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东欧国家,如果问起那些曾经受过重用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大多数人都喜欢否认自己过去的言行,声称那是出于生存考虑。亚诺什·科尔奈从来都坦然承认自己是出于信仰。他是匈牙利犹太裔人,父亲死于奥斯维辛,靠着一份证明他是瑞典人的文件,他得以逃离集中营。经历了这一切,他需要归属一个群体,这使他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并通读了《资本论》。但这个信仰很快就崩溃了,当获悉拉科西政权下,许多共产党人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他第一次感受到道德震撼。

当时科尔奈是一个报社的经济记者,他后来回忆道:“想想那些狂热者,如那些人体炸弹。他们的心灵是封闭的,不可能用理性来说服他们。他们的生活中需要一些个人经历或创伤。然后他们才会开放心灵。这就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这段经历使他在五十年代初就发现计划经济的弊端,成为纳吉的支持者。他也因此被报社开除,进入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但他却从未获邀在大学授课。他一生都远离主流经济学,这使他能够从知识和经验中产生原创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家。

匈牙利事件爆发第一天,科尔奈被纳吉委派起草一个经济计划,他没有参加街头示威,但一直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这项工作他没有完成,他本来设想的是类似后来捷克杜布切克的目标:人道的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但他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认为如果起义胜利,匈牙利将不会采取市场社会主义,而是会有大量私人企业。他不反对私有化,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做。他给纳吉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我做不了此事。”

他参加了一个党内改革者办的报纸,负责人是他的朋友,后来与纳吉一道被处死刑。他们幻想能获得像奥地利、芬兰那样的中立。但此时发生了苏伊士运河事件,西方不再关注匈牙利。起义被镇压后,300余人被处死,这数字超过1848年以来历次事变被处死者的总和。科尔奈的朋友有的出国,两个被捕住牢,一个被判死刑,一个后来成为卡达尔政权的政治局委员。科尔奈选择留在国内,埋头研究经济学理论,并拒绝为地下刊物写文章,或者在抗议书上签字。他后来说,“拒绝与自己拥有共同政治目标朋友的要求,是一种非常痛苦不安的经历。”

六十年代后期,卡达尔政权推行市场社会主义,时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科尔奈是这场改革的设计师和策划者。如果说马克思是经典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者,那么科尔奈就是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的批判者。他认为计划经济是资源约束型,而不是需求约束型,它依赖纵向的行政协调,而不是横向的市场协调。国家与企业之间是“父子”关系,对企业采取“软预算约束”,企业超支可以由国家财政补贴,投资风险由国家承担,从而导致企业的“投资饥渴症”,造成普遍存在的消费品短缺现象。

计划经济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金科玉律,而科尔奈的短缺理论却抓住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在这些国家,人民不得不忍受商店空空如也,每天排队购物的苦恼。波兰诗人巴兰察克曾将排队现象用作社会的隐喻:每个人只能看见站在他前面的人的背部,唯一的动作就是焦虑地往前推挤。

上世纪八十年代,东欧国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要消除短缺,就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于是相继推行市场社会主义,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市场协调机制。但由于行政权力具有自我完善的倾向,不断抵销市场协调的作用,在持续短缺的状态下,配置更多的行政机制不可避免。虽然改革带来了消费增长,但却产生了债务危机。

科尔奈的著作在中国都得到出版,并且影响了中国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家,同时也间接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当科尔奈1985年应邀访问中国时,受到经济学界的热捧。在巴山轮会议上,科尔奈主张把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作为改革的目标,获得与会者一致认同。1999年,科尔奈再次应邀访华,参加《短缺经济学》中文版第二版的出版发布会。此时匈牙利已经实行私有化,为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提供了必要条件,而中国也正在大规模企业改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正如科尔奈所说:“回顾过去的五十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哈耶克在(同计划经济)辩论的每一论点上都是正确的。”此时他的经济思想已经更加清晰,中国的经济成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他也表示了忧虑。年轻一代已经不清楚什么是短缺,但在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中,人们仍能感受到软预算约束的作用。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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