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启蒙者,言论尽可激烈、出格,尽可非主流,太主流的话根本没人理你,如果非主流到一定境界,甚至反倒可能被捧作名士。但若论及政治操作,在言论上就须谨小慎微,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就可能授人以柄,众叛亲离。

今天下午正在公司读张鸣先生的《再说戊戌变法》一书,恰好看见一校内好友的状态,大意是如果真出什么事的话就该让精英冲在前面,让老百姓躲在后面。当时就觉得无法认同,于是随手写了条状态,权作表明个人对此的看法,该状态原文如下:

“又见有人说出事了要让精英冲在前面,老百姓躲在后面。我就蛋疼了,你当人家精英傻啊?你让福泽谕吉去扛枪倒幕?你让梁启超去砍北洋新军?没那个本事扛旗那你就是扛枪的命啊。谁让你小时候不好好读书来着。”

要是预见到这条不经意的状态能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困扰,我肯定不写了。

是这么一回事,我刚下班回家,李公子便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吵架,主题围绕着那条状态,大意是指责我凭什么看不起扛枪的,精英有什么可优越的,云云。我自然不服,据理力争,就这个问题吵了近2个小时,整个争论过程我保持了最大限度的理性与风度,态度温和,语气自然,神情儒雅。反观李公子,全程一副恨不得把我杀了的表情,眼神里写满了“去死吧,阶级敌人”“傻逼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

吵到刚才,李公子撂下一句话:“哼!我今晚不做饭啦!”我当时就恐慌了,顿时钱谦益、郭沫若附体,骨子里包藏的缩卵文人的因子瞬间就爆发了。于是决定写下这篇文章,阐述本人对上述相关问题的理解。以期得到李公子的谅解。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我写下那条状态时的语境,那位校内好友的状态其实是指向于建嵘等(还有谁我想不起来了)知识分子的,所以我在当时语境下所理解及阐述的“精英”仅局限于知识精英,这从我举的栗子,福泽谕吉和梁启超,其实也能窥得一二。

其次,也有其他人转发我状态时将其理解为与国共或者革命相关的事,其实我本意并非如此。扛旗和扛枪只不过是兴手拈来的类比而已,我想说的其实是思想启蒙(我知道这个说法大概又要引起一些人反感,且其内涵过于狭义,但鉴于我一时还想不到更好的说法,就暂且如此吧,还请从相对广义的角度加以理解)及政治操作的关系。

关于思想启蒙及政治操作的关系问题,我近日确有些思考,当然都不是原创的,完全基于张鸣先生在《再说戊戌变法》一书中的解读。

在张鸣先生看来,康梁的一大悲剧就在于“身兼二任”,即,同时承担思想启蒙及政治操作两项任务。限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甲午刚败给所谓的“区区三岛倭奴”,“同光中兴”的幻象被打破了,相当一部分士人认为国家法制典章若再不行突变,就要彻底完蛋啦),维新实际上是仓促启动的。纵然康有为等在万木草堂时便常怀改变中国之志,但直至甲午惨败之前,西学(尤其西政、西史及西法典章等社科领域)在士人中其实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李提摩太编译的西学书籍在甲午之前销量低迷,曾国藩捣鼓了半天,士人还是对送幼童留洋颇怀忌惮。强学会创设之初,欲求一世界地图而不可得,后还是托人自上海带来一份,会中诸人视同拱璧。此时距曾国藩上疏学习洋务已过三十余年,实为讽刺。士人之中尚且如此,毋论底层百姓了。

在此情况下,康梁就被历史及命运推上了身兼二任的悲催位置。一面,士林中对西学的渴求陡然大增,士人都急盼着了解我大清缘何败于日本这撮尔小国,这便使得康梁这些先觉之士不可避免地要做些思想启蒙的工作(虽然当时康梁对西学的了解还比较粗疏,但放在颇似井底之蛙的传统士人面前,已然是先知了)。另一方面,下至寒士,上至疆臣皇帝,都顿生出强烈的危机意识,即便是公认的顽固派大臣徐桐,亦觉得须在政治上行些变革了。加上康有为骨子里颇带点传统士人“好为帝师”的秉性,参与政治操作也便是很自然的事了。

无论古今,思想主张及政治操作是全然不同的两码事,应是公认之理,但说起来很容易,具体操作起来就颇不简单。当然,我们大可举出一些个例说明有些天赋异禀的人确有身兼二任的能力与魄力,但须注意到,这终究是个例,是少数。即便是这些天赋异禀之人,亦晓得政治操作须有许多顾忌,而不可尽如思想启蒙那般肆无忌惮,语惊四座。精明如毛泽东者亦不敢在米帝考察团前将中共的思想主张和盘托出,这才给了部分米国人一个“中共非俄式共产主义政党,而颇似社会民主党”的印象,这便是晓得思想主张与政治操作之分别的体现。

因此,一些成功的政治变革中,思想启蒙者及政治操作者常由不同人担任。譬如明治维新中,既有像吉田松荫、福泽谕吉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亦有如大久保利通及木户允孝之流的政治操作者。究其原因,诚如张鸣先生所言:“思想启蒙及政治操作都是非常繁难的任务,而这两项任务本身是有冲突的,不应该其实也不能由一种人来同时承担。”

而康梁在政治上显然是不成熟的,其在政治实践中值得诟病之处实在太多了,而且多为职业政治家不太可能犯的低级错误。譬如洋务派本是该团结的对象,在维新初起时,仍掌握着地方大权的洋务派本是颇认同其主张的,李鸿章甚至主动要求捐资入会(强学会)。但康梁则因文人固有的精神洁癖及失败的政治操作等原因,将其越推越远。但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康梁身兼二任的同时,未能区分思想主张及政治操作的界限,时常混淆之,而在外人看来,也不甚清晰。这也吓跑了一些包括洋务派在内的可团结的力量。具体是如何吓跑的呢,下面详述。

作为思想启蒙者,言论尽可激烈、出格,尽可非主流,太主流的话根本没人理你,如果非主流到一定境界,甚至反倒可能被捧作名士。但若论及政治操作,在言论上就须谨小慎微,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就可能授人以柄,众叛亲离。

正因为康梁同时处于思想启蒙者及政治操作者之位置,本就让人不可避免地将其思想主张混淆作其施政纲领。这样一来可就不得了了,康梁的很多言论自然就被保守者归入“无父无君”的范畴了。其实,“无父无君”的话若从一个报人或者纯文人口中说出,倒也没什么,至少不至于引得举国哗然。但若从一个政治操作者口中说出,即便言者的本意无非是对主观理想的表达,但在闻者看来,这就不可避免的要成为言者日后的施政纲领。甚至梁启超在私下对学生所述之语,也成为被上纲上线的罪证,康梁在私下的言论自然是“言之未尝有讳也”,但诚如梁本人后来所回忆的:“此种言论,在近数年来,诚数见不鲜,然当时之人闻之,安得有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无足怪。”说句今天诸君耳熟能详的话:“这样的人要是上了台,那还了得!”所以康梁终究是“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家。”

结合今日事看来,张鸣先生的这种说法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譬如尚囚于锦州监狱的某先生,只因当年“三百年殖民地”一语而遭诟病二十余年,其实此话在当年自某先生口中说出时,并未引起什么轩然大波,因为这在当初不过是其作为学者的一家之言罢了。可自从这位先生参与政治之后,这话在公众面前的分量可就全然不同了。何也?言论的性质转变了。该话已从一名非主流学者的非主流言论被断章取义地转变为其政治纲领了。如此一来,焉得不天下大哗。人们自然担心:“这样的人要是上了台,那还了得,还不得把中国给卖了?”

就我个人看来,其实这是多虑了。首先,某先生上台的可能性很小,就如康梁一样,不具备政治操作手腕的理想主义者,很难在政治运动中站到最后。退一万步说,该先生机缘巧合地上了台,那么也不必担心。何也,作为学者的某先生和作为政治家的某先生岂能一样?我们今日何以将国家主席视作一个国家机构,而非个人,诚缘于此。况且,政治得势显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在该先生所希望构建的政治框架中,即便是得势者亦要受到相当大的制约与分权。把该先生上台当作“君临天下”一般可怖之事的人,在政治上未免过于幼稚。若真是露出几分要把中国卖了的愿望,恐怕屁股下的大位还没坐热乎呢就得走人了。

所以,在变革时代中渴望作为的人要清楚自身的定位,是思想启蒙者呢?还是政治操作者?思想启蒙者扛旗,政治操作者扛枪。旗不是每个人都扛得的,难道一届白丁能担起思想启蒙之重担吗?同理,枪亦不是每个人都扛得的,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有道德洁癖的文人是玩不转政治的。扛旗的就踏踏实实地扛旗,别瞎指挥枪,扛枪的就老老实实地扛枪,别动不动就想自己造个旗来扛。但偏就有这样的人,本该扛旗的想扛枪,本该扛枪的想扛旗,对于这些人,我只有一句话:“你没那本事,那玩意你真未必扛得动。”想换个东西扛当然可以,但是前提是得有那本事,落在实处便是康梁得学会些政治手腕,袁项城也得多读些书。启蒙者没有丰富的知识积累是不行的,政治家、运动家不搞手腕、太理想主义也是不行的。所以我说:“没那个本事扛旗那你就是扛枪的命啊。谁让你小时候不好好读书来着。”这虽是一时激烈的想法,但私以为并非无因之语,如果说要补充完整的话,那么后面还有这么一句:“没那个本事扛枪那你就是扛旗的命啊。谁让你自小只晓得窝屋里读书来着。”

总结起来其实就一句话:

毋羡人长,毋炫己短。

来源: 北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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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迦南:我的老婆是毛左” 有 1 条评论
  1. 烦的是有些人既没有学者的宽容,又没有政客的手腕;像政客一样狭隘,又像学者一样没有操作能力和勇气;把自己当作政客,可是在谈到行动的时候又拿学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同时用政客的标准来要求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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