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王小波都逝世十周年了,我感到非常惊讶——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得让人恐怖。对于一个死去的人,十年或许不是很长的时间,但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说,十年的流逝真的很让人紧张。

我记得1997年4月11日,他去世的当天,曾有记者打电话来采访我。当时,一方面我很悲伤,另一方面,也觉得并不反常。我首先的反应就是,他的早逝跟他无节制的抽烟可能有莫大关系。

我和王小波的相识

我跟王小波认识,说起来非常巧合。1984年8月29日,我离开北京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念书。到匹兹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房子。

匹兹堡大学所在的小镇还有好几所大学,学生很多,租房的价位很高。幸好出国之前有人对我说,我所在的工作单位——社科院马列所有个同事叫李银河,正好也在匹兹堡,说她在那里已有一年了,可以让她帮我找房子。

虽然同在一个研究所,但是我并不认识李银河,只是互相之间听说过名字。后来,李银河给我找了个小阁楼。我的小房子是326号,她住的是318号,彼此隔得很近。

不久后,李银河请我去她家吃饭,一推开门,我就看到一个又高又黑的人。李银河介绍说:“这是我爱人,叫王小波。”吃饭的时候,王小波问我是几号来的,又问我是从哪里来,我说我是多少号从北京来的。他一听,立即问:“唉嘿,你是坐哪个航班?”我告诉他我搭乘的航班班次。——原来,我们是同一天坐同一架飞机去的美国。

王小波很健谈,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有点阴阳怪气,像讲相声,语言的描述能力很强。吃饭的时候,他一边说,一边就是不停地抽烟。而李银河则很清瘦,看上去就像个女才子。她不太讲话,老是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出国之前,李银河的一个朋友曾跟我描述过她,让我一开始就觉得她是个才女,还以为她一定是言词飞扬的人,结果却发现她是一个言词很收敛的人。

就是在异国他乡,我认识了王小波。

用人尿腌鸭蛋

在我呆在匹兹堡大学的那段时间里,由于是邻居,所以我们是早不见晚见。匹兹堡的房子一般只有两层,最上面就是最便宜的小阁楼。小阁楼里除了我,还住着上海去的小汤。在我们住之前,原先是一个学作曲的湖南人谭盾住在那里。他在匹兹堡呆了不到一年,就去了耶鲁大学。等到我后来去了哈佛,大家都传开了,说那个小阁楼的风水很好。

有时我也把王小波夫妇请到我们住的楼上来,一来二往,大家都熟了。在这帮留学生中,王小波比我们大,他不允许我们喊他“小波”,于是我们就喊他“老波”、“王老波”。

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喝喝啤酒,啃啃鸡腿——因为鸡腿很便宜,美国人不吃这种含胆固醇很高的食物。

除了啃鸡腿外,我们还吃鸡内脏。小汤在餐馆里打工,美国人不怎么吃鸡肝什么的,他每次下班就带回来,我们吃得很开心。后来带回来的太多了,我们还把它腌起来。

美国人也不喜欢吃鸭蛋,因为很腥。我们住所旁边的公园里有很多野鸭,有时下了上百个蛋都没人要。我们捡回来,吃不完后,就想办法把它们腌起来。王小波是用盐水把鸭蛋泡起来,这样味道并不好。我灵机一动,想起我们安徽农村腌鸭蛋的经验:用牛拉的尿拌黄土来腌,吃起来会特别香。在匹兹堡这个钢铁之城,黄土不好找,牛尿就更不好找了。我后来又想了个办法——自己尿尿。这样腌出来的效果还不错。我们送给王小波去吃,他问我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他一听就破口大骂,以为我们是在耍弄他。我说我们自己也吃啊,他才稍稍息怒。

王小波曾经抽过大烟

从经济状况来讲,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我算是比较富裕的了。我去的时候,是拿的匹兹堡大学最高奖学金——校长奖学金,不仅学费全免,而且每个月还有八百多美元的生活费,但是王小波就不同了,他是以陪读的身份来美国的。别人都是丈夫先出去,妻子去陪读,他是反过来了,所以我们常常拿这个找他寻开心,挖苦他,说他是“随军家属”。

我曾问过王小波,为何烟瘾会那么大。他说当年下放云南,生活很苦,也很想家,更不知道以后自己有没有前途,所以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在那种情况下,他跟着当地的少数民族农民,抽过不少大烟。他的烟瘾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的。他说现在一天抽两包,是因为美国的烟比较清淡,抽得不过瘾。

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在写小说,有次去看他的时候,发现门窗都关得死死的,一开门,从门里透出来的烟味就把我呛得倒退三步。

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总是骂骂咧咧的,骂美国佬。他外语非常不好,我当时也是非常之差,那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年。我在班上,因为语言不好,经常被美国的同学嘲弄,所以对于他的处境,我深有同感。另外,他去打工,帮人洗盘子,还没两天,就不干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了,他不吭声。后来李银河告诉了我实情:老板说他懒,他就把老板炒了。他那时刚从国内出去,对资本家很仇恨,适应不了美国的劳资关系。

我非常佩服李银河。那时她既要读博士,又要做助教,还要到餐馆打工。在美国读博士是非常累的,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从她那时的情况来说,真可谓是贤惠,而王小波则像个大爷。后来,当我在美国《世界日报》上看到,他得了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时,才知道他在写小说。

“哪个碰我哪个死”

1985年,我离开匹兹堡大学,要转学去哈佛。对于我要放弃在匹兹堡高额的奖学金和便宜的生活,去往物价高昂的波士顿,王小波颇不以为然。他说,你除非是想留在美国,不然不需要拿一个好文凭。你回到中国,谁又管你是哈佛毕业的还是匹兹堡毕业的呢?他要我实惠一点,好好考虑清楚。

我还是决定去哈佛。走的时候,李银河、王小波好好地请我吃了一顿,饭桌上还出现了牛肉,那比起鸡腿来可是要贵很多。我把在匹兹堡喝酒后留下的七八十个酒瓶子都留给了他们,以做纪念。我想,这些酒瓶子可能早被他们扔了。

王小波是个讲义气的人,他坚持要送我去匹兹堡的汽车站。之前不久,他买了辆旧车,那是一辆老式的双排座福特,又长又大,而且有棱角,像个坦克。他的驾车技术很差,我不敢让他送。王小波说:“没事,老子这辆车,哪个敢碰我,哪个碰我哪个死。”他跟小汤一起送我,一路上慢悠悠地走了几十分钟,中间还熄了一次火。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回国后惟一一次通电话

1993年,我出国十年后第一次回国到北京,我给王小波打电话。我对他喊:“喂,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请我再说一遍。我对着电话那头大喊了一声“老波!”他“哈”了一声,说:“听说你小子找到资本主义世界最有钱的教职了?!”

我1992年从哈佛毕业,从美国回到香港科技大学教书。在那时,香港科技大学的薪水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了。王小波要我请客,我答应了,但后来我回安徽老家去了,酒也没有喝成——那也是我从美国回来后惟一一次跟他通过电话。

【丁学良口述,黄惊涛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原载名牌杂志社《mangazine·精英》(广州),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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