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圣诞节午后,揭竿而起反抗英国母国的军官们,将北美殖民地军队排列成小组,向他们宣读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写成的《北美的危机》(The American Crisis)。在战斗前夕,这篇著名的公开宣言在那些准备为独立而战的人听起来有一种激动人内心的神圣感。“这是考验人民灵魂的时刻,”潘恩写道,“在当前的危机中,精壮的战士和乐天的爱国者会在为国家服务的责任面前畏缩不前,但是今天能坚持战斗的人应当得到全体男女的爱戴和感激。专制制度就像地狱一样,是不容易被打破的,但是我们可以堪慰的是:斗争愈是艰巨,胜利就愈光荣。”12月26日,北美殖民地军队横渡特拉华河取得了特伦顿一战的大捷。从此大英帝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统治被撼动了,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未来世界的强权大国的诞生,迎来了曙光。

《拿破仑法典》是民法,民事诉讼法,商业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总称,是西方法制史上一次历史性的系统立法。其中尤以1804年3月议会通过的《法国民法典》最为成功。这部在两个多世纪后仍在实施的民法典,包括物权,债权,婚姻,继承以及许多沿用至今的民法概念,是第一部把罗马法的基本精神完整传承到近现代社会的民法,《法国民法典》确立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明确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和价值秩序,成为后世各国立法竞相效仿的典范(中国是要到1990年代才通过民法典,说起来文明与法制上落后法国将近二百年)。这部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它将《人权宣言》中关于财产权,名誉权等基本人权的概念树立起来,并在以后的历史中逐渐推广到了全世界,从而被认为是大革命结束的标志。

拿破仑对自己主持制定这部法典非常满意,他在《圣赫勒拿岛的回忆》中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四十次胜仗,滑铁卢一役抹去了关于这一切胜利的记忆,但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是永垂不朽的,那就是我的法典。”换句话说,这,就是拿破仑的历史定位。

1949年以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当时以殷海光,雷震,毛子水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官员贪腐无能,以及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 这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反省截然不同,也是双方的分歧所在。在蒋介石看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管好党,除了很多的内奸,没有纯洁队伍,革命意识涣散。所以主要是要整党,要改组。因此,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把「五四」运动以后逐渐形成的民主与科学思想从人民记忆中抹去,因此厉行思想管制。在那样压抑黑暗的年代,民主宪政的理想之所以还能维持于不坠,实与殷海光这一批人在《自由中国》发表的言论,具有密切的关系。

而殷海光的意义就在于他的入世精神,他不畏权势也要介入社会公共事物的态度,后人评论说:这种入世的使命感使他不消极,不气馁,不自怨自艾,不上山静思,也不玩世不恭。当然,这也会付出代价。后来,《自由中国》被停刊,发行人雷震重判十年,殷海光长期受到当局打压,无法公开表达言论。今天台湾的民主发展,就是那种代价结出的花朵。

来源:《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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