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7日,我的好友赵常青被北京当局抓捕。第二天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5月24日,又被以“非法集会罪”批准逮捕。从4月17日到9月17日,赵常青已经失去自由五个月了,但他却依然还被中共当局关押着,并且目前还没有被释放的迹象。

2010年10月8日,在北京地坛东门举行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活动(左一为赵常青)

赵常青被抓走时,儿子小象才十个月大。由于其妻子刘晓冬上班,小象于2012年六月出生后一直由赵常青照看。赵常青本来是不会照顾小孩的,但却因为小象的出生而使他成为超级“奶爸”。因此,小象与他很有感情。在赵常青被抓走第二天,小像还到处找赵常青。在《赵常青的儿子小象的哭与笑》一文中这样描述:“小象整个下午都在找爸爸,对于每个来到家中探访的戴着眼镜的男子,都误认为是爸爸,并努力发出声音,以吸引来人的注意。”

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时,感到十分伤心,也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 2011年2月19日,中共当局开始进行疯狂的“茉莉花”大镇压,北京昌平分局的20多位国保和警察,强行闯入家中,强行将我绑架抬走。当我被抬走时,当时才21个月大的大儿子洛洛,因为看到我被人围住并被抬出了门,哭着喊:“爸爸!爸爸!……”;而当时躺在床上才3个多月大的小儿子恩恩,也因为受到惊吓而大声地哭了起来。在我“被失踪”的63天里,大儿子洛洛的喊声与小儿子恩恩的哭声,时时在敲打着我的心。

因为我“被失踪”,妻子李昕艾照看不了两个孩子,只好把大儿子送到教会,请弟兄姊妹帮助照看,后来大儿子因为顽皮去碰饮水机水龙头,导致其手腕处被烫伤。后来,当国保把大儿子被烫伤的消息告诉我时,当时我还差点哭了。而小儿子因为我“被失踪”,一直肚子拉稀,直到我回家时都没有好。现在回想我自己的经历,我还会觉得伤痛。我不知道,大儿子看着我被绑架抬走的一幕,究竟会在他心里留下什么阴影。

在我“被失踪”63天的时候,赵常青给了李昕艾很多帮忙。其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时,2011年4月4日,李昕艾抱着当时才5个月的小儿子恩恩去东小口派出所绝食抗议,并在派出所度过一夜。为此,赵常青在半夜打车赶过来探望李昕艾,当时他住的地方离东小口派出所很远,夜深了也已经没有公交车运行,为此他打车花去了七、八十块。但是,赵常青去了之后,派出所却不让他见李昕艾,也不同意他把孩子带走,无奈他只好在网吧委屈了一宿,等天亮后有公交车运行的时候才回了家。

赵常青被抓走时,小象可能没有像我大儿子一样,看到爸爸被绑架抓走的场景,至少不会在心里留下巨大阴影。但赵常青已经被抓走五个月了,小像也已经五个月没见到爸爸了,虽然他现在还不能清楚的表达,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但我想在他十分幼小的心里,肯定是十分想念爸爸的,而且肯定一直很奇怪,“爸爸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来抱我?”而赵常青已经被拘留五个月了,他也肯定十分想念妻子,十分想念小象。

我与赵常青第一次见面是在2010年5月初。当时,我和李昕艾一起在朋友家见到了赵常青。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我在此之前却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在此之前,我看到他在“民主中国”网刊发表的文章,其中最有印象的就是他当时刚发表《谁是“林昭”呀? ! ——4月29日未名湖畔采访记》。

后来,没过多久,赵常青要搬到天通苑来住,我还开着车去帮他搬家。当时我们一家也住在天通苑,就这样我与赵常青就成了邻居。一年以后,赵常青搬到北七家居住,我们也搬到北七家,又成为邻居。也就是说,从2010年到2012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的内,我们和赵常青是邻居,并在同一家教会聚会,因此成为好友。

2010年7月10日,赵常青还与李昕艾在同一天受洗,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在受洗之前,赵常青曾对我们说,他在监狱中的时候,就自己读《圣经》。那是在赵常青第三次入狱的时候,2004年夏天,他从狱友那里得到一本《圣经》,然后开始阅读,先读《新约》,再读《旧约》。通读了一遍之后,又挑选了一些章节来读,还做了读经笔记。在其2005年10月6日做的读经笔记这样写道:“从去年夏天,到今年春,我已经断断续续的把《圣经》读过一遍。”在监狱里,没有办法受洗,也没人敢给他施洗。在2004年圣诞节,赵常青就自己洗了个冷水澡,然后就宣布自己受洗了。

加上现在这次被拘留,赵常青已经是四次入狱了。其第一次入狱是因为参与“六四”民主运动,被关入著名的秦城监狱三个多月。

赵常青是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人,出生于1969年4月6日。 1988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1989年5月3日,当时才是大一的赵常青,起草并张贴了《五四宣言》和《告师大老师书》,号召陕西师大老师和学生在“五四”进行大游行。 “五四”大游行时,赵常青制作了一面写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的旗帜,并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5月16日,陕西师大学生自治会成立,赵常青担任首任宣传部长。当天晚上,在学校教学大楼前召开的学生动员大会上,赵常青还第一个登上桌子进行演讲,号召第二天全校罢课,去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活动。

在5月19日李鹏宣布北京戒严之后,赵常青于5月23日来到北京,担任“外高联”秘书长。因为要将北京的情况向西安汇报,赵常青在6月2日回了西安。在中共军队于6月3日晚上在北京进行“大屠杀”之后,赵常青获得消息后,决定回北京进行支援。 6月5日到达北京后,开始对北京“屠杀”的真实情况进行调查。因为那时还断断续续听到枪声,赵常青还写了封遗书,以便一旦被打死了,好给父母有个交代。

但他的调查才进行了两天,却于6月7日在西单被戒严部队拦下,从其身上搜出调查笔记和遗书。戒严部队因此将他带到新华门外、长安街路边的树丛中,对他进行殴打,将他打得头破血流。然后,赵常青被五花大绑,被五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带到天安门的戒严部队指挥部,然后交给北京市公安局,拉到劳动人民文化宫。 6月12日晚上转到半步桥监狱呆了一个晚上,13日被转入秦城监狱。在秦城,他被关在六号牢房,与清华大学的孙建伟、北京师范大学的陈来、北京语言学院的张前进、政法大学的龚志中、清华大学的梁煜、北京大学的熊焱以及连胜德关在同一牢房。由于北京当局没能找到他参加其他抗议活动的证据,赵常青在9月下旬被释放,并回到陕西师大继续上学。

1992年从陕西师大毕业之后,赵常青被分配到位于汉中市的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下属的813厂的子弟中学工作。 1995年,赵常青报考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生,其考试成绩排第二,其报考的导师也给他说录取没有问题。但后来却因为“政审”而不被录取。其导师给他写信说:“不行了,北大之上的有关部门,将你的情况,告诉了北京大学保卫处,北大保卫处又将你的情况告诉了研究生院,结果是在政审的关口上,把你给掐掉了。”

在考研道路不通之后,赵常青在1997年开始参加汉中市的人大代表选举,却在正式投票(1998年元月14日)前一天晚上,遭到汉中市国家安全局抄家并传唤。 14日下午被释放。赵常青的得票排在第二,只比一位副厂长少四十多票,比另一位副厂长多200多票。但由于三人都没有过半,需要进行第二次选举。为了防止赵常青当选,厂里干脆把第二次选举取消了,上级为厂里指定一人做“列席代表”。

被释放之后,赵常青被监视居住。过了几天,又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又将他释放,继续监视居住。 3月25日,被正式逮捕,不追究他合法参与选举,而追究他在1997年8月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前写的《改革政治体制,走民主化道路》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建议中共走台湾道路,用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民主化转型。同年7月,陕西汉中市中级法院因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赵常青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同年9月,被送进汉中监狱服刑,同时被813工厂开除厂籍,其户口被打回山阳县农村。由于赵常青拒不认罪,不认为自己违反了法律,导致他在监狱服满了整整三年刑期,一天刑也没有减。直到2001年2月24日才出狱。

出狱之后,赵常青在西安打工,继续从事一些民主人权方面的活动。 2002年6月28日,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发出赵常青组织的有全国各地170名民运人士签名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闯关回国的杨建利的公开信。因为这封公开信,赵常青在同年11月7日被再次抄家,并秘密逮捕。 2003年7月10日,西安中院以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进行不公开审理,8月4日作出有期徒刑五年的判决。

随后,赵常青被送进陕西省第二监狱,即渭南监狱服刑。在服刑期间,由于他拒不认罪,拒绝唱红歌,拒绝队列训练,拒绝劳动,导致他被四次被单独关禁闭,总共长达十个月。在其2006年2月19日第四次被关禁闭时,赵常青还进行了成功的维权。由于关禁闭时,监狱当局每天只给半斤粮吃,把人饿得头晕眼花,饿多半死。为此,赵常青决定抗争,并决定在绝食之前高喊:“反饥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

但是,当他准备喊口号时,却突然感到底气不足,喊不出来。为此,他就开始祷告说:“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在他祷告的那一瞬间,他感到一种铺天盖地的的力量,从头顶源源不断的落下来,充满了他整个的心胸。他感到浑身都充满了力量,然后用最高声音喊出:“反饥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每一句都重复三遍。

他的喊声立即把看守全部惊动了,监狱的督察也过来了。他们把铁栅栏们打开,将他往墙上一推,给他用背铐铐起来。由于督察也在场,他这次没有挨打。

负责人就问他,“你喊啥?”他说:“我喊啥!我要吃饱。我肚子饿。《监狱法》也是这样规定的呀!你们一天给半斤粮食,怎么能吃饱?吃得健康呀?这是虐待!所以我要抗议。”负责人就说:“你不要喊了,我今天晚上就给你解决。”他说:“不是给我解决一个人的,要把那些所有严管的、关禁闭的都要解决。”负责人就说:“行!统一解决。”于是,他的抗争就成功了。

后来,监狱长又找他谈话说:“你前半生吃了不少苦,知识文化也比较高,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前途,你看监狱有什么工作需要改善,也请你提下意见。 ”当时,渭南监狱图书室的一本书借给服刑人员看,一天要两毛钱,一本杂志一天要一毛钱。赵常青觉得这不合理,于是就对监狱长说:“服刑人员本身是家庭的负担,他哪里来钱呀?家庭有亲人来会见的,带来一些钱来,他们想学点文化,看本书呢,还有能力看。但那些长年没有家人探监,没有汇款的这些人,他到哪去弄钱来看书呢?有好些服刑人员想在监狱里面学点文化,为出狱后重建家园,做点准备的,你们收费这就让好多服刑人员,没有办法为自己出狱之后,重新做人,重返社会,做一些预备。”

赵常青还表示:“根据我了解的一些情况,监狱的文化建设、图书建设,这样的一些建设是纳入国家财政开支的,你现在这种收费是明显的不合理收费。如果你们监狱认为这收费是合理的,我保留向省司法厅,乃至司法部反映这个问题的权力。” 监狱长一听这话,就说:“你别急,我下去调查。如果真有这事,我们改!”半个月之后,从2006年6月1日开始,渭南监狱的所有图书杂志,免费向所有的服刑人员开放了。 2007年11月27日,赵常青刑满出狱。

2007年11月27日,赵常青第三次出狱照片

对于赵常青的第三次入狱,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关注到他。虽然我从2002年大学毕业之后,从2003年开始关注各种维权事件,但我却没有看到过有关他入狱的报导,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这实在让我现在都感到遗憾,当时没有为他发出呼吁。

在出狱之后,赵常青继续参与各种维权活动,2008年《零八宪章》发布,赵常青成为首批签名人员。不仅如此,赵常青还参与了《零八宪章》的修改,其提出关于各界公民都应该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的建议还被采纳。对于“公民运动”,早在2002年,赵常青就起草了一个《中国公民运动宣言》,后来第三次入狱,这份宣言还成为其罪证之一。

对于《零八宪章》,赵常青撰写了十多篇评论文章。 2009年11月18日,赵常青在“民主中国”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零八宪章〉与我的“爱情”》的文章表示:“爱之若何?曰:若初恋,若寻之而不得、寻之又寻的爱情!是的,《零八宪章》,我的美丽的’爱情’!”

在这篇文章中,赵常青称他将民主和自由当作“政治爱情”来进行追求,叙述了他三次入狱的经历。赵常青表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不仅仅成为规范和引导他所有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高宪法,而且还成为他的“政治初恋”,成为二十年来他始终不渝的“政治爱情”。赵常青当时表示:“既然二十年前就拥抱了这份爱情,二十年后,我自然会更加热烈地拥抱这份爱情!”为了追求终身不渝的“政治爱情”,赵常青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坚贞不屈,令人感佩!

也正是因为追求“政治爱情”,导致赵常青失去了真正的爱情。当他1998年入狱时,本来他的女朋友已经怀了孕,后来却因为他的入狱导致女友在家人压力之下,将孩子打掉,并选择离开他。当我与赵常青刚认识之时,他看到我的大儿子洛洛,还很痛心地对我们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第二次入狱,他的孩子也已经十来岁了。

我们认识后不久,在朋友的介绍之下,他开始与刘晓冬女士谈恋爱。然后,他们之间的恋爱却经常被国保打断。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被宣布获得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赵常青、王荔蕻、屠夫等一批网友为此在北京进行“饭醉”庆祝,却因此与王荔蕻、屠夫一起被拘留八天。 10月17日拘留期满后,赵常青被强行遣送回山阳老家。 10月24日,赵常青回到北京,当天又再次被遣送回山阳老家。随后,由山阳国保将他软禁在山阳一家招待所,直到同年12月31日才被释放。

在恋爱半多时间之后,赵常青与刘晓冬终于在2011年7月16日结婚。那时,正值中共对“茉莉花”进行大规模镇压之后,原计划在位于天通苑的北京爱加倍教会的礼堂举行,却遭到昌平区国保的骚扰,不让在昌平地盘上举行。后来,被迫改在立水桥附近属于朝阳区的一家饭馆举行。婚礼举行之前,北京国保就告知胡石根、何德普、查建国、高洪明、刘京生、徐永海、王国齐等异议人士,称“北京市公安局的决定,不许参加赵常青的婚礼”。当时参加婚礼张博树,在致贺词时讲道:今天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这也许是今年以来我们大家最值得高兴的事情之一!

我和李昕艾也参加了他的婚礼。这时赵常青已经42岁。在其43岁之时,小象才出生。这就是说,因为被“政治爱情”耽搁,才导致他人到中年才收获爱情,才喜得贵子。

正是看到中共镇压“茉莉花”之后,民间社会的冷清,赵常青从2011年8月开始发起北京公民“饭醉”活动。为此,赵常青2013年1月在《零八宪章月刊》上发表的《北京年末“公民聚餐会”发言纪要》表示:“2011年春,中国’茉莉花革命’遭遇当局严酷打压后,一时间黑云压城、万马齐喑,北京形势一片肃杀。连本人7月16号的婚礼地点都受到有关方面干预而不得不临时转移。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为了去除笼罩在北京上空的恐怖氛围,从2011年8月份开始,我决定每个月底邀请部分民主维权人士在一块吃饭聊天。通过几个月的坚持,到2011年12月底敢来参加’公民聚餐’活动的人士达到30多人。 2012年我继续坚持,期间虽然有过一些波折,转移过几处聚餐地点,但聚餐活动还想对顺利,是故这个’公民聚餐’活动就慢慢的有些影响了。特别是2012年春夏之际,当’新公民运动’蓬勃兴起后,’公民聚餐’活动作为公民运动的一种最为简单的形式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扩展和推广。至岁末,公民聚餐活动在北京、上海及许多省会城市如广州、郑州、西安等地都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也正是赵常青发起“饭醉”活动以及他参与的“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活动,导致赵常青现在被拘留。实际上,赵常青并没有参与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街头举牌活动,只是在2012年12月24日平安夜组织一些人“饭醉”时,讨论了财产公开的问题。后来,赵常青将这次讨论的文字以《205名高官必须带头公布财产! ——北京“财产公开”问题座谈会纪要》为题发表在《零八宪章月刊》。

由于赵常青参加的各种维权活动,妻子刘晓冬一直比较担心。当2012年三月中共当局在其召开的“两会”上通过“被失踪”的“73条”时,几个朋友在一起讨论这一条款。当刘晓冬听说这一条款消息之后,她的脸色一下子就变白了。

在赵常青被拘留后的第三天,即4月20日,刘晓冬发出一封要求各界紧急关注赵常青的呼吁信。刘晓冬表示:“现在我和我的孩子每天都在盼望和等待着他平安回到我们身边,可我们面临如此境况,既对真相一无所知又深感无能为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先生没有回到我们身边的日子里,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支撑起这个家庭,直到我先生回到我们身边。”

刘晓冬本来期望赵常青早日回家,但赵常青在4月23日会见律师时却表示准备再次坐牢。代理律师蔺其磊对美国之音表示,看上去赵常青非常乐观,精神状态也很好,而且对政府如果判他坐牢也有心理准备。

对于中共当局再一次抓捕赵常青,作为朋友,我们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将他无罪释放。在此,我高声呼吁:“自由赵常青!”“释放赵常青!”“赵常青,你妻子刘晓冬喊你回家吃饭!”“赵常青,你儿子小象喊你回家抱他!”

为此,9月14日,李昕艾和我带着两个孩子,到纽约时代广场,举起了“自由赵常青(Free Zhao Changqing)”、“释放赵常青(Release Zhao Changqing)”的牌子抗议。李昕艾还决定,今后每周六晚上去时代广场举起“自由赵常青”、“释放赵常青”的牌子抗议。


李昕艾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起“自由赵常青”的牌子

写于2013年9月17日赵常青被拘留整整五个月的日子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2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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