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新诗的人中,不乏公众眼里的重量级人物。季羡林、韩寒一老一少曾对新诗做出了在他们看来堪称毁灭性的打击。这种臆想中的打击对于新诗其实无关紧要。不懂行的人除了制造笑柄,说什么都没关系,联想到季老多年前“中国文化可以拯救西方社会”的豪言,我们就更没有必要深究他的言论有什么重要性。胡适当着蒋总统的面,对中央研究院的同仁说,“总统老了,难免说一些糊涂话,我们要原谅他。”对季老的言论,我们实在应该有胡适对蒋总统的胸襟,不要去计较。实际上,他们手中并没有掌握足以毁灭新诗的任何武器,更遑论原子弹。倒是写了大半个世纪以上新诗,并且颇有成就的郑敏先生对新诗的否定值得重视。郑先生贬低新诗的参照系是中国古典诗歌。如果我没有谬解真经,郑先生的意思大致是,新诗没有古诗那样深远的传统;新诗的成就没有古诗那么大。因此新诗是失败的。这两种貌似堂皇的理由实际上都不足以构成贬低新诗的理由,也无法成为新诗成败的标尺。古诗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深远的传统,毕竟传统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然后才是一个诗学概念;说新诗的成就没有古诗大,我们要问的是,成就大小的标准在哪里?郑先生到了古稀之年,才知道新诗比不上古诗,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对此,新诗有必要向郑先生道歉,承认当年对郑先生的蛊惑是错误的,是不应该的。

新诗的出现有它的必然性。随着“天下”格局和“天干地支”的计时方式被彻底打破,可以用固定格式(比如律诗、绝句和词)进行书写的情感、可以用有限词汇进行吸纳与包裹的经验,被强行修改,和天下格局、天干地支相匹配的格律化、古风化的情感与经验也开始大幅度隐退;新的经验和面对新经验产生的新的灵魂反应则开始大规模出现,古诗被其他形式的诗歌样态所替代就是必然的事情,除非古诗能表达新的情感方式和经验——至少“诗界革命”已经证明古诗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个坚定的逻辑,拒绝一切跟这个逻辑叫板的所有小心思。至于古诗被代替后,该出现何种形态的诗歌,它叫什么名字,它拥有怎样的体型,一概和古诗无关。新出现的诗歌品类呼吁古诗不要管别人的事情,只要守住自己的贞洁就行——作为中国古诗的热烈崇拜者,我这样说丝毫没有冒犯古诗的任何念头。新出现的诗歌品类唯一关心的事情,是如何完美表达“世界”、“世纪”格局中出现的新事物,以及由新事物生产出来的新经验和灵魂上的新颤动。古诗必须被代替是一回事,新出现的诗歌品类拥有何种腰身是另一回事,至于新出现的诗歌品类在不长的经历中,遭遇了哪些失败,取得了何种样态的经验与教训,则又是一回事。这是三个不同层次、不同等级的问题,有互相联系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相互独立。郑先生的立论有意混淆了这三个问题相互之间的区别,季老和韩青年的呓语,则构成了对那个坚定逻辑的冒犯,都没有必要深究。

半个世纪以前,闻一多先生在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时候,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宋代以后的中国古诗都是多余的。闻先生一定是觉得宋以后的中国古诗不过是守成而已,不过是在重复前代,总体上说没什么创建,没有为古诗增添新的内容,所以是多余的。但宋以后的古诗在唐诗、宋词开创的伟大传统上继续滑行,确实有它的合理性。毕竟天下格局和天干地支的计时方式没有被打破,前人发明的表达情感的格式完全可以应对局面,宋以后的诗歌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突破唐诗、宋词开创的传统,对于必然要表达的情感而言,它又的确不是多余的。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1840年以前来到中国的所有异域文明,无一不被强大的华夏文明所消化,最终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这是“天下”和“天干地支”的伟大胜利,也是天下一统的格局最终没被打破的根本原因。拥有如此心性和胸襟的华夏文明,支持元、明、清三代的诗人只需要守成,不需要奢侈的开疆拓土。

“世界”和“世纪”取代“天下”和“甲子”(即天干地支),意味着较为简单的田园牧歌式的情感经验体系的解体,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现代型的复杂的情感经验体系。现代诗歌(或称新诗)的第一大特点就是它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的标志之一就是分析性。分析性是新诗的头号特征。只有分析性才能应对世界、世纪格局中复杂的新经验。和古诗相比,现代诗要复杂得多。古诗的复杂和新诗的复杂不是一个概念。对于今天的人来说,《离骚》的复杂主要是训诂意义上的复杂,并不是它传达出的情感体验有多么复杂;在中国古典传统所本有的语境中,理解《离骚》根本就不会有障碍。《傍晚穿过广场》、《中国杂技:硬椅子》、《在埃德加•斯诺墓前》、《一个钟表匠人的回忆》……诸如此类充满极度分析色彩的作品,不存在训诂学上的任何复杂性,但它们具有情感考古学和伦理考古学上的复杂性。就复杂性来说,它们远非《离骚》可以相比。这是因为它们面对的世界在不断急剧地变化,如果它们自身不在分析性中加大复杂性,就无法应对外部世界的风云变幻,它们就可能成为不及物的、虚伪的作品。无论是古诗还是新诗,必须要摆脱虚伪带来的污染,这是诗歌的本来要求。

新诗的参照系不是古诗,古诗的伟大成就不能构成评判新诗成就大小的标准,就像新诗无法成为古诗成就大小的标准一样。即使新诗比古诗复杂,也丝毫不能证明古诗因简单而成就低劣,只因为古诗面对的情景不需要它过分复杂,或者古诗有权力将复杂的情景处理得简单,在玲珑剔透中表达自己的心理反应。如果古诗复杂了,倒更可能成为虚伪的作品。同样的道理,古诗深远的传统也无法反衬新诗没有自己的漫长传统,因而是低级的或者失败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刚刚起步的孩子从一开始就有深厚的阅历。传统是一个生成性的概念,它意味着发展、壮大,它不是一种束缚性的力量,更不能成为一种以为有了它就可以包打天下的力量。

在承认新诗必须代替古诗的前提下,反思新诗的成败才是必须的事情。反思的目的不是要取消新诗。反思是一项建设性的工作:如何让新诗越来越成熟、如何让新诗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才是反思的目的之所在。至于有些天真的诗歌理论家热衷于为新诗制定标准,是大可不必的事情。也许这样的标准从来就不存在。我们无法给人一个标准,无法给人一个完整、周全的定义,但这根本不妨碍我们打心眼地清楚,哪一种人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人。新诗也这样。从表面上看,现在各种写法都有自己拥护者,但并不妨碍我们知道什么是好诗,至少我不会把分行、押韵的东西都当作新诗来看待。作为一个读者,我很感激有志于制定诗歌标准的理论家们的热情,但我还是恳请他们放过我这样的新诗欣赏者,让我在内心里自己给自己制定诗歌的标准。

新诗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严重恶化的诗歌教育。中国的文学教育从小学到博士都是彻底失败的;在文学的所有分支中,诗歌的教育最为失败。许多尸居大学讲席的诗歌理论家一辈子干的都是“毁”人不倦的事情,专业的、懂行的诗歌教育者和理论家寥若晨星,而社会上鼓噪诗歌的发源地居然是大小媒体——不负责人的媒体批评代替了专业的诗歌批评,媒体在左右公众对新诗的态度。如果不加大新诗方面的教育,纯正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不占领诗歌阵地,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将会丧失审美的敏感性。以我看,这种局面才最有可能造就新诗的失败。

来源: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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