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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先生已经遽归道山,捧读他薄薄的小册子《平生六记》,细细品味他生前留下的这最后一本书,看其检讨平生,细说流年,尤其是他对土改、三反、镇反、肃反、四清、反右等他在1949年之后所亲历的重大事件,娓娓道来,不粉饰夸张,不趋奉媚世,有一说一,言必有据,这样简洁爽利惜字如墨的文章,在当下实在是有点空谷足音的意味了。

《土改记异》中说到了他在岭南土改中遇到的贫农家中的小老婆和使用丫头的问题,还有就是群众性抢劫这样带有普遍性的事情。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岂独发生在广东一隅的云浮县?曾彦修还提到与他一起参与土改的人中有大画家关山月、作家陈残云、韩北屏、杜埃等,也提到工作队按照邓子恢的要求依据上级规定的流程进行土改,但这样的搞法却事与愿违冷冷清清。还是曾彦修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打开了工作局面。而对于群众性抢劫问题,他也是网开一面,只要没有命案在身,也就不要太过于较真了。这样的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很值得加以弘扬的,但如此做法,却有点特立独行异于常规的不合时宜了。

《打虎记零》实际上是指“三反”运动,也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类似于当下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反四风。曾彦修提到了曾经大名鼎鼎的罗明,还有自己在南方日报社的同事副社长杨奇,这两个“大老虎”让曾彦修心生疑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实践证明,这样的“打老虎”实际上是打错了,又不得不为罗明、杨奇恢复名誉,但是避免说“平反”,这样的冤假错案在解放之初就已经存在了,并非仅仅是1957年的反右和更为疯狂的十年文革才有冤假错案啊。《肃反记无》主要是围绕戴文葆所谓复杂的历史问题而展开的,因为戴文葆,曾彦修吃尽了苦头也受尽了拖累,但曾彦修恪守良知底线,并没有迫于这样那样的压力而冤枉好人。在当年,能够做到不落井下石已属不易,而曾彦修还能够主动为其辩诬为其仗义执言,这样的作为,在那样的乱世,几人能够啊?

如果说土改之“异“、打虎之“零”、肃反之“无”还算有点平淡无奇的话,而《镇反记慎》就有点惊心动魄令人胆寒了。当时担任南方日报社社长的曾彦修接到省公安厅传来的“通稿”,明天就要处决的140余人的名单要刊发在党报上,每个人的罪状也就是三言两语,大多是“罪大恶极一贯反动”的大而化之。如果按照另外一些人的思维逻辑,既然国家机器传来的稿子,照登不误就是了,岂能横生枝节提出异议?但曾彦修等人毕竟还是自有肝胆在,也许是周有光所谓的“良知未泯”之故,觉得杀这么多人,是否经过认真核查?是否过于草率?如此刊登在党报上会给人以怎样的观感?曾彦修思前想后最后请示叶剑英,最终迫使省公安厅收回成命,暂缓执行。但也只是暂缓而已,这些人大多还是难逃一死的,但总算是杀人杀得体面一点,把宣传材料补足而已。曾彦修提到的记者成幼珠,不知是否是成舍我的女儿?成思危的姐姐或者妹妹?在这一事件中,颐指气使的“某处长”在反右中又与曾彦修狭路相逢,还真有点冤家路窄的味道呢。只是不明白已经高龄95岁的曾彦修回顾往事和盘托出之时,仍旧没有点出“某处长”的名字,是有所忌惮?还是另有原因?一生敢作敢为的曾彦修提及邓力群、胡乔木、康生等人时,可都是指名道姓毫无遮遮掩掩地啊。

《平生六记》中最为丰满也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四清记实》与《反右记幸》。《四清记实》,整整有十个章节,都是讲述曾彦修在四清中遭遇的真人真事,都是近乎拍案惊奇或者说类似十日谈一样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所谓的窃贼、自吹自擂参加过汤恩伯宴会者、汉奸警察局长、兵痞、假党员、反革命资本家等等打入另册的人物,实际上都是背负莫须有罪名的受害者,但这样的人,有幸遇到了曾彦修,还了自己一个清白,而在当年那样的氛围之中,又有多少人冤沉海底死难瞑目?曾彦修极而言之地说:“我认为,我一生真正谈得上是做了一件工作的,就是这件事,即1965年在‘四清’运动中,为被审的三十来个工人及干部,全部洗清了汉奸、特务、政治骗子、反动资本家······这一类的怀疑或帽子,全部彻底以书面撤消了这些怀疑”、“我一生的其他工作,我认为也就是办公而已。”等因奉此,例行公事,其间多少感慨与苍凉,但有几人能会其登临意?

《反右记幸》之所谓“幸”,也可理解为侥幸,也可理解为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宽容大度,但实际上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黄连树下的自我解嘲?曾彦修去世之后,多人都提到他所谓自己报名当上“右派”,被作为他的一种敢于担当大义凛然并且不无悲壮的美好品德加以美化揄扬。但是细读曾彦修的文字,他作为当事人,对这样的说法很不以为然甚至有点愤懑与无奈,他在这本书的“前记”中说:有关“反右“问题的,对我传说很多,虽均认为我是自动报名的,但与真相仍差很远。因此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1957年我划”右派“一字。但因为曾彦修看到关于戴文葆先生的纪念文集中间接提到了此事,老先生在2013年重写此文,平心静气,以正视听。进入人生暮年的曾彦修对此事件洋洋洒洒搜求爬梳力求还原历史真相,堪可作为信史传之后人。

曾彦修回首过往,自谓问心无愧,其异、零、慎、无、实、幸,看似简单的六个汉字,却字字犹如千钧之力,叩问着每一个人的良知与人性。斯人已去,遗篇宛然。按照世俗的眼光,曾彦修在开国之初就已经是正厅级干部了,又是在1938年不到20岁入党的“老延安”,假如他深谙明哲保身,善舞长袖,本应该仕途畅达,至少弄一个副部级不成问题,但曾彦修文革之后直到他在1983年申请退休,大概还是正厅级的人民社社长吧?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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