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东欧国家，如果问起那些曾经受过重用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大多数人都喜欢否认自己过去的言行，声称那是出于生存考虑。亚诺什·科尔奈从来都坦然承认自己是出于信仰。他是匈牙利犹太裔人，父亲死于奥斯维辛，靠着一份证明他是瑞典人的文件，他得以逃离集中营。经历了这一切，他需要归属一个群体，这使他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并通读了《资本论》。但这个信仰很快就崩溃了，当获悉拉科西政权下，许多共产党人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他第一次感受到道德震撼。
当时科尔奈是一个报社的经济记者，他后来回忆道：“想想那些狂热者，如那些人体炸弹。他们的心灵是封闭的，不可能用理性来说服他们。他们的生活中需要一些个人经历或创伤。然后他们才会开放心灵。这就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这段经历使他在五十年代初就发现计划经济的弊端，成为纳吉的支持者。他也因此被报社开除，进入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但他却从未获邀在大学授课。他一生都远离主流经济学，这使他能够从知识和经验中产生原创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家。
匈牙利事件爆发第一天，科尔奈被纳吉委派起草一个经济计划，他没有参加街头示威，但一直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这项工作他没有完成，他本来设想的是类似后来捷克杜布切克的目标：人道的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但他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认为如果起义胜利，匈牙利将不会采取市场社会主义，而是会有大量私人企业。他不反对私有化，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做。他给纳吉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我做不了此事。”
他参加了一个党内改革者办的报纸，负责人是他的朋友，后来与纳吉一道被处死刑。他们幻想能获得像奥地利、芬兰那样的中立。但此时发生了苏伊士运河事件，西方不再关注匈牙利。起义被镇压后，300余人被处死，这数字超过1848年以来历次事变被处死者的总和。科尔奈的朋友有的出国，两个被捕住牢，一个被判死刑，一个后来成为卡达尔政权的政治局委员。科尔奈选择留在国内，埋头研究经济学理论，并拒绝为地下刊物写文章，或者在抗议书上签字。他后来说，“拒绝与自己拥有共同政治目标朋友的要求，是一种非常痛苦不安的经历。”
六十年代后期，卡达尔政权推行市场社会主义，时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科尔奈是这场改革的设计师和策划者。如果说马克思是经典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者，那么科尔奈就是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的批判者。他认为计划经济是资源约束型，而不是需求约束型，它依赖纵向的行政协调，而不是横向的市场协调。国家与企业之间是“父子”关系，对企业采取“软预算约束”，企业超支可以由国家财政补贴，投资风险由国家承担，从而导致企业的“投资饥渴症”，造成普遍存在的消费品短缺现象。
计划经济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金科玉律，而科尔奈的短缺理论却抓住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在这些国家，人民不得不忍受商店空空如也，每天排队购物的苦恼。波兰诗人巴兰察克曾将排队现象用作社会的隐喻：每个人只能看见站在他前面的人的背部，唯一的动作就是焦虑地往前推挤。
上世纪八十年代，东欧国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要消除短缺，就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于是相继推行市场社会主义，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市场协调机制。但由于行政权力具有自我完善的倾向，不断抵销市场协调的作用，在持续短缺的状态下，配置更多的行政机制不可避免。虽然改革带来了消费增长，但却产生了债务危机。
科尔奈的著作在中国都得到出版，并且影响了中国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家，同时也间接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当科尔奈1985年应邀访问中国时，受到经济学界的热捧。在巴山轮会议上，科尔奈主张把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作为改革的目标，获得与会者一致认同。1999年，科尔奈再次应邀访华，参加《短缺经济学》中文版第二版的出版发布会。此时匈牙利已经实行私有化，为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提供了必要条件，而中国也正在大规模企业改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正如科尔奈所说：“回顾过去的五十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哈耶克在（同计划经济）辩论的每一论点上都是正确的。”此时他的经济思想已经更加清晰，中国的经济成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他也表示了忧虑。年轻一代已经不清楚什么是短缺，但在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中，人们仍能感受到软预算约束的作用。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