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根本没有正义的教育和普及。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由于没有正义的教育和普及，特别是由于没有正义的红色意识形态对于整个社会长而久之的不断洗脑，很多中国人都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程度不同的、难以理喻的脑残——善恶不辨、是非不明、香臭不分、麻木不仁，等等，形形色色的愚民因而便泥沙俱下地蜂拥而出！倘若弥补从来没有的正义，倘若形成从来没有的正义，亦即让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树立起应有的正义观，可能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年、两年，也不仅仅是十年、八年的时间，恐怕得需要几十年甚或一辈子的时间。这就是说，确立正义观，决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而必然是一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长期的、艰苦的、战略性的工作。西谚云：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真正的贵族。要让中国人都树立起应有的正义之理念，也应作如是观。
罗尔斯著《正义论》
在中共建政后半个多世纪漫长的时间里，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开展过正义的教育，更没有进行过正义的普及。作为其所形成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就是：很多中国人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树立起应有的、哪怕是最起码的正义之概念，更没有对于正义的正确的和明确的理解。
正义一直是中国教育的极其巨大、极其可怕的空白；正义一直是中国大陆整个社会的极其巨大、极其可怕的空白！
一、要名正言顺地讲正义，要大张旗鼓地讲正义
1、中国大陆根本没有正义的教育和普及
中国大陆根本没有正义的教育和普及。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倘若弥补从来没有的正义，倘若形成从来没有的正义，亦即让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树立起应有的正义观，可能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年、两年，也不仅仅是十年、八年的时间，恐怕得需要几十年甚或一辈子的时间。这就是说，确立正义观，决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而必然是一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长期的、艰苦的、战略性的工作。西谚云：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真正的贵族。要让中国人都树立起应有的正义之概念，也应作如是观。
由于没有正义的教育和普及，特别是由于没有正义的红色意识形态对于整个社会长而久之的不断洗脑，很多中国人都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程度不同的、难以理喻的脑残——善恶不辨、是非不明、香臭不分、麻木不仁，等等，形形色色的愚民因而便泥沙俱下地蜂拥而出！
红色意识形态及其指导下的极权专制主义势力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剥夺一切有产者的地位、尊严、资产乃至于生命，巧取豪夺地把所有的私人财富都统统地劫掠而去，明目张胆地和冠冕堂皇地大搞所谓的 “国有化”、“公有化”。这种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公开抢劫，实际上就是遍及于全社会的赤裸裸的无耻犯罪。
这种仇视正义、反对正义、敌视正义的红色意识形态，怎么能够允许并提倡正义的教育和普及呢？
没有正义的教育和普及，必然导致正义的普遍缺失。
2、没有正义教育的中国历史
在中国大陆，在这个号称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里，向来匮乏对于正义的研究和探讨，更谈不上对于正义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不但遗漏了正义，缺失了正义，泯灭了正义，在这方面算是交了可耻的白卷，足以堪称没有正义的世界第一，而且在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上，也没有正义的教育，更没有正义的普及。
正义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了、隐遁了、根本见不到了。正义在中国人的概念里，不是百分之百的空白，空白率起码也要达到及格线以上。正义大面积的缺失，正是我们身处于其中的社会贪腐成风、人性泯灭、良知匮乏、道德下滑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对于人性、良知、道德等方面的具体论述和一定程度的阐释，但是对于正义的本质及其形式、作用和意义等等，却从来没有进行过颇有分量、颇有系统的理论表述，也从来没有上升到形而上的抽象思维的哲学高度。
应该说，整个中国的历史，对于正义的欠账，简直是太多太多了。以正义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大有可以商榷之处的，某些方面甚至是很成问题的。比如，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推动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但是，经过对中国历史的诸多人物和事件的仔细研究、认真分析和明确判断，我们就能看出：毛泽东的这种说辞的确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或极大的破绽。试问：哪一次农民起义、哪一次农民暴动，不是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连绵不已的大破坏、大浩劫、大灾难、大悲剧？这种大破坏、大浩劫、大灾难、大悲剧，又哪里有一点点社会进步的意义，更何谈推动文明之发展？
毛泽东对农民起义、农民暴动的论断，无论怎么说都是莫名其妙的，是捕风捉影、空穴来风的，是罔顾历史真实而颠倒黑白的，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胡说八道！
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在打倒了一个旧的皇帝之后，又立起了一个新的皇帝；在推翻了一个旧的王朝之后，又诞生了一个新的王朝。在这种争权夺势的血雨腥风和腥风血雨的你死我活的百般厮杀中，黎民百姓却糟了殃、倒了霉，而且常常是遭大殃、倒大霉。不但啼饥号寒、流离失所，而且还要尸横千里、血流成河！
总的来看，农民起义、农民暴动实际上就是处在轮回不已的捣乱——破坏——再捣乱——再破坏的永无尽期的怪圈之中。
毛泽东在上个世纪所搞的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即，以消灭私有制为目的的共产革命，本质上也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农民暴动的一个现代翻版而已，是没有任何新意的照猫画虎的整个社会的大动乱而已。
中共所谓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不就是不打自招地讲明了共产革命的真实状况，不就是自我证明了其说到底不过就是类似于农民起义的一种痞子革命吗？
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讲，农民起义、农民暴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进步意义可言。而毛泽东所领导的本质上的农民暴动，很难看出有什么进步的作用。真实的情况则是，这种农民暴动的共产革命非但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相反却把中国的历史大大地拉向后退了，等于把公元二十世纪拉回到公元前的一世纪或二世纪里去了。
把历史拉向后退，而且还不只是退后几十年甚或上百年，而是把历史一下子就拉回到两千多年以前的时代。请问：这，还有什么正义可言呢？
毛泽东搞的农民暴动之不正义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有案可查的，更是证据确凿的。暴力革命历史的不正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现实的不正义。现实的不正义，不但其来有自，而且积重难返。
在共产革命的历史上，曾经风靡过这么一种论调，这种论调而且也一直是红色意识形态乐此不疲地洗脑教育的内容，即，如果目的是崇高的，那么，手段无论多么卑鄙、无论多么下流，也是正当的。这就是所谓的“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这种“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理念及其指导下的遍及全国的行动，已经取得了祸国殃民、摧毁中华、泯灭人性的巨大成效。但是，这完全是一种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所作所为。
正确的思路应该是：手段如果卑劣，目的也绝非崇高。也就是说，手段不正义，其所达到的目的也绝非正义；目的如果正义，其所要求使用的手段也必然是与正义的目的相一致的正义。进而言之，目的与达到目的的手段应当是相符的、同一的。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只能是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邪恶之举。
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红色意识形态，业已毒化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业已造成了全民族神人共愤的巨大灾难。这种与正义截然相反的指导思想，再也不应该与时俱进地蛊惑人心了，再也不应该拥有其横霸天下而肆意妄为的任何市场了！
追求正义、维护正义、实现正义，必然要求目的不但是正义的，而且要求抵达正义目的的手段，也必然是正义的，亦即，手段不正义是坚决不行的。
3、人人都要讲正义
为什么要讲正义？为什么要提倡人人讲正义？因为正义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正义是人性的标准。正义是良知的体现。正义是道义的先导。
正义是旗帜，引导我们前进。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恪守正义、百折不挠地追求正义、竭尽全力地实现正义。
人生的价值在于热爱正义、维护正义、追求正义和实现正义。
人生的意义在于实现我们视之为与我们的生命等而同之的正义。
正义是灵魂。人，如果没有正义，就等同于没有灵魂。而没有正义、没有灵魂的人，则无异于徒有其表的衣冠禽兽。
珍视灵魂，就要珍视正义、正义的价值、正义的意义，就要始终牢记正义的不可或缺的极端重要性。正义，无论对我们自己，还是对他人，亦或对整个社会，都具有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巨大价值和毋庸置疑的伟大作用。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讲正义。
讲正义，要经常地讲，要不断地讲，要大讲而特讲，特别是在现在不正义司空见惯、见惯不怪的情况下，就更要大张旗鼓地讲、不厌其烦地讲、三番五次地讲，一直讲到实处，一直讲到人心中，一直讲到骨子里。
4、讲正义，肯定要好于讲政治
前些年，中国大陆的官场上时兴一个词儿，叫做“讲政治”。这是中共党魁江泽民对各级党政军官僚所提出的明确要求。什么叫政治？众所周知，这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所谓的政治就是：一切都要围绕着最高权力的魔棒旋转。不旋转行不行？不旋转恐怕是根本不行的！
江泽民所提出的“讲政治”就是，要求所有的党政军官僚、所有的党政军官僚所统治的所有的民众，都要听从他的指令，都要以他的核心意志为意志。倘若不听从他的命令或对他的肆意滥权有不同意见的，那就被认为是不讲政治了。不讲政治的下场是不容乐观的，降职降薪是免不了的，削职削权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哪怕为了保得个一官半职，人们也就只好听之任之地讲政治了。不愿讲也得讲；不想讲也得讲，不讲是不行的。上峰有令，焉敢不讲？
江泽民大张旗鼓地和郑重其事地所搞的讲政治，讲来讲去，到底讲出来了个什么子午卯酉的鬼名堂？讲政治，却讲出了周永康贪污腐败一千亿的富可敌国，徐才厚卖官鬻爵的大肆敛财，薄熙来假公济私的唱红打黑，令计划的家族式的发家致富、江绵恒鲸吞海量的国有资产并占据电子通讯的半壁江山，以及各种各样的一群一伙的塌方式腐败。大老虎成群结队，中老虎一堆又一堆，小老虎层出不穷、前仆后继，真乃狐假虎威、虎虎生风也？！更不用说有如过江之鲫式的蚊子、苍蝇、跳骚和形形色色的蛆虫了，直把整个中华大地搞得个人仰马翻、鸡飞狗跳、天翻地覆，简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我是流氓我怕谁”？这，难道不是江泽民搞的讲政治所导致的必然之结果吗？
讲政治而不讲正义，就是如此这般不堪睹目之下场；不讲正义而只讲政治，必然形成唯权是举、唯权是夺、一切为上，一切只看上级的脸色行事，无所不用其极地献媚邀宠、顺风朝屁瞎胡整的恶劣风习。
与其讲不问是非、不辨善恶的政治，莫不如讲是非分明、善恶清楚的正义；与其讲极权专制独裁的政治，莫不如讲回归人权、实行民主、捍卫自由的正义！
什么时候中国的政治与正义划上等号了，什么时候中国的政治才可能破除重重迷雾而从阴暗狭窄的耗子洞里钻出来，从不见阳光的桌子底下站起来，从黑魆魆的密室中走出来，从而使自己有一个堂堂正正的、光明磊落的好形象！
5、要形成讲正义的好风气
开展正义的教育和普及，是整个社会的各方面、各领域、各部门、各行业的当务之急，应当刻不容缓地提到每一个办公大楼、每一个会议室、每一个办公室的议事日程上。
正义的教育和普及，需要从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专家、学者那里发其端、领其先，继之以新闻舆论界广泛而深入地、持之以恒地做宣传，无论发多少文章，无论写多少报道，无论出多少著作，都只能嫌其少而不能嫌其多。弘扬正义的文字，用韩信点兵的话来讲，就是多多益善。
正义的教育和普及，首先应该从娃娃抓起，然后再次第推进，从幼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一直推到一个人的生命圆满结束的那一天。
正义的教育和普及，一定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不重视这个问题，是根本不行的。因为我们所面临的诸多困境、障碍、麻烦等等，细究起来，的确与我们长期忽视对正义的教育和普及有关系，因而我们决不能再一如既往地懈怠下去、拖延下去了。
一定要形成讲正义的良好风气。正义，不但老百姓要讲，国家主席也要讲，国务院总理也要讲，人大委员长也要讲，政协主席也要讲，省长要讲，市长也要讲，县长也要讲，军师旅团营连排小班长要讲，厅局处科股等大大小小的干部也都要讲。
不管是谁，都要讲正义。有权、没权的，都要讲正义，都可以讲正义、都能够讲正义、都必须讲正义。要讲出一个人人讲正义的、好的、正义的社会和一个好的、正义的社会风气！
要通过正义的教育和普及，让人人都热爱正义、维护正义、追求正义并实现正义！
二、正义的人生教育
正义教育应当贯穿于一个人生命的始终。无论何时何地，人都应该把正义当作自我教育和教育他人的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好，因为正义是生命，正义是我们须夷不可或离的生命线。
中国教育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极权专制主义长驱直入、无孔不入且牢牢把持的范围广大的疆域，直到现在也仍然是被蹂躏、被侵害、被玩弄的重灾区，其从头到尾、浑身上下无不令人遗憾、令人可悲、更令人咂舌地沾满了似乎根本挣不脱、洗不净的癌细胞一样可怕的红色病菌：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谎言化、党派化、官僚化，还有无所不在的监视制度、特务似的告密制度、政治指导员制度，更不用说外行领导内行、学术行政化、职称资历化等非教育本质、反而极为有害于教育的乌七八糟的东西无所不用其极地招摇过市，大摇大摆地亮相于中国的各个大、中、小学校。
无孔不入的党文化，即红色意识形态到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文科教科书，横刀立马地占据了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的全部课堂，堂而皇之地蒙蔽着成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万的莘莘学子的眼睛，麻痹着同时也愚昧着国人日渐衰微的神经中枢。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肆意逞能的缘故。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肆意逞能的教育，又怎么能够培养出无愧于我中华民族列祖列宗的大义凛然的正义之士？制造产品的模子不正，焉能期待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歪？
1、要进行幼儿的正义教育
幼儿的正义教育，处于一个人教育过程的起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教育孩子们，别人的东西千万不能动、不能拿。如果喜欢别人的东西，比如说玩具，首先得经过别人的允许。只有经过别人的允许，才可以拿来玩，否则就根本不可以。要以适合于孩子们的喜闻乐见的类似方式进行恰如其分的正义启蒙和正义教育。
要从一个人的孩提时代，就要对他灌输正义的道理和思想。根据心理学的分析，幼年所形成的一些印象及其导致的一些概念，对其以后的一生，将会产生至关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个阶段，父母的言传身教，肯定会在孩子的幼小的心灵里刻下牢不可破的印记。哪怕一件小事，都可能或必然影响并决定孩子一生前行的轨迹和发展的方向。父母的正义与否，都会在孩子的身上得到自然而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反映。父母对孩子早期教育的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除了父母之外，幼儿园教师对孩子们的正义教育应当同样地引起应有的考虑和关注。
对孩子们的正义教育，应当由浅入深地、逐步地开展起来。
目前的幼儿教育，还尚未把正义的内容灌注进去。这是需要极大地加以弥补的缺欠乃至于空白。
没有正义的教育，是根本行不通的，是迟早要失败的。此种现状必须得到根本的修正和应有的改变。
2、小学生应当接受正义的教育
目前的小学教育是没有正义内容的，因而不可能使小学生们树立起应有的正义观念。
整个小学时代都树立不了应有的正义观，又怎么能够奢望会出现未来合格的公民和为正义而奋斗的正义之士呢？
小学课本，尤其是文科类的，应当大量地弥补正义的相关内容，以使学生们能够通过学习追求正义并实现正义的历史人物及其所做的正义的事迹，而逐步地建立起最起码的正义之观念。
如果像现在的小学教育那样，正义依然如故地停留在空白的状态，常此以往，中华民族的子孙就会在没有正义的观念中很不正义地鬼混下去的。
可见，小学的正义教育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因为这是百年树人的基础工程。
3、中学阶段的正义教育尤其重要
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正是一个人身心发育的关键时刻。这个阶段的正义教育，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成长来说，至关重要。中学生在这一阶段能否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能否确立应有的正义观，应当引起教育部门的深思。
现在的中学教育，无论初中，还是高中，在确立学生的正义观方面并没有相应的计划、相应的措施、相应的思路。学生们所学的都是叫做“思想品德” 的政治说教，基本上匮乏甚或没有正义的内容。学生们所接受的，不过就是几十年一以贯之的红色意识形态那一套党文化的强硬灌输而已。
学生们应当通过学习正义的人物及其事迹，而成为一诺千金、言而有信、绝不放空炮的说话算话之人，而决不能成为言而无信、撒谎不脸红、硬把不是当理说的无耻之徒。
学生们要在学习正义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热爱正义、维护正义、追求正义的正义之士。
4、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博士生教育
大学中的文科教育，无论是二——三年制的大专，还是四年制的本科，亦或是本科之后的三年研究生，以及研究生之后的博士生，都统称为大学教育阶段。大学的文科教育一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着红色意识形态的教育，即，大学里通常有的政治课、党史课、思想品德课等内容。
这就是说，在中国大陆，无论上什么大学，无论学什么专业，无论专科，还是本科，无论研究生，还是博士，都得上这些与自己的专业（红色意识形态的专业除外）毫不相干，与自己的专业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联系、更谈不上有什么用处的类似课程。这些课还必须通过考试取得成绩。考试不及格都不行，到时候还得费力地去补考，搞得学生们叫苦不迭，都很挠头、也很无奈，因为学习这些东西、掌握这些东西，根本没用。
党文化的诸多表述，大都不符合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现实需要，也不符合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基本特点，相反，却是与后者完全脱节、南辕北辙、天差地别的，甚至是水火不容、正相敌对的。
大学文科教材现在仍然充斥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词夺理的和胡搅蛮缠的相关表述，例如“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剩余价值规律”、“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的周期性爆发”、“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等陈词滥调；而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也仍然在到处招摇撞骗，蛊惑人心，什么“共产党领导全民抗日”、“蒋介石抗日时躲在峨眉山上，抗战胜利后就下山摘桃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谎言流布、阴谋贯穿的毛泽东思想，连一丁点文明的气味都没有，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邪恶之大成；邓小平理论除了猫论，即，无论白猫，黑猫（还有一种说法：既不是白猫，也不是黑猫，而是黄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就是摸论，即，摸着石头过河（河浅倒可以边摸石头边过河。如果河深摸不着石头，怎么过河？那岂不是要一命呜呼地淹死吗！况且，一不小心碰上了漩涡怎么办？那岂不是要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况下，只能呜呼哀哉地走向穷途末路了么？！如果河既深且大，应该用船渡河才行。有船不用，岂不荒唐？），还有一个“不许争论”（不争论，怎么能行？真理不是越辩越明吗？凭什么不许争论？难道只许你杀人放火，而不许人们说一说、论一论么？）。除了这些实用主义的现上花轿、现扎耳朵眼一般地穷于应付的说辞之外，除了这些无法自圆其说的、拍脑门似的机会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讲话之外，就啥也没有了，连一点理论也没有。把没有理论的东西生拉硬扯地扯成了一个莫名其妙、云山雾罩的邓小平理论，还匪夷所思地、霸王硬上弓地都给编进了教课书中；更有甚者，以腐败治国的江泽民自我意淫地搞出来的“三个代表”，非得让学生们死记硬背不可，非得要强行代表不行，不管你同意不同意，认可不认可，反正都得代表。不让代表都不行，不让代表就不及格。实在没办法，那就只好听之任之地照葫芦画瓢吧，照猫画虎或照虎画猫地应付差事吧！反正考完了之后，就算万事大吉地OK了，立马就被忘得个一干二净。管它什么代表不代表，与我又有何干系？
用如上所述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对现代大学生们进行洗脑，不但是对于中国文化的肆无忌惮的侮辱、藐视和贬低，更是对人类文明的极大诽谤和彻底摧毁！
前苏联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打出改革与新思维的旗帜之后不久，前苏联的各大学就全面取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学，因为经过所谓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际是一场货真价实的阴谋政变）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六十多年的历史实践，马列那一套早已是千疮百孔了。因此，在大学课堂上取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学这个决定一经公布，便立即受到了前苏联各界的普遍而又热烈的欢迎。
既然前苏联的大学课堂上可以取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学，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的大学课堂上却还要继续一如既往地把马列主义当作成百万、上千万的莘莘学子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和紧紧把握的“宇宙真理”呢？
参照前苏联的有益经验，中国大学的课堂也应该刻不容缓地立即取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红色意识形态的教学，因为这些从根本上与人类文明不搭界，反而是大相径庭乃至截然相反的陈腐教条，对于现代文明的人权建设、法治建设和民主建设等等，是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益处的，是连百分之一、百分之零点一的好处都没有的！
取缔此类教学，比不取缔要好；早取缔，比晚取缔要好；全面取缔，比部分取缔要好；彻底取缔，比不彻底取缔要好！
大学教育，是一个社会培养其中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就自我的极为重要的关键阶段。因此，多学习、多掌握一些有用的知识和学问，比学习那些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东西，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由于马列毛邓之类的红色意识形态的长期垄断和紧约束机制，使得中国大学的课堂上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自由思想生长与发育的空间。取缔红色意识形态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在大学课堂上创造自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辩论、自由言说的一个无比广阔的天地！
任何思想，哪怕是以国家意志的面目出现的思想，不能也不应该在大学的课堂里占据绝对垄断的地位。任何思想的生成和发展，只能依靠思想自身的力量，而决不能依靠外在的，例如行政的、司法的、军事的等诸如此类的其它力量而使之得以证明，而使之得以强化。
思想的力量只能用思想自身来证明。任何除思想之外的证明方式，都应该而且必须是统统地无效。这就是说，哪怕以国家的强制力介入思想的领域，也不可能、更无法证明思想本身的价值，即，用国家的力量来证明思想，那也不足以增添思想的原本力量，而只可能给它涂抹几层闪亮的油彩而已，只是使它看起来显得更加光滑、更加靓丽，因而更加诱人而已。
驴粪蛋决不能因为表面的光亮，就变成金子了，因为无论怎么打扮、无论怎么装潢，驴粪蛋总归还是驴粪蛋。驴粪蛋，不管有多少人绞尽脑汁地赞美，不管有多少铺天盖地的表扬，不管用多么诡辩的方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颠来倒去地论证其有多么多么地宝贵与可爱，不管有多少所谓的专家、学者、教授无所不用其极地夸耀，但却永远也不会变成金子，永远都是货真价实的和毋庸置疑的驴粪蛋而已，因为其本质就是这么个东西，这是任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这，就像某些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论或思想，决不能因为披上了一层冠冕堂皇的和五颜六色的国家意识形态之亮皮，穿上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官方之服装，就可以横空出世地招摇过市，自吹自擂地神气活现，耀武扬威地大言不惭，自我贴金地王婆卖瓜！这，难道不是活生生的典型的皇帝穿在身上的新衣吗？
没有正义的理论或思想，哪怕吹得天花乱坠，哪怕被捧为宇宙的唯一真理，哪怕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该无能还是无能，该无力还是无力，该无聊还是无聊，该过时还是过时，该混账还是混账！
马列主义早已成为人类文明避之唯恐不及的不堪入目的垃圾了，早已被千百万、上亿万的有识之士扔弃到哇爪国里去了，但为什么却偏偏在中国大学的课堂里仍然畅行无阻、横行霸道地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垄断地位，并对成百万、上千万天真烂漫的学生进行无耻之尤的强行洗脑？
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以谎言流布、欺骗盛行、强词夺理的说教，业已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人民，难道不知羞耻地还嫌作恶不够？难道还要大肆张扬地攻城略地，直到让这个阴暗、卑鄙、龌龊、下流的魔鬼的灵幡，像毒蛇一样爬进每一个大学生的头脑中去，再去建立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腥风血雨的革命根据地吗？
如此这般不正义的大学教育，究竟结出了什么样的惨不忍睹的和满目疮痍的悲剧之结果？
除了盛产出举不胜举的和层出不穷的世风日下、道德滑坡、人性泯灭，更谈不上良知、更谈不上道义等所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和有知识的投机专营者、见风使舵者、大大小小的犬儒和唯唯诺诺者等形形色色的奴隶、奴才，还能培养出具有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的现代意义的公民吗？对此，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为了培养具有独立意识的现代意义的公民，特别是具有公民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在大学校园里、在大学课堂上展开恰如其分的和大张旗鼓的正义教育和正义普及。
要把正义引进校园，要把正义引进课堂，要把正义引进到每一个大学生的头脑中去。正义一定要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的始终!
5、正义的继续教育
学校教育完成之后，即，在毕业之后，学生就要走向社会。学校教育告一段落之时，继续教育就应该立即开始。怎样进行自我的继续教育和社会的继续教育？这乃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正义的继续教育，尤其应当如此。
既要进行正义的自我教育，也要进行正义的社会教育。正义的自我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两个方面可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相得益彰、相互提携。
在增强社会教育的基础上，应该把正义的自我教育提升到应有的重要的位置上来。在正义的自我教育不断取得进展和提升的过程中，社会的正义教育才能不断地取得理想的或比较理想的丰硕成果。
6、要更正教科书中的一切谎言
要用正义的内容填补正义向来空白的中、小学课本，也要填补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的正义空白的相应教材。
学生们现在所学的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文科类课本，又有几页不是假冒伪劣的连篇谎言，又有几页可以经受住历史的和现实的严格考验，又有几页可以称得上是无愧于天地良心的呢？
谎言为什么可以登堂入室，自我彰显？
假冒伪劣为什么能够耀武扬威，毫无羞惭？
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一个不得不回答、不能不解决的极其严重的问题：诸多使用了几十年、现在仍然在使用的文科类教科书要不要修改？教科书中的一切谎言要不要得到更正？
难道让教科书中的谎言继续依然如故地误人子弟、贻害千秋，难道让这些假冒伪劣的精神垃圾继续为虎作伥、狐假虎威、不成霸业决不罢休不成？
为了恢复正义，必须修改所有教科书中的一切谎言，必须把假冒伪劣的所谓英雄、模范、典型等等，还有更多的类似垃圾都给清除出去，而把有关坚持正义的人物、事迹等统统地纳入进去，以成为弘扬正义的应有的和必有的内容。
教科书中，特别是文科类教材的谎言化，从来都是极其严重的，也不知道究竟坑害了一代又一代的多少亿人？！从小学到大学，哪一个中国人不是如此这般地浸泡在谎言的文字里、课本中？即，在红色意识形态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教育里谁也逃不脱，小学生逃不脱，中学生逃不脱，大学生也逃不脱，真的是没人可以逃得脱！
在中国大陆，请问，哪一个人不是喝着党文化的狼奶长大的？哪一个人没有受到过红色教育自始至终的、全方位的耳浸目染？
根本经不起历史之推敲、更经不起时间之检验的英雄人物、先进模范、还有各种各样的典型，耗费了多少中国青少年的大好光阴，虚掷了他们多少极为珍贵的才华？以千百万计，还是以亿万计，恐怕都是难以涵盖得了的。时间、精力和经济的损失，用万亿乃至十万亿来统计，都不能说多而只能说少。
因为当一个英雄、模范或典型深深地扎进人们的记忆深处之时，那将耗费一个人多少劳神子的心血？但假的就是假的，假的永远真不了。假英雄、假模范、假典型的真实面目一经披露，在人们心中通过几十年的红色教育所好不容易确立起来的高大形象，瞬间就会摧枯拉朽地崩塌，有如水银泄地一般地支离破碎了。
最近在中共的官方媒体之一的《解放军报》上披露了一条消息：战斗英雄邱少云的事迹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因为根据科学实验，在高温的情况下，人的肢体反应根本不受个人的意志所控制。邱少云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仅仅依靠他的革命的坚强意志而纹丝不动，显然是不可能的，是违反科学常识的。军校学员们向他们的老师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老师们一方面想捍卫红色英雄的正统地位，一方面又得尊重科学规律和科学常识，在无法自圆其说的两难困境之中，最后只得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脸是红一阵白一阵，在惊慌失措的窘态中显得很是被动。
邱少云的英雄形象原本就是为了适应某种政治需要而给胡编滥造出来的，所以，就根本经不起人们的一问。其不真实的英雄事迹现在又要企图蒙混过关，到头来只能不可避免地自曝其丑。由此可以证明，假的终究真不了，骗人的东西只能得逞于一时，而绝不能够长远。
在我们的社会里，类似的假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文科类教课书基本上是以假著称的，也是以假闻名于世的。应该说，这是整个社会都不真实的一个反映。在假冒伪劣盛行的社会里，真实显得尤为可贵。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做“要生活在真实中”。这是前捷克斯洛伐克剧作家、《77宪章》的发起者之一、反极权专制的著名的异议人士——哈维尔曾经说过的话。他的这句话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很有用，都很重要，因为我们几乎从来没有生活在真实中，直到现在也依然如故地生活在无往不在的虚假中。
生活在真实中，我们就得告别各种各样的假英雄、假模范、假典型，我们就得告别像雷锋这样的人为制造的英雄及其所谓的先进事迹。因为雷锋的很多日记、报告等，都是由郭小川等著名作家、诗人先写出来之后，再让雷锋抄写一遍而已；雷锋的很多事迹，都是由沈阳军区宣传处的干事与他一起编造出来的。据有关资料介绍，为了塑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典型，还特地为雷锋组建了一个制作团队，绞尽脑汁地挖掘（说白了，就是编造）雷锋的先进事迹；雷锋形象的诸多照片，完全是让雷锋摆排的结果。
宣传雷锋的目的，就是欺骗国内外舆论，让雷锋成为迷惑广大青少年的一个政治道具而已。雷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假英雄、假模范、假典型，是为适应一时政治需要的、没有一点点真实性的、纯属人为编撰的荒唐之杰作！
宣传雷锋等所谓英雄事迹的教科书，尤其是文科类教科书，不管是小学、中学或大学的所有的文科类教科书，都应该按照真实的要求重新删改、重新修订、重新校正。要去除一切的虚假、一切的谎言！
“修改教科书中的一切谎言”，乃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正当合理的要求，是中国社会变革与正义转型的题中应有之意，是我们这代人必须完成的光荣的历史使命。但是，笔者十多年前提出的这个清楚而又明确的任务直到现在也仍然远远没有完成，甚至连刚刚开始都还没有！
这是极其可悲的，更是极其可耻的，当然也是不能容忍的。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破除谎言，以恢复真实。
戳穿假相，以恢复真相。只有真实、真相，才是抵达正义的必由之路。
三、应当开展正义的社会教育和正义的自我教育
1、新闻舆论应该带头宣讲正义
在引领社会潮流方面，新闻舆论常常起到主要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要使整个社会都能够形成热爱正义、维护正义、追求正义并最终实现正义的良好风尚，新闻舆论应当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如果新闻舆论不能发挥其所应当发挥的行之有效的巨大作用，那么，整个社会的正义进程，就会受到不应存在的不良之影响，就会遭遇到不应遭遇的重大阻力，正义因之也就不可能得到迅速而又完满的实现。因为在新闻舆论不能倡导并主持正义的情况下，正义常常被邪恶所压制；因为正义不能得到弘扬、不能得到伸张，那么，邪恶就必然会如入无人之境地登堂入室，进而占据要津地夺人心魄，无所不用其极地为所欲为，直到“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祖国山河一片红与黑！
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向来是自我标榜的党的喉舌。所谓的“党的喉舌”就是：一切均以党主的意志为意志。党指东，新闻媒体就”东方红，太阳升”，一江春水流向东；党指南，新闻媒体就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党指西，新闻媒体就说“西方的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西方的普世价值”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东西，西方的老鼠、狐狸到处蹿（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怎么竟蹿到了东方、竟蹿到了中国？这个嘛——那就免谈了吧）；党指北，新闻媒体就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呼儿嘿呦，他比爹娘都要亲——
作为喉舌的党控媒体，半个多世纪以来，就是如此这般地按照党的指示和命令，毫不走样地在党所划定的范围内自得其乐地、且歌且舞地根据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发出没有任何独立性、没有任何自主性，而只有符合党魁意志的声音的。
没有客观，而只有党魁意志的主观；没有全面，而只有党魁意志的片面；没有真实，而只有党魁意志脱离实际的虚假；没有公正，而只有党魁意志和一时一地的政治需要的偏颇。这，正是中国大陆的党控媒体六、七十年来毫不走样、一以贯之、自我规定的行为方式。
所有党控媒体的新闻报道，根本没有任何新闻报道的实际价值可言。其所作所为基本上或根本上都是与自身的职业道德或曰职业操守没有任何相符之处的，是彻头彻尾的南辕北辙和完全彻底地背道而驰的！
新闻报道的本质价值是：客观、全面、真实、公正、独立。做不到这一切，还搞什么装腔作势的新闻报道？没有新闻本质内容而搞出来的油腔滑调的东西，还能叫做正常的新闻报道吗？除了注了水的数字，就是到处大放卫星的铺天盖地的谎言，虽然热热闹闹、敲锣打鼓地轰轰烈烈、一哄而上，但却根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根本经不起历史的推敲，风头过后，其本来面目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原来都不过是些靓丽的肥皂泡而已，都不过是些海市蜃楼般的幻影而已。
中国大陆现在可能或必定有成千上万家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纵然有无穷无尽的、各种各样的新闻机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等等，但却只有一家新闻媒体，就是党控媒体。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是国营的，都是官办的，都是党控的，因为中国大陆不允许有私营媒体。只此一点，就注定了中国大陆丝毫没有现代文明社会所应具有的最起码的新闻舆论自由。
在新闻舆论自由方面，二Ｏ一五年的中国大陆，还不如115年前的满清王朝统治末期的一九00年，因为那时候还有各种不同的民营办报、民营办杂志，那时候的中国人还有一定程度的新闻舆论自由，也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如果现在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能够达到一百多年以前的满清王朝末期的水平，那也算是可喜可贺之事了，因为我们毕竟有了一个不小的进步；
现在的新闻舆论自由度，与七、八十年前，甚至与八、九十年前的民国时期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也可以说，是非常之大。那个时候私人办报、私人办杂志非常简单，也很随便。几个人一商量，你出钱，他出力，找个主编，再招几个编辑，一份报纸就可以正式地出版发行了，杂志也是一样，也很容易办起来。另外，出书也很容易，出版社基本上都是私人办的。只要写的好，有人看，只要有市场、有读者，那就出呗！出书，那还没有什么难的？能有什么难的？简单易行。容易之至。
那时候所有的新闻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出版社等，都一点也不复杂，说办就办。办所有的新闻媒体，就像办企业一样，也都是按照市场的方式来运作的，都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自我管理、自我运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或自我消失。没有过多的束缚，没有这样或那样的阻碍。办媒体的自由度，可以说是相当之大。
如今，私人想办媒体，办报纸也好，办杂志也罢，更不用说出书了，更不用说办广播电台、办电视台了，那可是连门都没有的了！
如果现在的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能够退回到七、八十年前甚或退回到八、九十年前的民国时期，说实话，那可算是烧了高香了，那可真是功德无量了！因为我们所能看到的进步——新闻舆论的自由，足以让从未有此经历的、几乎所有的新闻从业者们从心底里不免乐开了花，并极有可能从早到晚地狂欢它个十年八年的了！
一百多年来，只有在中共建政后，中国人民像彻底丧失了其它自由一样，也彻底丧失了新闻舆论自由。没有了新闻舆论自由，所有的新闻舆论都被收归国有，都被党控了，都成为党的喉舌了。在千篇万篇一个调的舆论一律的情况下，人民发自于心底的真实的声音就只能偃旗息鼓，就只能以缄默无语的方式走向沉沦，归于寂灭了！
人民的真实的声音，哪里去了？饿殍遍野的四千万冤魂的呼喊，哪里去了？那些被无辜残害、被冤杀的千百万生命的哭叫，那里去了？
因为没有新闻舆论的自由，所有真实的声音都统统地听不见了，都干脆被屏蔽了，没有了。八千万蒙冤受屈死去的中国人滔滔不尽的泪水和悲痛欲绝的哭喊，都变成无声无息的了。杜甫所描写的“路有冻死骨”，被毛泽东的“到处莺歌燕舞”所完全彻底地遮蔽了、掩盖了。悲剧的现实由“形势大好”的虚假言词所替代，苦难的一片汪洋都不见，却只剩伟大领袖率领亿万人民战天斗地、人定胜天地砍伐森林、消除湿地、灭绝飞鸟、砸锅卖铁建高炉、粮食亩产上十万、多快好省瓜菜代、饥肠咕噜争上游的盈盈笑脸！
因为没有新闻舆论自由，言论自由就随之而来地遭到了灭顶之灾。因为来自于人民内心深处的真实的声音、真实的思想、真实的意见根本没有发表的任何可能。人们在受到无端侵害时自然而然地发出的求救的呼声，喊疼的声音，都得不到应有的真实表达，因为喊也没有用。广播电台根本不能把这种真实的声音传播出去，党控媒体也根本不可能发表任何反映民意的文章，甚至连一行这样的文字都没有，逼得人们走投无路，死去活来，活来死去，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人们的任何想法不能得到有效的疏通，人们的冤屈不能得到最起码的反映，更谈不上恰如其分的有力的表达，人们的言路被堵得死死的了，除了坐以待毙，除了打掉了牙往肚里咽，人们还能干些什么呢？
在言论自由被舆论一律全面彻底地封杀了的情况下，在极权专制主义以其谎言和暴力无所不用其极地实行凶残暴烈的专政的情况下，在正义被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强大势力战而胜之的情况下，可怜的、据说是勤劳而又勇敢的中国人民，又能如何是好呢？他们被逼无奈，只能自认倒霉了吧？！
新闻舆论的不自由所必然形成的罪恶之结果，一是首当其冲地扼杀了言论自由，二是遮蔽了人们苦难的实际景象，三是按照党魁意志的政治需要而胡编滥造，四是欲盖弥彰、偷梁换柱、报喜不报忧，极尽歌功颂德、献媚邀宠之能事。
与其有这样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新闻媒体，还不如干脆没有这个专门招摇撞骗的假大空的不是东西的混账玩意；与其有这个把谎言当成真理的宣传部门，还真不如没有这种可以把泡沫吹得无穷大，致使亿万人都上当受骗的迷幻药的制造机器！
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就是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没有言论自由，亦复如是。与之相反，正义就是言论自由，就是新闻舆论自由。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没有私人办媒体，那是决然不可想象的；而只有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才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即，一切的新闻媒体都是官办的、都是党控的。这，乃是极不正常，更是不合理、不正义的罪恶、邪恶！
中国大陆如果要走向一个正常的、现代文明的社会，就必须允许并实行新闻舆论自由，就必须拥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各种各样的新闻舆论媒体。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允许并提倡私人办新闻媒体，就必须蓬勃发展出成百上千上万家的非官办的私营报刊杂志、私营广播电台、私营电视台、私营出版社，等等。
2、要加强对有关部门，特别是国家强力部门的正义教育和普及
社会的各方面、各领域、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都应该加强对于自己工作人员的正义教育和普及，以提高觉悟，以确立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使命意识，特别是对于以坚守正义、捍卫正义和实现正义为职责的、代表国家公权力的执法部门，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税务局、工商局等部门来说，正义的教育和普及尤为重要，也更加紧迫。
要在这些部门形成立体交叉的正义教育和普及，更要形成正义教育和普及的长效机制。
代表国家公权力的执法者，如警察、检察官、法官等目前之所以普遍存在着正义匮乏甚或没有正义的现象，是因为我们的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进行过应有的正义教育，也一直轻视并忽略正义的普及。正义观的缺失在国家公务员队伍中，特别在代表国家公权力的执法者队伍中已成令人遗憾、失望，更令人难以理喻的司空见惯的可耻常态！
在执法者的头脑里都不可避免地忽略正义，连堂堂的法官、检察官、警察等都大面积地匮乏甚或没有正义之观念，那么，其它阶层的人们又如何能够真正地确立起应有的正义观？连以坚守正义、追求正义和实现正义为职责的国家公权力的掌握者们，都不能把正义当作一回事儿，更不能把正义郑重其事地摆放在其所应有的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又怎么能够指望社会其它阶层的人们看重正义所应具有的价值呢？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立即在国家的强力部门展开正义的全方位的教育和普及的原因之所在！
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做：缺什么，补什么。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一个人的健康就很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我们的社会因为缺少正义就不能说它是健康的，它甚至可以说是很不健康的，是疾病缠身的，而且还病得不轻，都恐怕已经病入膏肓了。为什么病得这么重？根源在哪里？就在于不正义的、邪恶的病菌已经侵入到了社会肌体的各个部分，并形成了癌细胞抑制不住而扩散到整个社会的各个组织器官之中。特别是对于公权力来说，这，就更是极其可怕的致命威胁！
有病就得治。有病不治，岂不要玩完？社会因为不正义而得了病，而得了非常严重的不正义的邪恶之病，甚至达到了癌症的晚期。在这种情况下，不治又怎么能行？该治病就得治病，该吃药就得吃药，该打针就得打针，该抢救就得抢救，该动手术就得动手术。实在没得救了，那就只能奏哀乐，举行告别仪式，办个追悼会了。对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社会，恐怕也得是这样。
不正义，如果要顽抗到底，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这实在是个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救也救不了，那就只能一命呜呼，呜呼哀哉了！但在大限没有到来之前，一般的态度则是，能救则救。因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现在最主要、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用正义来拯救人的灵魂，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拯救中国大陆的沉沦，拯救整个中国社会的沉沦？！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在以坚守正义、追求正义和实现正义为其职责的国家公权力掌握者，即执法者中间展开大规模的、长期的、有效的正义教育和普及。这是维护整个社会正义的开宗明义的亮剑。只有国家公权力的代表和象征，如警察、检察官、法官等，都能够坚守正义、追求正义并尽心竭力地实现正义，那么，整个社会的正义之实现，就一定是大有希望的，至少很多人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失望了，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起码还存留有正义的那么一点点可能性。只要对正义有那么一星半点的希望，人们就绝然不会陷入到四面楚歌的、茫茫黑暗的绝望之中。
什么叫做取信于民？公权力掌握者能够普遍地坚守正义、维护正义、实现正义，就是最好的取信于民；什么叫做失信于民？公权力掌握者不能够坚守正义，不能够维护正义，更不能实现正义，就是失信于民！
3、加强对社会各领域、各阶层、各行业的正义教育和普及
社会的正义教育和普及，是多角度、全方位、全覆盖的，是遍及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分浩大的系统工程，是事关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能否实现正义的重大的战略部署。
鉴于以往和现实匮乏正义甚或没有正义的情况，鉴于正义的缺失不仅是局部的、个别的，而且已是全部的、整体的现象，鉴于不正义已经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不但成条状，而且成块状，甚至板结化，还颇有大面积地扩散、业已成燎原之势的严峻态势，必须立即加强对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等的正义教育和普及。
社会是由各方面、各领域、各阶层、各行业组成的，因而，只有各方面、各领域、各阶层、各行业都能够秉持正义的原则行事，按照正义的标准要求，维护正义、追求正义、实现正义，那么，整个社会才能够真正地成为一个正义的社会。
如果某个领域，例如学术领域，倘若不能够秉持正义的原则行事，不能够维护正义，那么，该领域就必然会丧失自身应有的的存在价值。
如果学术不能坚守正义立场，那就无异于把自己放到与邪恶等同的位置上。
为纳粹的种族灭绝之政策提供学术支持的学者们，难道不是与罪恶的法西斯主义与狼共舞、同流合污吗？
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意识形态、为阶级仇视与歧视、阶级迫害与阶级灭绝的理论进行阐释和给予学术支撑的红色专家、学者和教授们，难道不是明目张胆地从事反人类、反文明、反正义的罪恶吗？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正义的理论必然成为中国大陆征服极权、战胜专制的强劲号角，也一定会成为中国人民寻求自我解放的无比嘹亮的主旋律。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平等的普世价值，就是正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定要用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之正义去克服并战胜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国家主义权力学说等意识形态。
社会学术一定要吸取历史上曾经走过巨大弯路的沉痛教训，一定要摆脱缠绕于自身的政治化、党派化、官僚化等等的重重束缚，不能围绕权力的魔棒旋舞，不能随波逐流地淹没在浊浪滔滔的名缰利锁之中。这就是说，社会学术既不能被市场上滚滚的金钱裹挟而去，也不能人云亦云、听风就是雨地丧失自己应有的独立价值。社会学术一定要以拨云开雾地探求真相作为自己的高贵本质！
社会学术作为权力奴婢的时代应该而且必须一去而不能复返了，只为至高无上的红色皇权摇尾乞怜地歌功颂德之不堪睹目的一页，早就应该翻过去了！
社会学术必须自立、自为、自强，社会学术必须担负起向人们输送精神营养的重大的历史责任。
在人们处于沉重压抑的阴暗狭窄的境遇而呼吸不畅时，社会学术必须像转动不已的鼓风机一样给人们送去清新的空气；在人们身处无路可走的绝境之时，社会学术必须像坚实的梯子或缆绳一样，可以让人们安全地找到一条抵达理想境界的自由之路。
社会学术必须坚守正义。正义的学术研究就是无所畏惧地认定自己所得出的结论，除此之外，一概不认。不认权力，不认关系，不认金钱，不认势力，社会学术只认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就是社会学术的正义。
除了社会学术研究这个领域之外，其它的任何领域也都要概莫能外地维护正义、追求正义并实现正义。
各个领域所搞的事情是不尽一致的，是千差万别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都要坚守正义，秉持正义的原则行事，按照正义的标准处理相应的问题。
各个阶层，无论是富豪阶层、还是权贵阶层、亦或是官二代、富二代、无论是中产阶级、，即白领，还是广大的工农阶层、打工一族，即蓝领，不管干什么事，无论大，也无论小，都应该毫无疑义地宣讲正义、坚守正义，以正义为原则，以正义为标准。
各个行业里的人，在对待自己和他人的问题上，在各种不同的工作中，都要坚守正义。
只有维护正义、追求正义、实现正义，我们的事业才能够真正地兴旺发达、长盛不衰，永远地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正义是保障，不但是最大的保障，而且也是最好的保障。
4、维护正义、追求正义、实现正义，从我做起
正义的教育和普及，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或大或小的甚至是紧密的关系，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也有义务，竭尽所能地为此而作出一份努力。我们应该以适合于我们自己的恰如其分的方式或多或少地为正义做点工作。
维护正义、追求正义、实现正义，这是一个事业。既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事业，又是一个宏伟壮阔的事业。这个事业，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乐趣，既有利于事业发展，也有利于陶冶情操，人人都可以做，人人都可以搞。融入正义之中，实乃有百利而无一害也！
维护正义、追求正义、实现正义，至少可以从我做起，从每一个人做起。
维护正义，从我做起。这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认识到宣讲正义的重要性、迫切性和必要性，每一个人都是维护正义的坚强堡垒。每一个人都是宣讲正义的扩音器。每一个人都要维护属于自己的正义，同时也要维护属于别人的正义；不能维护别人的正义而只是维护自己的正义，那是远远不够的，那不能算是真正的和完全的正义。只有在既维护自己的正义，也维护别人的正义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地维护整个社会的全面正义；
追求正义，从我做起。这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确立追求正义的奋勇向上的目标，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有追求，人生就能绽放出夺目的光彩；有正义的追求，生命的意义就会更加广阔、更加壮丽！
正义教育，从我做起。正义教育，不但惠及自身，而且也惠及家人、亲戚、朋友、同事，不但惠及熟人，而且也惠及陌生人，而且也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实现正义的程度，实在是善之善者也的利国利民之盛举。让我们共襄盛举，共铸辉煌！
正义普及，从我做起。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都为正义的普及而尽心尽力，整个社会的正义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实的正义就会驱逐并代替现实中的非正义、反正义、不正义。
实现正义，从我做起。要做正义之人，就得做正义之事；要做正义之事，就要远离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起码要做到洁身自好，起码要做到不害人、不整人、不坏人。仅仅做到这些，只是做人的底线而已。但仅有做人的底线，不过是能够做一个好人而已，但绝非是高标准、严要求。对于知识分子，尤其对先锋知识分子而言，像探雷器一样寻找出社会中最大的罪恶及其根源之所在，是必须从事的艰苦卓绝的、极其危险的工作，是必须担当的、当之无愧的和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找出罪恶，警示世人，寻求应对之策，哪怕自己面临危险和灾难，也要大义凛然地为民鼓与呼，此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是也！
正义在对于社会的教育和普及中、在推进不同事业的发展中一定会发挥出无可替代的巨大的指导作用、激励作用和令人可喜的溢出效应。正义不但会使我们的物质财富之创造纳入合理、有序、正当的轨道，从而使物质财富获得无限发展的广阔空间，而且更能使文明创造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在破除种种禁锢和栅栏之后将会获得无限自由的腾跃之机！
正义的教育和普及，将会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收获良多，并终生受益，同时也有利于正在朝着公民社会方向大踏步迈进的中国社会，也有利于从极权专制主义转向民主自由的中国大陆，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堪称无与伦比的伟大事业！
正义，不但是我们心向往之的光芒四射的理想，而且也必然成为我们可以把握、更可以直接面对的活生生的美好现实！
二零一五年三月下旬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