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几乎所有用得上的地方——建筑物的墙、地铁车站、公共汽车窗玻璃、路灯杆,甚至雕塑和纪念碑上,被难以置信的巨大数量的标语标志所覆盖。尽管标语的目标是推翻极权制度,但口气却是轻快讽刺的。布拉格居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

哈维尔和捷克式革命

2011年12月21日,几乎整个布拉格的市民都走上街头,参加捷克1993年独立后的第一场国葬。他们送别的人是哈维尔–捷克前总统、作家、摇滚乐狂热粉丝。12月18**在睡梦中离世。葬礼安详而隆重,文艺范儿十足。没有惊天动地的号哭,人们静默伫立,手持钥匙,在头顶轻轻晃动,发出清脆的声音,为他们的“哲人王总统”送行。

时光仿佛倒流回1989年,哈维尔领导“天鹅绒革命”,成千上万捷克人摇着钥匙示威,要求专制的捷共政府交出权力,让人民用自己手中的钥匙,为这个命途多舛的国家开启新生之门。这是一场纯粹的非暴力革命,如天鹅绒般平和,从头到尾没有打碎一扇玻璃窗,没有点燃一部小汽车,没有任何冲击政府机关的激烈行为。民众团结一心,理性而坚决地迫使政权更迭。随后哈维尔被选举为总统。

具有文学艺术才华的国家领袖并不稀奇,但一个作家当选为总统确属罕见,也许这只能也必然发生在捷克。捷克是个政治小国,却是文化大国。这里诞生了卡夫卡、哈谢克、米兰·昆德拉,飞出了《飞越疯人院》的导演米洛斯·福尔曼,还培育了一只给全世界带来欢笑的小鼹鼠……值得一提的是,福尔曼和兹德内克(小鼹鼠的作者)都是哈维尔的好朋友,米兰·昆德拉和哈维尔也有打了半辈子笔仗的君子之交。像哈维尔揭示的,捷克的传统是“对作家的要求不仅仅是写一些可读之书??许多年来,作家代替了政治家:他们创造了国内社会,保持了民族的语言,唤醒了民族的道德心,表达了民族的意志。”不难理解,这样的国家为何能孕育“布拉格之春”。

欧洲文化重镇成为苏联的“机床厂”

19世纪捷克民族复兴运动领导人卡雷尔·哈乌里切克曾说,“别人是为了祖国复兴和强盛而死,而我们是为了祖国存在而活”。捷克领土面积狭小,被强邻包围,三百多年来,先后被奥匈帝国、德国纳粹和苏共占领。统治者走马灯一样更换,仅仅是20世纪内布拉格一些街道的名字就被改了五次,外地人对布拉格再熟,隔几年来一次就可能迷路。这个挣扎于夹缝中的小国是逆来顺受的,几乎每次侵略来临都没有发生暴力抵抗;这个小国又异常柔韧,任何强大的统治者都只是过客,捷克民族的文化个性从未被征服。

1945年5月,红军协助捷克人民击溃了负隅顽抗的纳粹德国。三年后,捷克共产党在苏共支持下取得政权。这是捷克在深受西方国家伤害后做出的选择。20世纪30年代后期,纳粹德国步步紧逼,英法一味推行绥靖政策,甚至拿捷克当炮灰,私自同德国签订了《慕尼黑协定》。捷克被分裂为三个部分,沦落在德国铁蹄之下。在被占领期间,有36万捷克人被枪毙或死在集中营。捷克人最痛恨的不是政府放弃抵抗–小国寡民本就无力抵抗,他们痛恨的是英美的出卖。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捷克斯洛伐克被赋予的角色是“机床厂”。在莫斯科的压力下,捷国被迫多次更改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加大对重工业的投入并加快集体农庄建设,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20世纪60年代,捷共第一书记的副手科尔特访问巴黎,在百货公司他震惊地盯着货架从上看到下,拔不动腿。晚上,在大使馆,科尔特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突然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的人民错过了多少好东西啊,真可怕!难道他们不配享受这些东西吗?”

比物质匮乏更可怕的是思想的压制。继承波希米亚血统的捷克民族生性自由浪漫,而这一切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成了“原罪”。在这个欧洲文化重镇,作家仍然受人尊敬,享有崇高待遇,但代价是他们要加入作协,要坚决支持党的文化方针政策,要歌颂苏联、歌颂捷共、歌颂劳动,不能创作抽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那些代表西方资产阶级的颓废和没落。

作家拉开“布拉格之春”序幕

具有文学艺术天赋的哈维尔就成长在这样一个时代。1936年他生于布拉格的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12岁那年他从天堂跌落地狱,家产被没收,全家成了斗争对象。哈维尔小学刚毕业就被下放到工厂和实验室去当学徒,白天工作8小时,晚上上4小时夜校。在夜校他认识了一批文学青年,一起创作诗歌,他还与许多被禁作家结成忘年交,包括赫拉巴尔这样在捷克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家。哈维尔曾向各大学的艺术学院提申请,报考表演艺术院电影系时,他得到在那里任教的米兰·昆德拉的大力推荐,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最终没能通过。他被迫服了兵役。在军校,哈维尔和战友组织剧团,开始自己写剧本。退伍后他到剧场打工,创作了一系列荒诞派戏剧,如他的成名作《游园会》(1963年)等。

荒诞派戏剧极尽幽默之能事,不像讽刺剧那样把真实事物加以变形,而是把真实干脆颠倒过来,嘲讽社会政治,大受观众欢迎。哈维尔曾经笑着说,或许是因为他写多了政治嘲讽闹剧,上帝要惩罚他,“所以就让我当了总统,陷入以往在剧本中被我嘲弄的现实里面,无法自拔!”

就在哈维尔等剧作家掀起小剧场运动时,米洛斯·福尔曼等导演发起捷克电影新浪潮,音乐界和小说界也开始大胆的尝试??这是文艺界的非暴力不合作。“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开始意识到自身、解放自身;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1968年所发生的政治变化。”哈维尔说。

1967年,捷克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400多名作家出席,捷共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教育部长、文化部长和新闻部长悉数到场。作家对官员展开了“进攻”,批评斯大林主义的虚伪,批评专制和审查制度。作家瓦楚利克尤为犀利地说:“我们正在失去唯一有价值的理想–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公民的理想。”作家们付出了代价,瓦楚利克被开除出党,米兰·昆德拉等受到党纪处分。捷共中央还将作协的《文学报》划归文化部和新闻部直接领导,该报的19名编辑被开除。

这次作协大会吹响了真正的改革号角。1968年,捷克迎来了有强烈改革信念的新锐领导人–47岁的杜布切克。他发起了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运动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布拉格之春。当年4月,捷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行动纲领,提出“新型社会主义模式”。杜布切克给瓦楚利克等作家恢复党籍,给米兰·昆德拉恢复名誉,给《文学报》复刊改名为《文学通讯》。这个刊物在整个“布拉格之春”期间是一面旗帜,发表了瓦楚利克的两千字宣言,“布拉格之春”达到高潮。

捷克式幽默抵抗

1968年8月20日晚,在“保卫社会主义阵地和大家庭安全”的口号下,苏联以华沙条约五国名义,出兵十万,飞机和坦克悍然降临捷克。21日拂晓,苏军逮捕杜布切克。除大规模示威游行外,捷克民众进行了许多幽默的“软抵抗”,令人啼笑皆非却又由衷叹服。苏军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暴力阻挠,就轻而易举占领了布拉格,但是一觉醒来发现布拉格所有街道标志和房屋门牌号码都被摘掉了,路标被掉转方向,许多地名被油漆改成了“杜布切克大街”、“杜布切克广场”,在地图上根本无法对号入座。布拉格变成迷宫,苏军乱了阵脚。

清晨,所有汽车、轮船、火车的喇叭在同一时刻响彻云霄,愤怒“呐喊”。少女们穿着奇短的裙子,与马路上的行人任意接吻,挑逗那些可怜的性饥渴的入侵士兵??哈维尔说:“外国人常常为我们所愿意承受的痛苦而瞠目,同时也为我们为之欢笑的事情而结舌。”

当时,哈维尔在捷克北部小城“抵抗”了一周,“如果我能把那称为抵抗活动的话”,他自嘲地回忆。他废寝忘食地写评论,起草宣言,通过电台向人们广播。意识到抵抗徒劳后,哈维尔回到布拉格。作家们举行了一次聚会,他们知道这也许是最后一次相聚,苏联扶持的新任领导人上台后很快会将他们解散。作家们认为应当在最后的时刻发表一个宣言,起草任务落在哈维尔等三名作家肩上。哈维尔突然想起,有个搞“达达主义”的朋友在马路对面办画展,他答应了朋友要出席开幕式,因为这朋友最喜欢哈维尔唱跑调的爱国歌曲和吟诵古典文学。于是,哈维尔竟然在起草这么严肃文件的过程中,假装要去上厕所而溜到马路对面唱歌朗诵,赢得满堂彩,然后又匆匆回来完成宣言。这行为看似荒唐。1986年,哈维尔在自传中潇洒地说:“这不是典型地表现了我们把我们注定要经历、并为之付出代价的痛苦事件,同我们传统的自我嘲讽、自我贬低、荒诞感以及黑色幽默感有机结合吗?”“尽管我在起草那份宣言时曾溜出去扮演一个丑角,但我17年来却没有背叛它,相反,正是因为我那样做了,我才没有背叛它。”

为救摇滚乐手发起“七七宪章”

在苏联的操纵下,捷共用一切手段消灭“布拉格之春”的痕迹。文化大国成了一座文化坟墓。1969至1970年间,3500名大学教授中有900人被解雇,所有文学和文化杂志被停刊,失业学者和作家成了厕所清洁工、建筑工人和锅炉房司炉。高压统治持续数年,17万人被迫流亡海外,其中包括米兰·昆德拉、“捷克经济改革之父”奥塔·锡克等大批精英。

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一样,被撤销了一切职务,打成敌人。作品不能公开发表,他们就互相朗诵,找人抄写、打印成小册子私下传播。“布拉格之春”的夭折是哈维尔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他开始重新思考现实。在这之前,他只是嘲讽政治的剧作家,这之后,他逐渐转变为一个参与政治的异见分子。

1975年,他给时任捷**中央书记胡萨克写了一封公开信,敦促其“要认识到他自己对这种全国性的不幸局面该负多么大的责任。”捷克已经很多年没有明确批评当局的声音,人们兴奋地传抄这封公开信。哈维尔受到鼓舞,“我感到呼吸轻松多了,因为我不必再拼命压抑心中真理的声音。”

哈维尔发起的第一场有广泛影响的民主运动是《七七宪章》运动,他和伊希哈耶克、扬·帕托切克、瓦楚利克等知识分子集体起草了一项保护基本人权的宣言,得到一千多人集体签名,被视为“天鹅绒革命”的先声。很难想像,这样意义非凡的《七七宪章》,导火索竟是为救出几个被当局抓了的地下摇滚乐手,这个革命理由实在非常具有哈维尔和捷克特色。

1976年早春,哈维尔经朋友介绍,和一个叫做“宇宙中的塑料人”的摇滚乐团的艺术指导相识。哈维尔本来对摇滚歌手没什么好感,但听了“塑料人”后,他被震了,从此迷上摇滚,一发不可收。“这是一种严肃和真诚的东西,是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这正与他的理念–“生活在真实中”不谋而合。不料,几天后当局逮捕了“塑料人”乐队和几个地下歌手,把他们说成流氓、酒鬼和瘾君子。哈维尔拍案而起,决定立即展开救援。

他联合几个朋友写了请愿书,征集签名,迫使政府放人或减刑。联署抗议活动最终发展成了捷克知识分子的一次大串联。1977年1月1日,以哈维尔、哈耶克等为首的200多名捷克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人士签署并发布了《七七宪章》。运动发展之迅猛是哈维尔没有料想到的,通过《七七宪章》,他与异议人士广泛接触,他们形成了组织,哈维尔成为领导人之一,他的国内威信和国际声誉随着他几次入狱达到顶峰。

1977年10月,哈维尔被以“危害共和国利益”罪名判处14个月有期徒刑;1979年又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在此期间,哈维尔的著作在欧洲大陆广为流传。在狱中,他只被允许给妻子奥尔嘉写信,每个星期只能写4页,只能写家事,语言不能有幽默感,这可难坏了写荒诞剧出身的哈维尔。起初他的信烦躁不安,充斥着抱怨和对奥尔嘉的命令苛责。渐渐地,他学会了将自己的思想通过家信“走私”出去,但每次写完都担心这封信被看守长打回来。几年后,这些狱中书简被编辑成书,名字叫《致亲爱的奥尔嘉》,成为捷克民主运动的代表性著作。

用笑话反击极权

长期在狱中写作的烦闷生活使哈维尔染上严重烟瘾,1983年他因肺病出狱。出狱后他继续担任《七七宪章》组织的发言人,发表剧作与批判文章,因此又成了拘留所的常客。1988年,苏联和东欧风起云涌,捷克剧变已势不可挡。5月1日,布拉格约15万人举行游行,接下来每隔几个月就会爆发一次几万人的大游行。捷共决定要严厉打击运动的精神领袖。1989年1月21日,哈维尔又一次被捕,被判处9个月徒刑。此事非但没瓦解运动,还使本来分散的反对派团结起来。1月30日,360位演员和艺术家、600位大学老师与科学家一起抗议对哈维尔的拘禁,国际上也发出强烈抗议。5月17日,哈维尔从监狱释放,他联合了37000签名者,揭露领导集团的虚伪并要求实行结构重组和民主化。

运动在1989年11月17日发展为革命,布拉格有五万人参与游行。19日晚上,哈维尔把反对派各个团体代表集合起来开会,会议一致决定成立新的市民组织,命名为“公民论坛”。很快“公民论坛”就成为了一个微型政府,下设总参谋部、战略指挥部、4个委员会。这一组织的成立很大程度上保障了革命的和平性和组织性。到11月24日,示威运动参与人数已达40万,仍然保持良好秩序。下午,当年领导“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二十多年来首次在游行集会上讲话,他说:“今天我总算又看到了光明!”随后哈维尔发表讲话。两代民主领袖强强联手,捷克沸腾了!11月27日,“公民论坛”领导全国总罢工。10天的和平示威使捷共垮台。一位英国作家用玩笑的口气赞叹:“震惊共产主义的十天,去除共产主义波兰花了十年,匈牙利十个月,东德十周,而捷克斯洛伐克十天”。

与哈维尔、米兰·昆德拉并称捷克文坛三驾马车的伊凡·克里玛这样回顾这场和平的革命:“布拉格几乎所有那些用得上的地方–建筑物的墙、地铁车站、公共汽车和电车的窗玻璃、商店橱窗、路灯杆??被难以置信的巨大数量的标语标志所覆盖。尽管它们有一个目标–推翻极权制度–它们的口气却是轻快的、讽刺的。布拉格居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但是在这个别致的、不动声色的斗争的核心,仍然居住着激越的感情。”

1989年12月29日,哈维尔高票当选为国家总统。三天后,他发表了1990年新年献辞,成为流传世界的经典演讲辞。在“天鹅绒革命”中,成千上万的捷克人摇着钥匙呐喊:“还给我们吧!政府!”哈维尔用这样一句话回答了捷克人:“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文艺总统唯一能克服的诱惑是权力

当选后的哈维尔究竟是不是一个好总统,这是有争议的。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是个有非凡魅力的总统,是20世纪最文艺的总统。他不爱穿西装,说穿成那样像个男妓,他总是穿着宽松毛衣牛仔裤叼着雪茄在街头亮相。他的顾问团队几乎全是作家,于是总统府常能看到一群穿着T恤衫牛仔裤满口哲学观的文人,与哈维尔一起坐在桌子上“吊儿郎当”地谈论国家大事。

哈维尔还是世界公认的最热爱摇滚的总统。他让摇滚乐手进入文化部任职,邀请英国前卫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为国宴表演。他访问美国时,克林顿问他最想见什么人,他说是地下丝绒乐队主唱LouReed。哈维尔给地下丝绒乐队当了20多年歌迷,乐队名字还给“天鹅绒革命”这个名字带来了灵感。

克林顿访问捷克时,哈维尔送的礼物是捷克萨克斯管,他突发奇想拉上克林顿跑到捷克文人最常出没的酒吧即兴演出,哈维尔敲着小手鼓给克林顿伴奏。克林顿回国不久就发生了“莱温斯基事件”,人们调侃,美国总统被世界上最热爱生活的总统带坏了。当有人问哈维尔和妻子关系怎么样时,他竟然说“上帝宽恕我的罪行”!

“信仰生活,也许。”这是哈维尔的名言。他承认自己有很多人性的弱点,他生活中有许多克服不了的诱惑。晚年他左肺的半叶不得不切除,上手术台之前他在捷克卫生部长的陪同下猛吸了最后一根烟。他认为自己最能克服的诱惑是滥用权力的诱惑,这一点得到捷克国内外的普遍认可。恰恰是这样一个人获得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他当政之初曾有不少人建议他厉害一点,甚至具体地提醒他不妨偶尔拍拍桌子,哈维尔回答说:“捷克需要的不是强硬,而是教养。”也许正因为他的软弱,1993年,斯洛伐克脱离捷克成为独立主权国家,这件事成为哈维尔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哈维尔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解放者,而是一个启蒙者。因此,他可以潇洒地卸任去搞文学拍电影,也可以平静地死去。在他身后,他的理念仍然值得铭记:“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

来源:《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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