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至15日,春节前夕,习近平回到陕西省的延安,第一站就是他40多年前插队劳动7年的地方——延川县梁家河村。于是,海内外的媒体多有报道,但呈现两极,国内由于言论管制,几乎全是一片赞扬声,海外则贬大于褒,前者不需多谈,后者总的来看,大多认为他是作秀,至多不过是逢年过节时礼节性的寒暄,以前的中共领导人也经常如此,甚至一些已入狱的被证实是贪官的人,也不脱俗套,但这次是在全国史无前例的一场反腐运动中,习近平回“家”探亲的,而且,大清洗式的运动方兴未艾,故显得意义有些不同寻常,有人问道:这次春节前的延安之行,透露出什么政治信号?

官媒的报道说,46年前,15岁的习近平,来到梁家河大队,开始了他艰苦却受益终生的插队岁月——住窑洞、睡土炕,忍耐跳蚤叮咬,与村民同吃同住,打坝挑粪、修公路、建沼气,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直到1975年秋天才离开这里,整整7年时间。也就是说,习近平第一次下基层,一下就是7年。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习近平曾将这首诗改动几个字,表达他对上山下乡的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显然,习近平下延川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像他这个年龄的人都怀旧,想回到当年劳动的地方,重温故事也在情理之中,但作为刚接班的领导人,恐怕没那么简点,如同他两年前去深圳首倡改革开放一样,他的团队策划,安排他去延川,主要是针对目前中共执政危机,所做出的明智之举,毫无疑问,贪腐已成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死穴”,从70多只大老虎的落马,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假如再不刮骨疗伤,中共在一夜间垮台,整个社会进入动乱,绝非危言悚听,习近平也好,王歧山也罢,都在延安窑洞土炕上挤过,深知民间的疾苦,岂能不忧虑而愤怒,所以,他们一朝权在手,便力拔千钧打老虎,这没什么值得怀疑的,所以,我写过《王歧山打老虎,动了真格的》一文。

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搞廉政反贪,目的非常清晰和明确,是为了“救党”,也就是说,还得靠各级官员按照现有政治框架工作,于是,他们留恋父辈的耀邦式的,仲勋式的清廉和勤恳,这是不容怀疑的,顺理成章的,既使是那些坚定的反共的人,也不得不敬佩胡耀邦,习仲勋和赵紫阳等,他们没有理由不怀念自己的老一辈,我想,习近平精心选择这个时候去延川,当然有晚年怀旧色彩,但总的看,还是强调榜样和引导的作用,似乎在说,你看,我当年下乡时,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住窑洞,睡土炕,吃一样的饭菜,干一样的农活,但现在一些干部却越来越不像话,抓一个贪官,查抄的不义之财,少则百万,多则上亿,以至像薄熙来等大老虎那样,多得法院都不敢直言,因为如果如实告诉老百姓,就会引发“情绪爆炸”。

这方面我自己有些体会,不能说,不也有一点怀旧情绪:1974年9月7日,笔者也卷入上山下乡的大潮,那时搞“厂社挂钩”,我父亲是市政府农牧业局的保卫科长,我就下到新金县泡子公社谷泡子大队,呆了4年多,类似习近平的经历,与其大同小异,但我没入党,不是不想入,而是我表现懒散,入不进去,我们最大的共识是:那时的基层干部比较清廉,一是社会风气比较好,干群关系融洽;二是经济条件太差,也没什么可贪的。记得我到村干部王鸿宾家,看到的情景愕然,除了一口大铁锅和房梁上嗮的苞米棒子,他家什么也没有,我们知情吃得比他们要好一点,但后来到了1978前,形势就开始变了,社会上流传一句顺口溜:“只有认识人儿,才能走后门儿”,它概括了官场生态,有一些知青为了回城而挖门路,给干部送礼(烟和酒,但不兴送钱),有些女知青则投怀送抱的,一旦事败,就反咬人家“强奸”,害了不少干部,等1978年我考上大学之后,慢慢地社会风气向坏的方向演变了,以至“六四”以后,贪腐之风盛行。我想,习近平很了解中国的现状,他想力挽狂澜于既倒吧。

官媒的报道说,习近平的言行明白无误地告诫广大干部:要下基层,而不是跑上层。这就点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处,是否要因为制度性的大面积腐败而动大的手术,浏览网上浩如烟海的言论,不外乎是三派,反党,改党和爱党,第一种是“逢党必反”,只要中共做的一切都不对,要彻底清算;第二种是分清好坏,一部分党员是对的,好的,或较好的,不能一概打倒,应当改革,抑恶扬善,优胜劣汰;第三种是“拥党派”,只要是党做的都是对的,谁批评党就是敌对分子,必须严惩。我属于第二派吧。从我观察看,这一届的主要领导人习近平,王歧山,李克强等人,都是“改党派”,而改革从反腐入手是抓住了“牛鼻子”,是收拢人心,顺应民意,而又凝聚社会共识的,像习这一次下延川就是要以身作则地告诫各级领导,要干活别贪钱,要下基层而不是“跑部钱进”。

“跑部钱进”是薄熙来创作的词句,意思是领导干经常要带点海参等礼品,到北京国家各个部委办去跑步,请吃饭,拉关系,批项目和争资金,再回到基层搞建设,应当讲这是立竿见影的,大连上个世纪经济发展比较快与此有关,大连的一些人怀念薄熙来与此有关,但一些“跑部钱进”的领导,包括薄熙来,谷开来在内,都借机贪污受贿,他们通过律师事务所和惠瑞斯故问投资有限公司,贪占掠夺的钱财数以亿计,这在大连已不是“神马”秘密,显然,习近平现在所提倡的不是“跑部前进”,而是“下乡干活”,也就是他到延川去释放的另一强烈信号,用实例来提醒党员干部:你们要走群众路线,而不能搞官僚主义。

但是,多年形成的僵化的干部选拔体制,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单是榜样作用和回归旧情,恐怕治标不能治本,权力是某一个上级领导人授予的,假如他人品像胡耀邦那样好,可能他选得人就无大碍,假如他是徐才厚那样买官鬻爵的家伙,就会权钱交易,出多少钱就给多大的官,这样问题就大了,当上官的人就要索贿,连本带利捞回来,实际上,现在一切都在商品化,官场也是如此,中国有,外国也有;共产党有,民进党也有,人性的弱点都会应运而生,所以,习近平什么事都亲自去做,工作会很累,比如这次下乡就比较辛苦,我不怀疑他的诚意,也为他对待梁耀才的慷慨解囊而感动,但中国太大,积怨太多,干部太贪,民众太苦,与其事必躬亲,疲于奔命,不如深思熟虑,举一反三,抓住更大的“牛鼻子”,把竞争机制引入社会每一个角落。

以前,我在基层也做过采访,了解一些情况,像村一级的官员,已有一些地区就是民选的,比如旅顺口区水师营的长城镇,它选出的干部就比较清廉,因为贪占懒惰的人没有选票,但上级领导怕失去权力而停滞“升级民选”,把试点局限在村一级,不敢再推进,实际上,这一点也不可怕,乡一级,镇一级,县一级,市一级干部完全可以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海选,权力由老百姓授予,上来的干部自然不必贿赂上级,当然,还会有“贿选”的新问题出现,这也不要紧,可以用司法来规范,为了不引发官场裂变,政治崩盘,可以分几步走,省级以上暂不要动,下面的基层乡镇县区可先变,这样的变革是制度性的改革,也是大势所趋,如果习近平做了,社会就会动乱吗?我认为正好相反,不乱反安,它既救国也救党,救无数的贪官污吏,救现在更救未来,等习近平,王歧山退休了,也少出贪官,岂不皆大欢喜?

2015年2月15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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