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诺曼·马内阿1986年离开罗马尼亚后，再也没有回去。两年后他母亲去世，父亲没有告诉他，担心他一旦回来就不能再出国了。马内阿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经历过纳粹的迫害，因而在少年时代，他对新生的社会制度充满热情。他还记得，当斯大林去世时，布加勒斯特人聚集在中央广场，从广播里收听莫斯科红场的葬礼实况，女生们抱在一起痛哭，男生们则竭力控制自己的悲伤。
很快他就目睹了群众批斗会的戏剧场面，那些党内异己分子战战兢兢走上台，在口号声中交出自己的党证，从此不再被视为同志。马内阿意识到自己缺乏争夺权力的天分，当别的同学为这些戏剧所吸引时，他却心甘情愿地退回到群众中。那一年，他十六岁。
马内阿后来上了布加勒斯特的建筑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66年，他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几年后成为专业作家，名声鹊起。但在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下，人民生活艰难。没有暖气的居所，购买食物的长龙，无处不在的警察，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令人作呕的报纸和电视新闻，这一切都让马内阿感到窒息。在一次文学讨论会上，他发言反对艺术性是唯一合法的文学标准，认为“这种无视日常生活中种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进行艺术性退避的态度，正是当代罗马尼亚文学为何不能产生大量杰出作品的原因。”
在随笔《论小丑》中，他从文学家的视角，讨论了独裁者与艺术家的关系。这篇随笔来自导演费里尼文章的启发，独裁者是小丑，而艺术家则是傻瓜。在马内阿看来，东西方的政治家都像小丑，只是在民主制度下，人们可以选择不理睬各种政治表演，不让其占领自己生活的中心，但在专制政权下，政治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无休无止地折磨大家，人们无法忽视政治，因为小丑不会放过每一个人。
艺术家和独裁者都渴望表演，但同时又是对立的，就像卓别林惟妙惟肖模仿希特勒一样。艺术家曾经骄傲而浪漫，如今在世界这个马戏舞台上，他与小丑迎面相遇。在傻瓜眼里，小丑是滑稽可笑、狂妄自大的。傻瓜可以模仿小丑，表现其对权力的幻想，表现其可笑的夸张姿态、嘶哑做作的声音、病态的恐惧和疯狂。他们之间的区别是，“让一个宽容者去模仿专制者容易，让一个专制者变成宽容者却很难”。小丑使人民变得麻木和绝望，傻瓜的笑声却在人民心中引起共鸣。
作者的一位医生熟人在战争年代曾是齐奥塞斯库的狱友，他这样评价这位伟大的小丑：“我根据最简单的标准来判断那些狱友，我试着想象如果他们在我的诊所里，我会给他们安排什么工作。有一个人我可能会让他当管理人员，另一些人可以做司机、收银员或守夜人。还有一些人，他们可以成为实验室里的技工或设备维修工。但是这个唉，他好象做不了什么事。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真正的工作，没有任何手艺，好象也学不会任何东西。他能做的只是演讲，指使别人做这做那。”
医生无法理解的是，这个小丑怎么就成了人民领袖。他的巨幅照片在大街上盯着每一个人，他去美国访问，要求美方禁止针对他的示威游行，发现美国大使是黑人时大发雷霆，认为是对他的侮辱。那些日子，马内阿无数次默读着意大利诗人蒙塔莱的诗句：“他总是希望/由衷的赞美从我感恩的心里/汹涌而出。”恐怖会扭曲人的感受力和理解力，渐渐地，傻瓜也成为马戏团的一部分，模仿小丑的言行变成了一种精神病状。人民与独裁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但他们之间却又形成一种合作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独裁者不仅是人民的敌人，也是他们创造的产物。
有一次，马内阿按法律把打字机交到警察局，接受一年一度的检查。他排队等待，然后填写表格，用打字机打一段规定的话，这是为了防止人们改变打字机的字母。当他拿到许可证离开时，遇到齐奥塞斯库正在视察议会宫施工的进度。这是一次没有预先安排的出行，大群官员、警卫和专家簇拥着独裁者，显得慌乱而兴奋。四周阳台上挤满了群众，他们开始习惯性地鼓掌。独裁者一言不发地听着汇报，略带疲倦。在人群中，只有他看上去像是唯一正常的人，戴着正常的面具。
马内阿突然意识到，正是这个小丑破坏了所有人的生活。“这么多年被一个小丑奴役着，难道不可悲吗？这难道不是全人类的痛苦吗？”这种强烈的感觉不是人人都有的，只有那些保持人的尊严，那些把自己的人格、智力看得高于小丑的傻瓜，才会因小丑的统治而感到痛苦，不愿做一个追随小丑的小丑。这就是艺术家傻瓜的孤独。正如诗人策兰在流亡西方前所说，诗人的孤独就是：“没有被宣布的马戏团常规。”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