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顺民到公民:与民主台湾同行》自序

Yu Jie, a 36-year-old dissident writer talks to AFP in Beijing on July 5, 2010. China's secret police have warned Yu that he could end up in prison if he goes ahead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a book critical of Premier Wen Jiabao after he was interrogated for almost five hours by state security agents. AFP PHOTO/Peter PARKS
Yu Jie, a 36-year-old dissident writer talks to AFP in Beijing on July 5, 2010. China’s secret police have warned Yu that he could end up in prison if he goes ahead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a book critical of Premier Wen Jiabao after he was interrogated for almost five hours by state security agents. AFP PHOTO/Peter PARKS

图片: 大陆旅美异议作家余杰。 (法新社资料图片)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我携妻儿从北京登上直飞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飞机。那一天,没有一个亲朋好友前来送行,“送行”的是几名负有特殊使命的国保警察。

当广播宣告“乘客开始登机”时,那个名叫姜庆杰的国保头子故作客气地说:“余先生,再见!”不到四岁的儿子,以为这些面容和善的“叔叔”是爸爸的朋友,笑容可掬地向他们挥手告别。我沉默不语,登上舷梯时头也不回。我知道他们正拿着相机对我拍照,然後回去交差。

我知道,这一生大概不会跟他们“再见”了。在我人生的下半段,离开中国的时间将以十年为单位计算。我不会像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後离开中国的民运人士,过於乐观地作出“中共在未来三丶五年内必定垮台”的预言。既然暴政的形成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麽从臣民社会蜕变为公民社会的“解冻”则需要更加漫长的时间。

一天中共的暴政不垮台,我就不会回中国,我回去的应当是一个自由民主丶地方自治的中国。我没有中国士大夫的自怜自艾的乡愁,那种余光中式的精致而唯美的乡愁。我有那在净光的高处的信仰。正是对故乡的那片土地和那些同胞的爱,我才选择暂时性地离开。我不以流亡为苦,我丝毫没有华人惯有的“叶落归根”的念头,於我而言,“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我知道,有一片更大的青山绿水在等待我,呼唤我。

我是一名流亡作家——尽管我并不喜欢流亡这个词语,但姑且沿用之。自古以来,流亡似乎总是那些追求真理和自由的作家的宿命。波兰流亡作家丶诗人米沃什写道:“他头发倒竖,/耳朵听见搜捕的尖叫,/他逃过冰冻的原野,/而他朋友和敌人的/灵魂留在了/结霜的铁丝网後面。”这就是一幅我的画像:我自由了,可是我的朋友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仍然在监狱中,从二零一零年十月起他的妻子刘霞被非法软禁至今。这是为了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抵达美国之後,我没有选择去华人众多丶处处乡音的加州或纽约,而是定居在更具“美国性”的弗吉尼亚风光如画的乡间。我的新家的前院,有十多棵顔色不同的樱花树,每到春天,如云霞般的樱花便飘进了书房。在这样一间探出头去就能与知更鸟亲嘴的书房里,若不能文思如泉涌,还能怪谁呢?我喜欢这片留下过清教徒脚踪的土地。这里离华盛顿不到一个小时车程,周围遍布华盛顿丶杰斐逊和麦迪逊这些美国开国之父们的庄园。空气里有清甜的青草的味道,不远处的马场丶酒庄与森林美不胜收。在这里,我终於可以安静地埋头读书丶写作,有时一个星期也不会有一个电话或一个访客来打扰。

在宁静的丶宛如世外桃源的美国乡居生活的间隙里,我有机会到台湾访问。与此前身在中国时两次走马观花式地访问台湾不同,身在北美的我可以从容展开台湾“行脚”——二零一三年春和二零一四年春两次访台,加起来超过四个月时间,差不多走遍台湾的每一个县市。

台湾的热闹与北美的宁静宛如火与冰的两个世界。初春时节,弗吉尼亚还是料峭春寒,台湾已宛如硕大的蒸笼,湿热的气候让我挥汗如雨。一瞬间,衣衫就湿了一大半。比气候更加躁动的丶更加炽热的,是新发於硎的公民社会对回潮的威权体制的抗争,我很高兴成为这一历程的观察者和参与者。

台湾之美,最美的是自由。在这里,我可以自由地言说丶自由的发表和出版作品。这几年来,我的新作与旧作陆续在台湾出版。在没有出版自由的中国之外,有香港和台湾可以出版作品,这是用华文写作的我,比昔日用俄语写作的俄国流亡作家更幸运之处——那些俄国流亡作家只能在美国一家专门出版俄语着作的小出版社出版作品,很多书仅仅有数百册销量;而我在香港和台湾仍然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甚至有不少陆客到香港和台湾旅行的时候购买我的书,再偷偷带回中国,雪天读禁书,不亦乐乎?

二零一三年之後,随着中共对香港的步步紧逼,香港的出版自由变得日渐蹇逼。此伏彼起,我在台湾出版的作品的数量逐渐超过了香港。於是,到台湾与台湾的读者朋友面对面地交流,成为我生命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宝贵经验。

我到台湾时,充满了感恩之心。不过,一开始,我的台湾的看法,像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那样,受制於利己之心和宏大叙事:我们都认为,台湾的民主和自由,可以成为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参考与样板。故而,我怀着焦灼的心态,向台湾朋友介绍“六四”屠杀丶“天安门母亲”群体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希望更多的台湾人关注中国议题。

这样做固然没有错,但当我一步步地深入台湾社会的肌理,就越来越真切地认识到,不能仅仅把台湾视为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我也应当为台湾民主的深化尽一份力。台湾不仅有美食丶美景和温婉的人情,更有民主宪政深化过程中的剑戟与攻防。我有幸加入到光明的阵营,对抗那无边的傲慢丶僵冷的黑暗。

我遇到的最可爱的人,是那些目光炯炯丶怒发冲冠的青年,他们常常带给我惊喜与触动。二零一三年春天访问台湾时,我应邀作了二十多场公开演讲;二零一四年春天访问台湾时,原计划作三十场演讲,但实际上演讲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最多的一天有三场——“太阳花”学运後,有那麽多台湾朋友希望更多了解中国的真相,并倾听作为一名“异乡客”和“世界人”的我对台湾社会问题的看法。由此,我也成了“太阳花”的一分子,成了台湾公民社会的“荣誉成员”。

邀请我前去演讲的单位,除了此前的大学丶教会丶出版社之外,这一次更有独立书店丶咖啡馆丶医院丶公民团体等,甚至还有中学和原住民村落。在台湾,与我对话的作家丶学者丶律师丶牧师和文化界人士济济一堂:鸿鸿丶吴明益丶王丹丶杨宪宏丶林培瑞丶徐斯俭丶沈清楷丶李筱峰丶姚嘉文丶黄国昌丶宋泽莱丶李敏勇丶顔厥安丶庄万寿丶陈芳明丶曾建元丶叶浩丶梁文韬丶郑仰恩丶王昭文丶王贞文丶卢俊义丶白光胜丶罗文嘉丶王成勉丶苏南洲丶康来新丶洪耀南丶郑村棋丶周渝丶王兴中丶李酉潭丶许家豪丶林保华丶李雪莉丶陈君恺丶陈至洁等数十人。在这些主题不同的演讲中,我不仅讲述自己的观点与看法,通常还会留出一定的时间,请听众提问或辩难。在後一环节,思想与思想之间碰撞出了光芒四射的火花,某些小小的火花使我萌生了关於下一篇文章的崭新而鲜活的思路。

我对台湾的朋友们说,我在台湾一天讲的话,比在美国一个星期讲还要多,更比在中国一个月讲还要多。在美国,有讲话的自由,却没有听众;在中国,连讲话的自由都没有——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我被禁止在超过三丶五十人的场合公开讲话;而在台湾,既有讲话的自由,也有热情似火的听众。如果说我的思想和文字如同一柄长剑,那麽我在台湾演讲时遇到的每一位朋友和读者都如同一块致密的磨刀石——若没有磨刀石,剑怎麽可能有削铁如泥的锋利呢?

我的这些演讲,以“太阳花”学运为中心,以台湾的民主化历程为“时间轴”,以两岸四地及海外华人世界对民主价值的认同与追求为“空间轴”。我不无惊讶地发现,“太阳花”学运兴起之後,关於对“太阳花”学运的评价,我与许多曾是好朋友的中国民主派人士产生了巨大分歧。这一分歧引起我的警醒与深思:为什麽那些在海外生活多年丶并自称支持民主丶自由丶人权理念的人士,一旦面对台湾独立的议题,立刻就变得跟共产党一模一样,穷凶极恶地跟喊打喊杀,狰狞的面目让我无法辨认?

中国知识界在论及台湾问题时荒腔走板的时空错位,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台湾的历史与现状缺乏基本的了解。他们反共,便以为声称以“反攻大陆”为志业的蒋介石是救星,却不知道被蒋介石迫害的雷震和殷海光才是怀着“自由中国”愿景的民主斗士;他们反日,便对日治时代台湾取得的进步与文明一笔抹杀,甚至全盘接受国民党的“二二八是亲日分子的叛乱”的说法。他们期盼国民党重返中国执政,认为马英九取代习近平是“最美的梦想”。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大都不能正确理解“人权”之真谛。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指出:“人权这个观念建立在一个正确的信念之上,那就是普遍存在着某些特定的品性——自由丶正义丶对幸福的追求丶真诚丶爱——这符合整个人类的利益,而不只是符合作为这个或那个民族丶宗教丶职业丶身份的成员的利益。满足这些要求,保护人们这些要求不被忽视或否认,都是正当的。”以此理念出发,独立的诉求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独立丶香港独立丶西藏独立丶新疆独立,乃至作为四川人的我所期盼的四川独立,都是理所当然的丶天经地义的价值。

与当年挣脱英国殖民统治丶建立自己国家的北美十三个自治邦的民众一样,独立与自由是台湾人民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台独不是负面的价值,而是正面的价值。不支持台独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台湾人民的真朋友。我从不回避在任何公开场合表达对台独的支持。我更是以书为媒,在演讲中,在脸书上,结识了越来越多的台湾朋友,我的台湾朋友比中国朋友还多,在这个意义上,我也算是台湾的半个“在地人”了。

我在台湾发表的这些演讲,是对台湾民主进程的身体力行的支持。我从这些演讲稿中挑选出十篇来,汇编成这本文集。在这本书中渐次展开当下台湾社会那些万众瞩目的议题:台湾宪政体制的症结在哪里?台湾独立的前景如何?中国的民主化与台湾的独立有何关系?为何马英九当局与中共谋求的是“虚假的和平”?为什麽说台湾社会的分裂是“臣民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分裂?知识分子如何在彰显“公共性”的同时又坚持“独立性”?

我在这些演讲中表达的立场鲜明的观点,在台湾引发不同的回响。在演讲中,即有听众提出截然相反的意见;部分讲稿的片段在媒体发表之後,也有读者在网络留下商榷的看法。伯林说,理解反对意见能磨练人的鉴别能力,机灵和聪明的论敌常常能帮助你剔除谬误和错误。“在政治学和理论学中,最坏的不过是狂热地固执着少数简单的观点,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钥匙。”因此,在此过程中,我不断校对和修正自己的观点,让自己离真理越来越近。在整理每一篇演讲稿时,尽可能地收入与听众的问答的内容以及舆谈者或主持人的发言。这样,不仅让演讲稿本身更有现场感,也让读者从中窥见我的“台湾观”一步步孕育成形的轨迹。我要谢谢每一场演讲的安排者和听众,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本书。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美国总统甘乃迪访问冷战阴霾下的西伯林。以德语说出「我是柏林人」的句子,是甘乃迪在演讲的最後时刻才想到的。他向翻译请教这句话的德语发音,以小纸张标下读音,并练习了几次。“两千年前最自豪的句子是「civi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今天,在自由世界,最自豪的句子是「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所有自由人,无论生活在哪里,都是柏林的公民。因此,身为自由人,我以「Ich bin ein Berliner」感到自豪!”这句掷地有声的宣告鼓舞了无数与极权体制抗争的人们。

在同一个意义上,在太阳花绽放的台湾,我是一名并不持有台湾护照的“台湾人”,我把台湾视为自己精神上的“原乡”,视为诗人布罗茨基笔下“水手们的十字架在那儿泛着白光”的“美丽岛”。如果中共有一天悍然以武力犯台,我愿以肉身去抵挡中共的坦克——就如同一九八九年在北京拦阻坦克屠杀学生的那个“坦克人”一样。面对国共两党联手葬送台湾民主宪政丶走向“终极统一”的阴谋,我愿与所有热爱自由和独立的台湾人并肩战斗——我深信,总有一天,我们都能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歌唱与欢笑。

来源:RFA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