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为历史而活——独立中文笔会2014年自由写作奖颁奖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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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春夏之交,百万字巨着《墓碑》在香港公开出版,旋即成为一个历史事件,因为在此之前,三年大饥荒只存在于民间零散的讲述,在独裁政权教科书中,饥荒又变成“自然灾害”,被一笔带过.纵观中共官方历史,众多血腥杀戮都被一笔带过,比如土改、镇反、新疆和西藏的屠杀、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直至晚近的天安门大屠杀,死亡数字从来都是糊涂账.草菅人命已经成为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不少体制内文人,过滤这种种腐屍堆积的“民间故事”,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西方意识流手法,调配出“超越人性、阶级和国家”的“永恆文学”。这些高度技术化的、分寸拿捏恰到火候的文化产品,在国内能够出版,在国际能够得奖。而得奖指标又成为“大国崛起”的指标——让最重要的国际奖项沦为十几亿人口的洗脑工具,是后极权中国的一大发明。

价值混淆的当口,杨继绳的《墓碑》恰逢其时地出现.历史记载反证了文学创作的苍白。在新中国几十年,灭绝人性的现实一而再、再而三地嘲讽文人们急功近利的提炼和构思。《墓碑》翔实记载了这场发生在“和平时期”的灾难——据不完全统计,全中国饿死3600多万人,人吃人的案件达1000余起。在人类历史上,毛泽东一手制造的这场死亡浩劫,领先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和斯大林的大清洗,成为天下第一。而饿死的过程漫长而残酷,人在饥饿面前,为了苟延残喘,道德人伦、理性尊严荡然无存。好死不如赖活着,哪怕像畜生一样活着,哪怕比其他人晚死一天两天。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的毒气室和斯大林的秘密处决,也比毛泽东的饿毙来得快捷、仁慈许多。

杨继绳最初的死亡记忆来源于父亲,大饥荒肆虐不久的1959年春天。他说:我们家屋门口的榆树已经只剩下剥掉了皮的树干,根都被挖了出来。进入屋内,看到父亲半躺在床上,眼窝深陷,皮包骨头.没过三天,他就死了。成为3600多万饿殍中的一员——这一刻注定了杨继绳一生的命运,他立志要成为新闻记者,但独裁之下无新闻,因为“毛泽东的权力从人们的脑子延伸到他们的肚子。”杨继绳在书中写道,“不管中国人的脑子里想什么,肚子里吃什么,全都受到毛泽东的控制……他的权力延伸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座工厂、每一个车间、每一户家庭。”

在几十年记者生涯中,杨继绳跋涉千山万水,深入了全国12个省的数百个县,通过各种渠道,接触了大量封闭的档案资料,採访了大量大饥荒的倖存者。再经过长时期的甄别和整理,直到进入暮年,才水到渠成。书中骇人听闻的叙述比比皆是。如安徽全省饿死的人在五百万到六百万之间,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在安徽亳县,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出现了人肉交易市场,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买卖人肉。

杨继绳说,《墓碑》在40年前出版我会被枪毙,30年前出版我会坐牢,现在毛泽东作古多年,阴魂不散,《墓碑》也只能是流入盗版市场的禁书。如今这禁书已经有了英文和德文版,并获得以《通向奴役之路》作者命名的哈耶克奖.这样漫长的地下写作,令人想起汉代司马迁,被独裁暴君阉割之后,于奇耻大辱中撰写《史记》。杨继绳没像他同时代的多数人,从精神上被阉割,也没像他同时代的极少数先烈,如林昭等,从肉体上被虐杀,受益于父亲之死赋予他的使命,罪恶一定要被记载,只有记载下来,将来的人们才会“以史为鉴”。他是为历史而活,或者活在大饥荒的历史中。正如索尔仁尼琴活在《古拉格群岛》中,监狱成了他的信仰,他贯穿始终的人生动力。他说我是一头小牛犊,我要朝一个方向,一直抵下去,直到抵断这棵暴政的大橡树。

我们明白,人类设立的奖项多如牛毛,因为生而为人,甚至生而为动物,都有对荣誉的本能渴求。我们明白,这个小小的自由写作奖,对公众的影响力,远不如东西方的若干大奖,甚至不如共产党的孔子奖、矛盾奖.然而,这是被独裁体制排挤和打压的自由写作群体,所设立的瀰足珍贵的奖,我们此前的十余名获奖者,既是异端中的佼佼者、历史见证者,也是汉语文学不可或缺的闪亮环节。

即便如此,亲爱的杨继绳,你划时代的成就也超出我们赋予你的荣誉.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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