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老对我附耳低言：“杂文家们要学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我们这些老家伙无所谓了，可你们年轻人路还长，不能图一时痛快而招惹麻烦。”
曾彦修，一个一辈子以宣传他人为己任的新闻人、出版家和杂文家，在近日不幸因病去世后，其鼎鼎大名和传奇经历被全国各种媒体广泛传播——
他是1937年到延安的老革命，曾跟随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去陕北农村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研究;
他是1949年创刊的《南方日报》首任社长和总编辑，后调到人民出版社历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和社长;
他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的第一个“党内大右派”;
他在1978年斗胆写材料揭发康生，为胡耀邦主持平反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提供了重要依据;
他在1981年冒险上书周扬、习仲勋、胡耀邦，替遭到“文革”余孽围攻的杂文家冯英子陈情解围;
他在1984年“清污”运动中，为人民出版社的所谓“自由化”问题，愤然写下“万言书”与胡乔木进行论辩;
他被同志誉为“良知未泯的革命者”;
他被同仁称为“新闻出版界的一朵奇葩”;
他被同道赞为“杂文历史上的一座高峰”;
……
我与曾彦修先生年龄相差近40余岁(他生于1919年，我生于1957年)，资历和知识水平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可我们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他是我有生以来最为敬重的师长。
我第一次“认识”曾老，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步入杂文写作时，经《湖北日报》资深杂文编辑张宿宗先生特别介绍，说曾老是新时期杂文界的开拓者和领军人，要我在报刊上留意多读他的杂文。1985年，曾老在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49-1966、1976-1982)之后，觉得因该书容量有限，一些青年杂文作者的作品没能入选，他历来重视培养青年人才，为使更多的青年杂文作者脱颖而出，便热情提议并不辞劳苦地主编有史以来第一本《全国青年杂文选》。我当时还在鄂西边陲小城工作，不过是杂文界的一个“小学生”，张宿宗先生写信建议我从已发表的杂文中选出自认为是最好的一篇，寄给曾老“试试看”，我选了题为《漫话“敲边鼓”》的小文寄去了，本以为要像以往有时给报刊投稿那样“如石沉大海”，可不久好消息传来：我的“边鼓”敲响——文章入选了!我由此受到莫大的鼓舞，当时极度兴奋的情状似乎不亚于范进中举……后来我出版第一本杂文集《盛世明言》，便不揣冒昧地给曾老寄去并附信请求赐教。这本小册子是我的学步之作，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是难以“登大雅之堂”的，可曾老并未对它不屑一顾，而是在“略略翻过”之后以长者的风范给我写了一封长信，既给予热情鼓励，又给予中肯批评，其言谆谆，其情殷殷，令我受益匪浅，终身难以忘怀。曾老在写此信之际，恰遇《文汇报》“笔会”副刊一位编辑造访，谈话中曾老提及此信，这位编辑便建议将此信在《文汇报》公开发表。于是，曾老在给我寄来此信不几天，又特地发来一封短笺，就公开发表此信“征求意见”，并请我“不必介意信中的不敬之语”。我对此简直是“受宠若惊”，哪有什么“介意”之念?尽管我那时尚属年轻无知，但还是明白曾老此信的意义所在：它不仅对我，而且对众多青年杂文作者，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和很大的精神鼓励。
我真正认识曾老，是在1998年我移居北京时才得以实现的。当时我住在方庄，恰好与曾老近邻，便带着十多年的期盼心情登门拜访。曾老是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宜宾人，我是位于长江下游的湖北宜昌人，乃同一衣带水，说话和生活习性相近，因此见面后很自然地便有一种亲近感。他是我所认识的杂文作家中资格最老、名望最高者，尽管他面相庄重、神情严肃，说话时声若洪钟，一双大而如炬的眼睛紧盯着我，并时不时地“以姿势助说话”，令我不得不“正襟危坐”和“洗耳恭听”……可他没显出一点“谱”和“架子”，没讲一句“官话”和“大道理”，他的威严气势，让我只是感到敬而不觉得畏。随着与曾老的交往，我结识了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著名历史学家、杂文家王春瑜，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杂文家王得后，著名漫画家、杂文家方成等老先生，与这些老先生交往，不仅使我“不亦乐乎”，而且耳濡目染他们的学识和风度，使我在为文和为人上“双丰收”。
曾老在杂文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尤其是一些中青年杂文家对他更是敬重有加。他把杂文创作的振兴和发展寄希望于中青年杂文家，很早以前就把自己所有的杂文藏书全部送给时为青年杂文家、现任《求是》杂志副总编和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的朱铁志，其有意或无意之间把朱铁志当作了杂文事业的“接班人”，而当朱铁志从曾老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1949-1966、1976-1982)》之后，接手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1982-2000)》，这似乎就表明他们之间的“交接班”已初步实现了。
2010年春，我与朱铁志等几位文友去拜访曾老，其中一位是北大副教授、青年杂文家焦国标，他此前未与曾老见过面。当我们访谈结束临走时，朱铁志特意向曾老介绍焦国标的名字，坐在沙发上的年已91岁高龄的曾老，突然颤颤巍巍地站立起来，双手作抱拳状，面对焦国标深深地鞠了一躬，连连说道：“失敬，失敬!”想来曾老虽然以前与焦国标未曾谋面，但对焦国标的大名以及那篇轰动一时的大作是“耳熟能详”的，因此才对焦国标表现出如此的“礼贤下士”。焦国标是我们一行中最年轻的，曾老的这个非凡举动，不仅让焦国标“受宠若惊”，也让我们其他人感动得“惊心动魄”。曾老对青年才俊的尊重，由此可见一斑。
曾老搬家至奥运公园附近的公寓后，我也多次登门问候，他将新近出版的《鲁迅嘉言录》、《平生六记》赠我，让我如获至宝。去年春节后不久与朱铁志、张心阳、柯湘等文友去看望老人家，他已95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话劲十足，与我们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我原本计划今年春节后去看望曾老的，还特地从老家带了几盒适合于老人使用的野生葛根粉准备送给他和另几位老先生，可正月初六我正从老家湖北宜昌开车返回北京的途中，突接朱铁志短信告曾老病危住院，我返回北京的第三天便获准去协和医院看望他。躺在重症监护室的曾老头戴呼吸机，由于在我到达之前刚接待了于光远女儿的探望，家人说老人家可能很累了，他见到我时只能用眼神示意，秘书小马大声给他说“杨学武来看您”，他依然用眼神示意表明认出我了，并用瘦骨嶙峋的手指比划着在空中写字，他接连写了几遍，而我们不明其意，马秘书找来纸笔，他艰难地写下“四川……xxx”，后面三字难以辨认，他女儿还以为我是四川人，但我马上意识到他是想起了一次难忘的四川之行。那是2001年夏天，我陪曾老夫妇以及邵燕祥、牧惠先生去成都参加由我与四川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三峡风”杂文笔会，那次是曾老最后一次回家乡，与家乡人相聚显得很高兴，尤其与著名作家、杂文家流沙河、马识途、黄一龙等人，就改革开放和杂文创作等问题，放言畅谈，场面甚欢。在笔会期间，《四川文学》编辑冉云飞先生发言时言辞激烈，加之他年轻气盛，又剃着光头，俨然一副“愤青”形象，曾老不免有点“忧心忡忡”，几次问我对其他与会者的情况是否了解?还“紧张兮兮”地担心会议室有无窃听器?我还纳闷铁骨铮铮的曾老何以如此“胆小如鼠”?可他的一番悄悄话让我恍然大悟了，他对我附耳低言：“杂文家们要学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我们这些老家伙无所谓了，可你们年轻人路还长，不能图一时痛快而招惹麻烦。”……病危的曾老还能记起10多年前的四川之行，令我感动和唏嘘不已。
曾老是因感冒引起肺部感染而住院的，京城杂文界文友们一直在为他祈福，以为一向身体比较健康的他一定会战胜病魔。可就在我看望曾老后的第三天即3月3日，他终于被无情的病魔击倒而驾鹤西去……而就在4日晚我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写此文之际，朱铁志发微信告诉我：原定7日在协和医院举行曾老遗体告别仪式被取消，而且追悼会也可能不开了。得知此信，我悲愤难抑，夜不能寐，今晨给杂文文友微信群发去一则感想：“因对曾老怀有深厚感情，对他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生变难免过于敏感。昨夜难以入眠，想起我非常崇敬的胡风先生当年去世后，他的夫人梅志及其子女们不同意文化部拟定的悼词，拒绝召开追悼会，尸藏友谊医院太平间的冰箱里。胡风的好友、著名杂文家聂绀弩先生闻讯愤然赋诗曰：‘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唤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但愿历史不会重演!”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
2015年3月5日午时完稿
(作者补记：就在此文完稿的第二天早上，接到曾老秘书马立国用别人的手机发来的短信：“曾彦修同志遗体告别，定于3月9日上午九点准时在北京协和医院新外科楼地下一层举行。代发信息，勿回复。”由此“秘密”短信不难猜想，曾老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所谓“敏感时期”可能遇到了“风风雨雨”。庆幸的是在家人以及有关人士的努力争取下，告别仪式还能如期举行。然而更值得庆幸的是，当日下午又接朱铁志微信：“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以及朱镕基、温家宝等同志获悉曾老去世的噩耗，纷纷致电曾老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从下周起，在曾老寓所设灵堂，接受社会各界吊唁。”曾老的告别仪式及其吊唁活动发生如此变故和“逆转”，其中必有现在尚不能知晓的内幕故事。就在笔者发出此文的当天上午9时，曾老的告别仪式在协和医院举行，我本来列为参加者之一，昨日马秘书专门打电话，因告别仪式规模有限，而想参加的人较多，便以我在曾老去世前几天看望过为由，希望我把名额让给别人……为了让别人有机会见曾老最后一面，我表示理解和同意了，并与曾老的老友邵燕祥先生约定11日去曾家所设灵堂进行吊唁。)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