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先生是1957年受难者中的标志性人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学问渊博,而能独立思考;经历丰富,而善于总结;是体制中人,却能对体制进行无情的揭露与批判;敢于抗争,也善于抗争;特别值得庆幸的应该是:杜老长寿而健康,让他有机会不断学习、不断反思,多思而善作,写了许多文章,做了许多有益历史和人心的事情。
由于多年来收集、研究1957年反右派运动历史资料的关系,与杜老有多次电邮来往。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人家有信必回,绝没有一般名人、教授、学者、老干部那种傲慢和架子。
以前虽然常常读到杜老的文章,例如《中央高级党校的整风反右运动》等,只是没有像这次这样有系统的专题性的拜读。
编辑、出版《杜光专题文稿之三——1957年的革命和反革命》是我的荣幸,也是我学习的好机会。

1949年,经过残酷厮杀、牺牲了几百万生命而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呢?
杜老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家是“在社会主义外衣掩盖下的专制极权的社会”。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用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封建专制主义,来消灭资本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它扼杀了新生未久的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实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变相复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那么,六十年后国家有没有进步呢?中国人民的灾难过去了吗?事实是,社会更加倒退,政治更加黑暗,贪官、裸官遍布中华大地,贫富悬殊、民怨沸腾,民族矛盾到了无法化解的地步。权贵们“通过国家暴力机器将自己的恐惧转化成人民的恐惧”(杨建利语)。

之所以这样,所谓的反右运动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反右运动的结果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信用严重流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丧失,他们的尊严扫地以尽。反右运动中相互揭发,无情批斗,使整个社会道德沦丧,诚信澌灭,人人自危,心存戒备。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要动力,知识分子已经处于整体瘫痪的状态。反右运动不但镇压了那些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打翻到社会最底层去煎熬,而且也威胁了其他知识分子,使他们匍匐在独夫的脚下。”独裁专制体制及其受益人——一小撮权贵分子在没有批评、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日益腐败、野蛮、残暴、下流。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所说: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

杜老的著作,颠覆了“传统”的命题:“反右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认为:反右运动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性质完全相反的历史运动,一个是民主反专制的革命运动,一个是专制反民主的反革命运动。
颠覆了“右派是反革命”说,而认为:右派分子是革命的、是左派分子,是五七民主战士。
这是极痛苦的反思,也是极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与杜老出身、学问、见识、经历(特别是二十一年的劫难人生)有关,更与他的道德、良心、勇气有关。

即使在细微处,杜老也是留心的。全国到底打了多少右派分子,一般都认为是“55万余”,但是杜老加上“一说300余万”。
“55万余”是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8~619页)。
薄一波这个数字是1979年被“改正”右派的数字,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都保留一定数量的右派不予改正;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当时宣布不予“纠正”、“平反”的有:冯元春、谢文量(成都市);曾清泾、蒲世光、左甘仁、刘治良、曾庆有、李负、陈朝中、周季荪、丁六阳(重庆市);朱甦、杨正文、(泸州市);刘国佐、王廷方(内江市)、罗伯勋(乐山市)、刘元芳、文义蕴(涪陵地区);李文统(雅安地区);张志成、张麟仪(省级单位)等,共21名。(《四川省原划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的名单》,冉云飞:《右派资料知见录》)1979年以后又“改正”了几批。直到现在,还有人没有得到改正,北京大学数力系毕业班学生阎桂勋先生就是其中一个。
严重的是,中共是个无法无天的党,一个单位的支部书记就可以把人家随意打成右派分子,然后送去劳动教养,他不要上级审批,更不要法院审判,所以随意性太大,很难有准确统计数字。
甘肃省的敦煌研究所,所长是常书鸿先生,研究所的中共支部书记是常的妻子李承仙。画家毕可因为是资格非常老的“老革命”,没有把李承仙看在眼里,反右派运动中,就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结果被折磨死了。
其实毕可被定为右派分子的申报,上级没有批准,档案退回来了,但是毕可已经死了,所以这个档案就一直放在常书鸿的文件柜里。这个毕可在不在这“55万”里面呢?全中国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毕可呢?
常书鸿据说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大大的好人”,他死了,很多人写文章纪念他,可是在毕可这个案里,他分明是个谋杀犯,至少负有领导责任,是个共犯。可见,如果制度有问题,好人也会干坏事。
毕可的档案毕竟被找到,但是相信有更多人的档案没有了,因为中共的干部都是农村、山沟里出来的,没有管理知识,不讲程序,没有规范,非常随意,不重视生命,根本不把人当人。加上它的统计数字是为政治服务的——实际是为第一把手编造“政绩”、升官发财服务的,所以更加不可靠。
那么到底有多少右派分子呢?一说的“300余万”多次在权威杂志《炎黄春秋》上出现,并没有被当局所否认;我也查了一千多本县志,觉得“300余万”,也有可能。

另外一个概念是“右派已经平反”,很多右派分子本身也这么说,“我平反了。”实际,右派分子只是被“纠正”、被“改正”——说你不应该是右派,我把你错划了,现在让你恢复当年待遇、级别,如果是被开除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现在恢复你党员、团员的资格。没有道歉,也没有赔偿,连1957到1979年被扣掉的二十多年工资,也不补给你了。这合理吗?
这二十多年,受了多少罪,家人受到怎样的株连,遭到多少精神、物质损失,九死一生、家破人亡;许多人被打死、饿死、病死、斗死、累死、自杀死、工伤死,有的被杀掉了,例如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右派学生沈元,被迫害得受不了,1968年用鞋油把脸涂黑,化装成黑人,到某国驻华大使馆去寻求政治避难,结果被抓,以“反革命”、“叛国”罪于1970年判死刑,杀了(熟悉他的亲友都不相信他会“化妆黑人投奔外国使馆”——宋诒瑞《难以纪念的纪念:一个北大高材生之死》)。到1980年,当局对他妈妈说,“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撤销”原来的《判决书》。“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人都杀了,“撤销”《判决书》,“宣告无罪”有什么用?非常荒唐。所以,“反右派运动,是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蓄谋挑起的一场违反宪法、违背道德的政治大阴谋”,必须追究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及中共的历史责任。
对于右派问题,不是“平反”,而是中共领导人要下跪请罪,彻底清算毛泽东、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刽子手的反人类、反文明罪行并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为此,杜老专门写了《“错划”略辨》和《“右派”索赔:权利意识的觉醒》。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发动反右派运动,杜老在书中有非常详细的论述、考证、研究,我这里再补充一个材料,是北京师范大学李岫教授提供的:
云大党委书记李书成把党委文件改头换面添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报》发表说,云大90%的知识分子反对共产党,提出“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这条消息曾被台湾中央通讯社如获至宝地引用,父亲说:“知识分子是改造的问题,不是消灭的问题,这简直是借寇兵资盗粮!”(李岫:《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云大,即云南大学。云大党委,就是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父亲,即李岫的父亲李广田,时为云南大学校长。这位仅仅对“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表示一下异议的诗人、作家、教育家,不久就被他的党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最后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被消灭——沉尸昆明莲花池。
“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这条黑线始终贯穿于中共从井冈山从北京城的整个历史——从杀掉胡耀邦那个口袋插墨水笔的小学老师到反右派、文革,再到把刘晓波、高智晟、高瑜、许志永等关进大牢。
这是一条对知识分子群体灭绝的“革命路线”或“反革命路线”。中共的“应当消灭知识分子”,和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最后消灭整个知识社群”(Zhelyu Zhelev《法西斯主义》,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是一脉相承的。

中共善于宣传——用谎话、空话、大话、暴力语言欺骗、玩弄、吓唬老百姓和广大党员、干部。“创造”了许多似是而非、概念不清、逻辑混乱的词汇。例如——
“人民”,到底谁是人民?由谁说了算?最后大家都明白:“人民”就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毛泽东。现在进步了,全中国大大小小的,从中共中央主席到农村支部书记都是“人民”,或者叫“人民的代表”。从政府、军队、警察、法院、医院、银行、学校、工厂、农场、街道、洗澡堂都冠以“人民”二字,请问哪一样是属于人民的呢?
“解放”,中共九十多年、“共和国”六十多年,到底“解放”了什么?我看,只解放了兽性、奴性,却压抑了人性、个性。
“解放军”、“解放战争”(应该叫“1945—1949年国共战争”)、“民主人士”、“建国”、“民主党派”……都是字面与实质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伪“名词”。

把除共产党外的民革等八个党叫做“民主党派”,这些党真的是民主党派吗?我看未必。1949年以前,如果说它们批评国民政府是“对”的话,那么与共产党同流合污、共同谋杀国民政府,就是犯罪——反民主、反宪政、反人民,让中国历史倒退了至少一百年。
这是我苛责前贤、事后诸葛亮吗?当然不是。对于共产党,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傅斯年、黄炎培一起去延安,傅斯年一眼就看出问题,黄炎培却掉进了毛泽东的“民主圈套”。就是“民主党派”的储安平在《中国政局》中对共产党也有入木三分的分析: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1949年后,这些党更是吸着民脂民膏而为王前驱、为虎作伥了。
所以,这些党不能再叫“民主党派”,应该正名为共产党的“花瓶党”、“儿子党”、“二奶党”等。
“民主党派”一词的盛行,也表明共产党已经自觉退出“民主党派”,站到法西斯党的系列去了。

几十年来,“党”也被共产党所垄断,似乎其他党都不是“党”了,共产党的霸道由此可见一斑。明明是另外八个党的党员,却一直被叫“非党人士”。
什么“党的十八大”、“校党委”、“乡党委”、“省委”、“市委”……一百年以后,或者党禁开放后,这些都像天书一样让人看不懂了。

还有“四人帮”,被杜老纠正为“六人帮”(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毛泽东),毛泽东是“反人性、反道德、无法无天的政治专制主义”者、独裁者,阴谋(自诩“阳谋”)家,是“六人帮”的头子,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纠正得好。

共产党扫荡传统文化、破坏教育以后产生和建立起来的祸国殃民的“党文化”无处不有,无处不在。
当代的作家、教师、研究者,都有清除这些垃圾的复杂而繁重的任务。
这些是我多年读书和做出版编辑的体会,一并写在这里,予专家们参考。

总之,通读杜老全书,明显感觉《杜光专题文稿之三——1957年的革命和反革命》是同类著作中,思路最清晰、分析最有条理、结论最精当的一本,值得向大家推荐。(2014年6.4前夕,于流浮山庄)

〔《杜光专题文稿之三——1957年的革命和反革命》由香港九江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6月出版,已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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