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派喜欢转发一些似是而非的西人名言，“通往地狱之路都是由善意铺成的”就是其中之一。可以断言，铺在通往地狱之路上的善意必是假冒伪劣的，绝非真正的善。为了理想不择手段，打着理想名义作恶，更恶。只有真正的善意，才能生发的必是善言善行，才能成就的必是善事善业，才有望通往的必是理想的美好。
还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人类许多悲剧都是追求美好理想的后果”。殊不知追求美好理想是人类的良知本能，是文明发展、社会进步的一大驱动力。违反道德常识、政治常理和人之常情的言行，才是各种悲剧的导火线。而违反“三常”的言行与美好理想是格格不入的。理想不是反常和罪恶的挡箭牌。
允许通过恶的手段达到目的、通过邪路实现理想的学说一定是邪说，其所谓的理想也一定是非理性的空想，永远不可能实现。儒家强调，目的和手段都必须善，恶的手段不可能达到善的目的；理想和路径都必须正义，邪路不可能实现理想的美好。
不能走邪路、不能运用恶手段是儒家道德铁律和政治原则，不也可以说是底线，许草菅人命、伤害无辜是道德题中应有之义。孟子说：“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又说“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荀子说：“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尚书大禹谟》说：
“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大意是，对待臣下简约，治理民众宽容；惩罚不能连累到子孙，奖赏可以延续到后代；过失犯罪，最大也可以获得宽恕；故意犯罪，最小也要予以惩罚。罪行轻重有疑时，从轻处理；功劳大小有疑时，从重处赏赐。宁可犯执法失误，放过了罪人，也不能错杀无辜。
儒家不戒杀，义刑义杀义战都离不开杀戮。这种杀戮本乎仁道，合乎义德和人道，旨在以杀止杀，止戈为武。儒家绝不允许行不义杀无罪，无论什么理由和名义都不允许。
或举张巡为例，认为，特殊情况下，为了救天下，应该允许牺牲无辜。大谬不然。张巡守睢阳，食马食雀鼠尽，人事已尽，就应听天由命。继续杀爱妾杀妇人杀男子老弱为食，就是“以人僭天”，违仁背义。张巡不吃人，无碍大局；吃尽城中妇孺老弱，亦无益大局也。
诗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行到水穷处，行到山穷水尽疑无路，就是尽心尽力尽人事了，够了。天上是否有白云上升，前面是否能柳暗花明，交给命运去安排吧。
人命关天。儒家特别尊重和珍视人命，以敬天保民、保护无辜为己任，救天下的目的正是为了保护无辜。这也是一切伟大事业和美好理想的出发点。凡是需要通过牺牲无辜、滥杀无辜去实现的理想，一定是非理而邪恶的。而这是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一大共同点。两者一旦结合，人间地狱马上建成。
另外，历史有其局限性，历史的局限根源于人性的局限。人性有本习习性，习性分善习恶习。由于人类恶习深重，文明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的。伟大理想的实现必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儒家既怀抱理想的远大，又尊重现实的严峻，也就是尊重历史和人性的局限。历史上儒家对家天下君主制的认同，就是这种尊重的体现。
茅于轼先生有一段话流传颇广，脍炙启蒙派之口。他说：
人类许多悲剧就是追求理想社会的后果，所以哈耶克写了一本书《通向奴役之路》。弗里德曼也说过：通向地狱的路上铺满着善意。真正好的社会，不是理想社会，而是一个有缺陷的、可以不断改进的，彼此尊重、愿意妥协、求同存异的社会。可惜多数人未必能明白。”
其实茅先生自己也没真正明白。明白了上述道理，对他这段话的错误，自然洞若观火。连彼此尊重、求同存异都做不到，有什么善意可言？一个不能容许任何缺陷的社会，无异于地狱，还奢谈什么理想？
2015-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