状况,一个叫《别样的中国》的系列写作计划出奇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开始从容不迫的写下去,直到被绑架入狱。

一位网友知道我入狱的信息后,不顾天旱地冻,三千里奔袭,到成都市看守所请求接见并被拒绝,她在监狱城堡外和成都火车站泪水滂沱。

其时,我已经从余杰先生的故乡蒲江县霖雨镇押解回成都,还在文庙后街的省看守所里享受糖衣炮弹式的优渥待遇。国安们威胁说:“不配合?把你弄到市看守所里去夹起!让那些死刑犯、抢劫犯整死你!”

我出狱后,该网友说,因为我的这个经历,她很受刺激,写作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看了她的新作,其言不虚。我为她的一首诗作添加了一个题记,为:

泪水不能坍塌罪恶的城堡,我选择为疼痛作见证。

其实,这更多地是对我自己的写作而言而已。

我的一个个朋友,我置身其中的国家的一个个国民,仅仅因为行使言论的权利或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就不容于当局,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我的视线中被抓捕不见。

王怡先生说得好:“没有甚至明知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形下,仍然剥夺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其他人权,我们只能把这样的行为称之为绑架。”

对这种绑架的无法阻止,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只有作见证。

郑贻春先生在《抗议中共对欧阳懿的文字狱审判》中宣称:“判决无罪之人为有罪之人,是罪行。”

对这种罪行的无法阻止,郑先生和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只有作见证。

我们这些自愿作见证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生而自由,为自由而生。

我们深深地知道:对他人今日的绑架或其他罪行侵犯,也是对明日之我的侵犯的开始和必然。

请看,在对李海、刘贤斌、秦永敏、吴仪龙、杨子立、杨建利、赵常青、杜导斌、刘荻、欧阳懿……的侵犯还未结束的时候,师涛先生、郑贻春先生、杨天水先生、许万平先生也被侵犯着了。

抗争的起点,就是正视这一切的侵犯的发生,就是为这些发生和抗拒作见证。

我出狱后,廖亦武先生说:欧阳,你是能够为这个时代作见证的人。

编辑《别样的中国》(第一辑),应该说是这种我的见证的最初努力中最重要的一步。

刘贤斌先生是我高中时代的同学、好友,他的理想、信念、努力和长刑入狱,这些都是我比较熟悉的,它们没有一件事让我想起来不疼痛至于泪下的,我的见证努力从这里开始。

刘贤斌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渐渐浮出水面的群体,是一个时代。所以,他的入狱,或许有大损失于这个群体,但决不会导致这个群体的消失,他所代表的时代也就要继续。于是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这样说:

刘贤斌入狱了,刘贤斌还在,在渴望自由和权利的人们居住的任何地方。

如果这个文集中关于欧阳懿的文字过于多了一些,请你不要介意这个文集的作者是欧阳懿本人,欧阳懿何足道,你把欧阳懿理解为刘贤斌和他所代表的群体、时代才是作者的本意。

为了有助于这种意义,我在下篇中编入了其他一些师、友的文章,他们的授权和其它许可,是对我个人和刘贤斌所代表的群体及时代的理解和支持。

这个国度的政府和它所代表的文化在深度腐败、腐烂,但这个国度又显示出一种强劲的复兴趋势,这就是我所说的“别样的中国”的“别样”的意思,我的见证努力,正是要向世人展示这种强劲的复兴趋势背后不为人知的人和事。

我在《别样的中国》的题目后加入(第一辑)的字样,是要表明一种努力的趋势或方向。对于我个人和我们这些信奉“生而自由,为自由而生”的人们而言,这或许不能或不够,因而我渴望有更多的人们加入到这种为疼痛作见证的队伍里来。

谨此,是为编后语。

2006年1月12日星期四,于遂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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