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的山头政治

中共的山头政治有其历史和文化根源,与清末民初甚嚣尘上的军阀主义一脉相承。中共凭暴力革命起家,而暴力革命又从占山为王起步。出身农家、初识马列的毛泽东之所以在党内异军突起,靠的不是理论功底,也不是组织才能,而是钻山沟、占山头,开创了暴力革命的井冈山模式。就政治高度而言,井冈山乃是中共第一山头,是取之不尽的政治富矿。毛一辈子胡作非为,其一切“伟大革命事业”无不以井冈山上所掘取的“第一桶金”为基础。直到晚年,每遇党内发生重大斗争,“伟大领袖”若凭胡搅蛮缠不能服众,便会祭出他的致命法宝:“你们不跟我走,我就回井冈山找红军去!”毛以此向高层同僚耍赖皮,亦以此逼不服气的对手认输。

红军时期的各大根据地、三个方面军,抗战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各大敌后根据地、党的白区组织,“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四个野战军、六个大区,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都是有一定份量的政治山头。战争年代,山头是中共组织体系的结构性因素,甚至可以说,中共的力量主要存在于各山头之中——去掉了这些山头,中共就只剩下一副空壳,与“八个民主党派”无异。每个山头各有相对独立的政治资源,有基于历史渊源和战斗情谊而形成的人事班底,有基于军功和统治地盘而形成的势力范围。每个山头都为中共“打江山”立下了自己的功劳,于是乎,也就有了论资排辈、论功行赏的机会,有了排座次、分交椅、“坐江山”的资格——老一辈死了,“红二代”、“红三代”们还打算着世袭这一资格。

毛泽东“五湖四海”用人术平衡各山头势力

中共所谓“五湖四海”的干部任用制度,说白了,就是各个山头都要照顾,各路人马都有机会,大家一起瓜分官职、利益均沾的意思。中共建国以后,无论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名额,部委、军区和各省的权力分配,还是元帅、大将、上将的授衔与排位,都曾刻意在各个山头之间寻找利益平衡点。比如说,李先念之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不倒翁”,除了其世故圆滑、投机取巧的性格之外,也是因为在张国焘叛逃、陈昌浩被踢出局、徐向前靠边站之后,毛泽东要为四方面军、西路军的众多部将留下一个朝廷的席位;抗战初期就已经脱离军务的徐海东之所以在开国大将里紧随战功赫赫的粟裕位列第二,是因为西北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早死,高岗已经倒台,本属四方面军的徐海东遂以先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经历勉强充当西北红军的首席代表;林彪摔死后毛泽东主动提出给贺龙平反,并要求“不要核对材料了”(毛当然知道那些整人材料太假,没有核查的必要),平反的主要理由是“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贺龙)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

毛泽东是玩山头政治的高手,既擅长拉山头、树山头,更擅长削山头、夺山头,拉自己的山头让它壮大。井冈山本是袁文才、王佐的山头,被毛泽东收编了;朱德、彭德怀两部人马其后上山,被毛泽东“会师”了。四方面军本是张国焘的山头,张与毛在长征途中尴尬会师,兵强马壮、人多势众的张部不肯臣服于衣衫褴褛、弹尽粮绝的毛部,悍然另立中央,最终被毛打散了(西路军的惨败一直被毛记在“张国焘错误路线”账上,其实不然。毛死后,李先念、徐向前根据存档的电报还原了西路军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均由毛和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事实,此结论经过了陈云的确认。)国统区的党组织、中共长江局、新四军本该是周恩来的山头,毛对之心存疑忌、不冷不热。皖南事变后,毛联合刘少奇予以接收改组,再经延安整风,周系山头大部被毛削除;以王明、博古、张闻天为代表的国际派更惨,虽曾长期以中共理论权威、意识形态正统自居,却一直未获得拉山头、建实力的机会。张闻天做了七年名义总书记,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山头作后盾,始终根基浮浅,腰杆子硬不起来,毛泽东“只需动一动小手指头”,就轻而易举将他推倒下台了。这说明,在中共的政治气氛里,虽有派系,若无山头,也终究站不住。

山头与正统:从井冈山到陕北

中共山头不光有大小之分,还有正统、非正统之别。在毛时代的中共官场,最正统的革命资历首推井冈山老革命,即以一方面军一军团为正宗;其次是长征老革命(又以中央红军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为正宗);再次是陕北老革命。毛泽东从井冈山起家,在陕北发家——从地方割据走向统治全国,陕北堪称中共福地。毛在延安整风时曾说过,“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大正统,陕北是小正统”。这话只能毛泽东说,别人说也是犯忌的——毕竟陕北这座山头是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之下搞起来的,其创建和发展与毛本人或毛派并无丝毫历史渊源。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陕甘边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一九六二年因小说《刘志丹》无辜蒙冤,被毛泽东诬以“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当时向康生揭发习仲勋的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上将就是抓住了“正统”二字大做文章。阎指责小说把陕北根据地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写得比井冈山还“正统”,目的就是要借拔高刘志丹以吹捧习仲勋,且“为高岗翻案”,以便毛主席死后习仲勋继承大统“接班当皇帝”。这个罪过可不小。一本纪实小说,阎红彦勾起了陕北革命江湖的历史恩怨,康生抓住了“配合主席”的天赐良机。打倒习仲勋是毛刘反目之前二人最后一次亲密无间的政治合作。于是,“利用小说反党”演变成了“习、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案”,贾拓夫被整死后又变成了“习、马(文瑞)、刘反党集团案”。这个“反党集团”再往上升级,最后成为“彭、高、习反党集团”,往下扩散,成为“西北反党集团”,株连数万人,死伤惨重,陕北革命旧部几乎全军覆没!几年后,告倒习仲勋的阎红彦也被“革命群众”给吓死了。毛泽东就是这样报答陕北根据地的养育之恩的。

习仲勋两次陷山头牢狱之灾

阎红彦不是外人,而是土生土长的陕北老革命。陕北原本是个小山头,但山头虽小,却山头里面有山头,又分成陕北与陕甘边两块,形成了谢子长、阎红彦一派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一派,两派不和,内斗很激烈。“三嘉原事件”两派火拼,阎红彦充当谢派打手,亲手枪杀了刘部骨干赵连璧,缴了刘志丹的枪,还就地解散了刘好不容易拉起来的队伍,从此两派结下不解的仇怨。原四方面军徐海东部进入陕北后与谢派结盟,陕北的内部倾轧更加复杂。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是山头矛盾恶化的结果,刘志丹派是挨整的一方,陕甘晋省委的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及其上司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徐海东部红二五军的肃反专家戴季英是整人的一方。当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刘志丹派干部已有二百三十多人被杀,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甘边根据地创始人均被严刑拷打、残酷虐待,命在旦夕。习仲勋回忆说:“毛主席再晚来几天,我们就被活埋了。”此后高岗成为毛的亲信,高又将习仲勋推荐给毛,延安整风时毛亲自召集西北高干会议,追究当年肃反责任,并将高岗树为“陕北正确路线的代表”。但阎红彦们不服输,阎一直认为刘志丹派不过是打家劫舍抢女人的土匪,谢子长才是陕北革命的正统,言下之意谢死之后他才是陕北的代表人物。阎以此与高岗、习仲勋为敌,从不放过任何一次落井下石的机会。倒是当年差点被他们整死的高、习对仇人更加宽容一些。何家栋先生回忆说,遭受了十多年牢狱之灾习仲勋提及苦难往事,并没有抱怨过阎红彦一句。可怜习仲勋,一生两次九死一生的无妄之灾,竟都与陕北历史上山头主义的无谓“正统”之争有关。

中共始终未摆脱山头主义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扫荡山头主义的杰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各党内派系均遭重创,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山头均被“掺沙子”、“挖墙角”、换班子。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山头、以高岗为代表的陕北山头异军突起,地位上升,成为毛的“亲密战友”,七大以后成中共政坛显贵。毛是斗争高手,在延安与刘少奇打得火热仍不忘未雨绸缪,提升高岗乃是毛为了制衡以至对付刘少奇预做埋伏,因为毛素知高岗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为中共正统,厌恶且瞧不起刘少奇及其“白区党”,认为白区起家的刘少奇不配获得“接班人”地位。一九五三年“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东北王”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身份进京,关于此中深意,习仲勋曾对李锐说过,毛泽东明确告诉高岗,调他进京就是去顶替刘少奇当“接班人”的。高岗大概是把毛“陕北是小正统”的言论也当真了,结果成了毛刘斗争最早的牺牲品。如今,当年陕北山头的血统传人,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终于坐上了大位,这似乎应验了“小正统”之说,由此依稀可见中共政治的山头主义和血统主义底色。

最近,中共“打虎”战场上传出“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那一套”的“最高指示”,坊间传言薄、周、徐、令是“新四人帮”;人们已经看到“石油帮”、“四川帮”、“政法帮”、“山西帮”、“江西帮”,接下来可能还有“江苏帮”。这些帮派(其实应该叫山头)“盘根错节,顷刻瓦解;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毛泽东语);军队也正在仿照毛邓“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方式进行人事重组,反腐运动似乎越来越变成了一场反山头运动:腐不腐倒在其次,要害在于有没有山头。而另一方面,习近平主政闽浙沪时期的昔日“从龙之士”,以及家族世交、本人旧友纷纷走上了各级党政军领导岗位,“习家军”隐然成形,这似乎又是一场拉山头运动。夺人家的山头,树自己的山头,习近平的“治国理政”风格确乎神似当年老毛。但拉山头也好,砍山头也好,以山头反山头是走不远的,正如以腐反腐是行不通的,当今社会唯宪政化民主化为去山头化之康庄正道。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争鸣》2015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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