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新诗的人中，不乏公众眼里的重量级人物。季羡林、韩寒一老一少曾对新诗做出了在他们看来堪称毁灭性的打击。这种臆想中的打击对于新诗其实无关紧要。不懂行的人除了制造笑柄，说什么都没关系，联想到季老多年前“中国文化可以拯救西方社会”的豪言，我们就更没有必要深究他的言论有什么重要性。胡适当着蒋总统的面，对中央研究院的同仁说，“总统老了，难免说一些糊涂话，我们要原谅他。”对季老的言论，我们实在应该有胡适对蒋总统的胸襟，不要去计较。实际上，他们手中并没有掌握足以毁灭新诗的任何武器，更遑论原子弹。倒是写了大半个世纪以上新诗，并且颇有成就的郑敏先生对新诗的否定值得重视。郑先生贬低新诗的参照系是中国古典诗歌。如果我没有谬解真经，郑先生的意思大致是，新诗没有古诗那样深远的传统；新诗的成就没有古诗那么大。因此新诗是失败的。这两种貌似堂皇的理由实际上都不足以构成贬低新诗的理由，也无法成为新诗成败的标尺。古诗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深远的传统，毕竟传统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然后才是一个诗学概念；说新诗的成就没有古诗大，我们要问的是，成就大小的标准在哪里？郑先生到了古稀之年，才知道新诗比不上古诗，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对此，新诗有必要向郑先生道歉，承认当年对郑先生的蛊惑是错误的，是不应该的。
新诗的出现有它的必然性。随着“天下”格局和“天干地支”的计时方式被彻底打破，可以用固定格式（比如律诗、绝句和词）进行书写的情感、可以用有限词汇进行吸纳与包裹的经验，被强行修改，和天下格局、天干地支相匹配的格律化、古风化的情感与经验也开始大幅度隐退；新的经验和面对新经验产生的新的灵魂反应则开始大规模出现，古诗被其他形式的诗歌样态所替代就是必然的事情，除非古诗能表达新的情感方式和经验——至少“诗界革命”已经证明古诗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个坚定的逻辑，拒绝一切跟这个逻辑叫板的所有小心思。至于古诗被代替后，该出现何种形态的诗歌，它叫什么名字，它拥有怎样的体型，一概和古诗无关。新出现的诗歌品类呼吁古诗不要管别人的事情，只要守住自己的贞洁就行——作为中国古诗的热烈崇拜者，我这样说丝毫没有冒犯古诗的任何念头。新出现的诗歌品类唯一关心的事情，是如何完美表达“世界”、“世纪”格局中出现的新事物，以及由新事物生产出来的新经验和灵魂上的新颤动。古诗必须被代替是一回事，新出现的诗歌品类拥有何种腰身是另一回事，至于新出现的诗歌品类在不长的经历中，遭遇了哪些失败，取得了何种样态的经验与教训，则又是一回事。这是三个不同层次、不同等级的问题，有互相联系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相互独立。郑先生的立论有意混淆了这三个问题相互之间的区别，季老和韩青年的呓语，则构成了对那个坚定逻辑的冒犯，都没有必要深究。
半个世纪以前，闻一多先生在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时候，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宋代以后的中国古诗都是多余的。闻先生一定是觉得宋以后的中国古诗不过是守成而已，不过是在重复前代，总体上说没什么创建，没有为古诗增添新的内容，所以是多余的。但宋以后的古诗在唐诗、宋词开创的伟大传统上继续滑行，确实有它的合理性。毕竟天下格局和天干地支的计时方式没有被打破，前人发明的表达情感的格式完全可以应对局面，宋以后的诗歌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突破唐诗、宋词开创的传统，对于必然要表达的情感而言，它又的确不是多余的。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1840年以前来到中国的所有异域文明，无一不被强大的华夏文明所消化，最终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这是“天下”和“天干地支”的伟大胜利，也是天下一统的格局最终没被打破的根本原因。拥有如此心性和胸襟的华夏文明，支持元、明、清三代的诗人只需要守成，不需要奢侈的开疆拓土。
“世界”和“世纪”取代“天下”和“甲子”（即天干地支），意味着较为简单的田园牧歌式的情感经验体系的解体，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现代型的复杂的情感经验体系。现代诗歌（或称新诗）的第一大特点就是它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的标志之一就是分析性。分析性是新诗的头号特征。只有分析性才能应对世界、世纪格局中复杂的新经验。和古诗相比，现代诗要复杂得多。古诗的复杂和新诗的复杂不是一个概念。对于今天的人来说，《离骚》的复杂主要是训诂意义上的复杂，并不是它传达出的情感体验有多么复杂；在中国古典传统所本有的语境中，理解《离骚》根本就不会有障碍。《傍晚穿过广场》、《中国杂技：硬椅子》、《在埃德加•斯诺墓前》、《一个钟表匠人的回忆》……诸如此类充满极度分析色彩的作品，不存在训诂学上的任何复杂性，但它们具有情感考古学和伦理考古学上的复杂性。就复杂性来说，它们远非《离骚》可以相比。这是因为它们面对的世界在不断急剧地变化，如果它们自身不在分析性中加大复杂性，就无法应对外部世界的风云变幻，它们就可能成为不及物的、虚伪的作品。无论是古诗还是新诗，必须要摆脱虚伪带来的污染，这是诗歌的本来要求。
新诗的参照系不是古诗，古诗的伟大成就不能构成评判新诗成就大小的标准，就像新诗无法成为古诗成就大小的标准一样。即使新诗比古诗复杂，也丝毫不能证明古诗因简单而成就低劣，只因为古诗面对的情景不需要它过分复杂，或者古诗有权力将复杂的情景处理得简单，在玲珑剔透中表达自己的心理反应。如果古诗复杂了，倒更可能成为虚伪的作品。同样的道理，古诗深远的传统也无法反衬新诗没有自己的漫长传统，因而是低级的或者失败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刚刚起步的孩子从一开始就有深厚的阅历。传统是一个生成性的概念，它意味着发展、壮大，它不是一种束缚性的力量，更不能成为一种以为有了它就可以包打天下的力量。
在承认新诗必须代替古诗的前提下，反思新诗的成败才是必须的事情。反思的目的不是要取消新诗。反思是一项建设性的工作：如何让新诗越来越成熟、如何让新诗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才是反思的目的之所在。至于有些天真的诗歌理论家热衷于为新诗制定标准，是大可不必的事情。也许这样的标准从来就不存在。我们无法给人一个标准，无法给人一个完整、周全的定义，但这根本不妨碍我们打心眼地清楚，哪一种人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人。新诗也这样。从表面上看，现在各种写法都有自己拥护者，但并不妨碍我们知道什么是好诗，至少我不会把分行、押韵的东西都当作新诗来看待。作为一个读者，我很感激有志于制定诗歌标准的理论家们的热情，但我还是恳请他们放过我这样的新诗欣赏者，让我在内心里自己给自己制定诗歌的标准。
新诗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严重恶化的诗歌教育。中国的文学教育从小学到博士都是彻底失败的；在文学的所有分支中，诗歌的教育最为失败。许多尸居大学讲席的诗歌理论家一辈子干的都是“毁”人不倦的事情，专业的、懂行的诗歌教育者和理论家寥若晨星，而社会上鼓噪诗歌的发源地居然是大小媒体——不负责人的媒体批评代替了专业的诗歌批评，媒体在左右公众对新诗的态度。如果不加大新诗方面的教育，纯正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不占领诗歌阵地，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将会丧失审美的敏感性。以我看，这种局面才最有可能造就新诗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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