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说不尽的乌托邦——读雅克·巴尔赞的《从黎明到衰落》
“乌托邦”一词有两层含义，其一为“不存在的地方”，借用指“理想的境界”;另一为“不可行”，用来形容那些不可能办成的事。如此说来，乌托邦就只是思想的产物，语言的织体。乌托邦主义者也就是理想主义者。首先使用乌托邦一词的人是16世纪英格兰人托马斯·莫尔，他在1516年写下《乌托邦》一书，薄薄的一本。而早在5世纪，东晋文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真切地描述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地方，该文不到500字，是作者一本诗集的序，比莫尔的《乌托邦》整整早出1100年，而且桃花源的美妙一点也不亚于莫尔的乌托邦。如此看来，将西语的“乌托邦”意译成“桃花源”也未尝不可。乌托邦有一个子集是“乌有乡”，其出自于19世纪英国人威廉·莫里斯的政治幻想小说《乌有乡消息》，因为这部小说，“乌有乡”又成为“共产主义国家”的代名词(请注意，“乌有乡”毫无贬义!)。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乌托邦倒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是一个名曰“乌有之乡”的著名网站，它们主张用某些此前被否定过的方法(比如，阶级斗争)来解决社会主义历史前进中的问题。(这似乎也有道理，既然认准乌有乡的目的不变，那么，它们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能变。)
假如一个地方不存在，但建设它又是可行的，按定义，这不能叫乌托邦。问题在于，可行不可行该怎样判定、试一试的成本应该如何控制?还有，作家们构建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有没有社会意义?又怎样理解“文学是我的乌托邦(海伦·凯勒)”这句话?时间到了20世纪，许多有识之士将人间的极权主义罪恶归结于乌托邦对于强人心智的惑乱，产生了一批反乌托邦主义的作品，比如英国人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俄国扎米亚京的《我们》;美国人阿西莫夫的《钢窟》。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刻，人们目睹了苏联(共产主义国家)的破产，反乌托邦的思想似乎占据了上风，但还没完，当下又有文化学者感叹：蔑视乌托邦是时代的可悲(戴锦华)。
作家们用语言织造乌托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4~5世纪，在柏拉图和庄子的著作中，都描述了一些“不可行”的事。《理想国》主张由哲人王统治“正义的国家”，并且将国民分成“普通人、兵士和卫国者”，只承认卫国者是“公民”，他们才能享有政治权力。在这个理想国，甚至连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共产共妻)，那么，一切的私有财产和感情也就毫无意义，也就停息了任何争执，永久和平。《庄子》则相反，它要人“远离政治和社会义务”，“蔑视社会价值、等级和常识常理”，要人们“从根本上反对强加于个人的任何秩序，对理性自身提出挑战(参见《剑桥中国文学史》)”。可以看出，莫尔继承了柏拉图的遗产，而陶渊明(他的桃花园中人没有政府，不用服役和交税，甚至时间也不存在!)受到了庄子思想的影响。
不过，莫尔批评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荒唐的。他认为，国家应当一视同仁的对待各个阶层，通过民主来实现公正，并且由国家管理商务，以保证人们经济上的平等。莫尔主张一夫一妻制，但同时承认这会造成痛苦和束缚，因此，他不反对离婚。在《乌托邦》面世100年后，又诞生了两本“正式”(不是附带，而是专谈)乌托邦的著作，意大利人托马索·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英国人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此三人织造的乌托邦各有特色。康帕内斯希望“通过合理的思维、博爱和优生学来实现永久的和平、健康和繁荣”;培根信奉“知识就是力量”，他希望“通过科学研究来实现进步”;而莫尔则是控制人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所有的乌托邦主义者都鄙视战争，倡导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都赞成用爱国主义激情使人民团结一致。莫尔的两位后继者描述的乌托邦似乎更加亲切可感，如培根赞美他的“新大西岛”：“地球上没有比它更纯洁的国家了。它是世界的处子。没有垃圾、破房子、妓女和类似的东西。”而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人们平均承担责任和工作，所以每天只需工作4小时。其余时间用来学习、辩论、阅读、写作、朗诵、散步、锻炼头脑和身体、玩游戏。”除了上述三种正式描述乌托邦的著作以外，在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对于完美世界(乌托邦)的描述。拉伯雷、蒙田、莎士比亚、斯威夫特无不如是。探讨是什么心理导致他们不约而同，也许有些困难，但一个进行过全面历史考查人作出的陈述应该不算离谱：“乌托邦著作里面描写的情况与作者生活的时代现状截然相反”。作为印证，我们看到在《桃花源记》里，作者以桃花园中人的口吻说出：“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想解放，想逃避，只因世道艰难。用语言织造一个完美世界，身不能至，心向往之。
在16世纪的欧洲，大量涌现乌托邦想象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新教革命势在打破教皇对教义的独断，“异教徒”们充分发挥想象的能力，对传统教义作出了新的阐释，使人们通过接受洗礼和购买“赎罪券”就可以卸下精神负担的信念开始动摇，尽管教派之间的战争如火如荼，对“异端”的迫害骇人听闻，但革命即已发生，就相当于思想的鸟儿飞出了樊笼，接下来任你怎么飞都行。其次，哥伦布航海探险凯旋，确认发现了新大陆。围绕这一事件，产生出大量有关探险过程中的故事。其中一位名阿美利哥·韦斯普奇的人，写了一本《第四次航行》对莫尔的启发很大，成为他构思《乌托邦》的第一推动。(美利坚的名字就来源于此哥，要不是阴差阳错，今日的“美利坚”本来应为“哥伦布”的。)“对异族风俗的了解造成了自我意识。一旦进行比较，自己的习俗即不再是理所当然之事了”。这个新世界虽然比欧洲野蛮，但更纯粹，“那里的人没有西方(欧洲)人的恶习和狡狯，他们与自然完全一致”。顺从自然是时代所尚，“自然永远正确，若是忘记了自然，就会犯错误。自然取代了上帝的训诫!”刚从神学禁锢中解放了思想的人们，转奉自然为最高法则。而引领文化的人文主义者坚实地立足于今生今世，在他们眼里，天堂显得遥远而模糊。他们本以为欧洲的历史上曾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学术的研究却否定了这一期待。如此种种，社会改造山雨欲来，纷纷反映在文学中。“早期的乌托邦文学是一种渴望文学，在每下愈况的15世纪和之后长达150年之久的教派间战争中，乌托邦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了西方对于统一的热情”。
雅克·巴尔赞总结道：“人们通常认为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梦想，这其实是一种错觉。乌托邦的作家任愿望和幻想尽情驰骋，设想出了一些确实行得通的体制。现代的福利方案和‘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乌托邦的缩影。乌托邦的遗产可总结为五点。第一，社会平等比等级制度更加人道。第二，不劳动者不得食，荣誉也要靠自己争取。第三，统治者应该由人民选出，这样人民才会心甘情愿地服从。第四，结婚、离婚应酌情办理，婚外情并非唯一的解除婚姻的理由。第五，现行秩序并非上帝所定不能改变，亦非因原罪而注定罪恶。清醒的思维和坚强的意志能改善人类的命运。”“描述乌托邦是西方的传统。一切有关社会正义的讨论，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到当代的罗尔斯的论文都与此有关”。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构建的乌托邦“都是通过推论来显示现实中应达到何种美好的境界”，这是一个没有贫穷和阶级斗争的大同世界，加之作家们生花的妙笔，把乌托邦描述得真实可信。这样的世界如何得来?他们都预设了一个前提：人们会自愿服从合理的要求。“在大多数的乌托邦里(拉伯雷是例外)，共同的幸福是通过确保行为的一致性来实现的，甚至比坏的社会里实行得更加严格”;“只要世道公平，人们就一定会通情达理，这些深明事理的人能保证任何体制都能顺畅运行”。这样的想象当然映衬着它的文化背景——基督教使徒的榜样。而且，“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人无须为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少数人也不用为财富和荣誉而竞争的话，社会的和睦和友善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
就理想社会而言，共产主义也应属于一个乌托邦。那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更不用说饥饿和贫穷了。马克思创造的这个理想社会，和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们创造的乌托邦有一个显著的区别——他描述的是工业或技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而非传统的农业社会;它不是自给自足，而是产品极大的丰富，以至于可以按需分配;劳动已不再是得食的必须，而成为对美德的奖赏(犯了错误的人会受到不让劳动的惩罚，当年教政治的老师在课堂上说的)。马克思描述的乌托邦实现的条件并非此前所有乌托邦构想者类似的假定——人们会服从合理的安排，而是一个历史的演化过程(历史的必然规律)：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已是一个可见的趋势，必然要伴随出现新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最出彩的神来之笔!)，这个新的生产关系一定是更有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直至出现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与它完美协调的生产力。这看起来像真正的科学理论。问题是，马克思并没有清晰给出生产力在未来一种什么样的高度上要发生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说，这种变化既可以就在当下，也可以无限延期。马克思还预言，在他所处时代那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约下，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将会日益贫困，因此，他们采取行动改变生产关系的道德理由是充分的。
马克思科学理论的一个特质是无法证伪，成功的革命必定是时机对头的，而后再显现的问题又可以反过来说当时的革命的条件不成熟(就好像一些家长训斥分数考得不高的孩子，你一定是没用心，孩子说，我已经尽力了，家长仍会说，用心了怎么会只考了这点分。这个家长的逻辑是，考高分的孩子一定是用心学习的孩子，没考到高分，再用心也叫没用心。)。如果听信自由主义作家波普尔的观点，一个无法证伪的命题就不能叫做科学命题。(我不是故意要置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只是他的科学方法我没能掌握而已。)这些我们不管。导致人们改口称共产主义为乌托邦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20世纪在苏联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因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和斯大林不满足于只是发展生产力而等待马克思预言的出现新的生产关系的那一天，他们要采取行动促成这一天的早日来到，他们要迅速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比如地主)、培养新人以适应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做的结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除了空间技术、核武的能力和古拉格群岛被21世纪的人们记住外，所剩不多。苏联的共产主义实践不仅给几代俄罗斯人民造成了难以抹去的苦难记忆，而且败坏了乌托邦的名声。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