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凯:抹不掉的毕福剑话题——专制性分裂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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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主持人毕福剑与友人聚餐时一句“毛泽东这个老×养的可把我们害苦了”,引发了毛左的文革大批判情怀,也引发了国人续接“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中共意识形态危机的一次戏剧化的集中体现。中共喉舌中的宣传骨干们具有两套话语体系,正说明体制内更知道那些“正能量”的谎言都是蒙骗臣民的。毕福剑话题让全社会再一次反思中共造神的教训,反思中共意识形态造成的文化扭曲和人格分裂,也促进那些毛左、水军、五毛党和自干五们开始良心自救,在反思中分清是非、弃恶从善,从中也折射出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民意的转换,及体制面对政治资源和民心尽失而无可奈何的尴尬。制度性的分裂人格导致正常人具有两套思维方式和两套话语体系;“双面人”绝对不是有些网友所说的民族劣根性,而是体制劣根性,是中共意识形态与现实严重脱节造成的。

Bi Fujian22网上传说毕福剑已“被辞职”,他从“党的喉舌”里爬了出来,脱掉了他曾经深深热爱的“大裤衩子”,永远离开了两性生殖器造型的央视大楼。一句“毛泽东这个老×养的可把我们害苦了”,引发毛左的文革大批判情怀,也引发国人续接“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中共意识形态危机的一次戏剧化的集中体现。中共喉舌中的宣传骨干们具有两套话语体系,正说明体制内更知道那些“正能量”的谎言都是蒙骗臣民的。《环球时报》说的没有错,毕福剑话题确实是“变味了”,它让全社会再一次反思中共造神的教训,反思中共意识形态造成的文化扭曲和人格分裂,也促进那些毛左、水军和五毛党开始良心自救,在反思中分清是非、弃恶从善,从中也折射出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民意的转换,及体制面对政治资源和民心尽失而无可奈何的尴尬。

离开“大裤衩子”,会丢掉很多体制内的好处,但对毕福剑来说,未必是坏事和倒霉,客观上他取得了中国民主启蒙家的地位,使皇帝露出“其实什么也没穿”的光屁股,促进了中共意识形态的瓦解,起到了“敌对势力”起不到的作用。更重要的好处是,他个人获得了解脱,再也不用做“两面人”,再也不用遭受说谎话时的良心折磨和道义鞭挞,虽然在经济上损失重大,但比起郭振玺、芮成钢等同事的牢狱之灾,他是幸运者,辞职后可以在家拍一部纪录片《穹顶之下的毛霾》。

毕福剑完成了把毛泽东拉下神坛的启蒙使命,他的被辞职既解决了“通奸党”左右为难的问题,也除掉了“大裤衩子”新领导公布调查结果的难言之隐,最终体现了“谁砸共产党的锅就砸谁的饭碗”的中央精神和习近平高超的“政治智慧”。从此,中共喉舌媒体会把毕福剑作为敏感词,毕的形象会从中国的电视屏幕上抹掉,但抹不掉的是这个事件留下的沉重话题——“专制性分裂人格”。

一、专制性分裂人格是怎么炼成的?

人格分裂症,医学名词,是人格障碍的一种,是指性格的多重性,即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双重人格。它的主要特征是患者将引起他内在心里痛苦的意识活动或记忆,从整个精神层面解离开来,以保护自己,但也因此丧失其自我的整体性。此类患者敏感多疑,妄自尊大,又极易产生羞愧感和耻辱感,多有抑郁症。

王霄先生在《简论中国人的专制人格》一文中写道:“专制人格是专制政治的必然反映,是一种双重人格和分裂人格。”毕福剑是全国红军小学的形象大师,他在台上总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每一句台词都是“正能量”的,在他的“星光大道”节目里有很多颂扬毛泽东的红歌,他亲自发现和推荐的阿宝就是唱“东方红”走红的。毕福剑生活在两套话语体系中,的确是一个“双面人”,但他的人格分裂不是病理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制度性的分裂人格导致正常人具有两套思维方式和两套话语体系;“双面人”绝对不是有些网友所说的民族劣根性,而是体制劣根性,是中共意识形态与现实严重脱节造成的。

1、专制化的教育养成分裂人格

中共建政后所建立的苏联模式,加重了中国古已有之的专制化教育,就是“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对受教育者的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辞海》)。这种教育模式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必然采取种种政治化的训练手段,如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听老师和班级干部的话,要统一思想步调一致,要追求政治进步(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等等。中共无耻地把“热爱中国共产党”写进了小学生守则,无论这个党多么腐败,你也要热爱它,歌唱它,把它当成“亲爱的妈妈”。

从小学到大学,都有思想政治课,这在民主社会是绝对行不通的,公民不允许政治干扰教育。奥巴马当上总统后,要到维吉尼亚州威克菲尔德高中发表演讲,教育部提前下通知,要求各中小学组织学生观看现场直播,并鼓励中小学生给总统写信讨论如何“帮助总统”。教育部的通知不仅遭到共和党人的大力抨击,而且还惹恼了家长。他们认为,总统是在利用这次机会宣传其政治议程,这超越了联邦政府对学校管理的界限。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领导人吉姆·格里尔发表声明:“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我感到十分震惊,纳税人的钱被计划用来传播奥巴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亚利桑那州学区总监何恩表示,这是一种崇拜式教育模式,而不是批判式教育理念,而批判式教育理念,是美国教育的核心价值。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白宫新闻发言人不得不澄清,奥巴马的演讲不是一次政治演讲,他将敦促学生努力学习,设立目标,避免退学以及减少辍学率。教育部还把“组织收看”改成“自愿收看”。把致信“帮助总统”改成“如何实现自己的近期和远期目标。”同样在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要在中小学设立国民教育课(思想政治课),50万人大游行迫使港府撤回了“国民教育课程指引”。

英国作家阿尔杜斯赫胥黎的《自由教育论》指出,“如果你的目的是自由和民主,那么你就必须把获取自由的艺术以及独立自主的方法教给学生。如果你教他们的不是这些,而是一种非自由的训练,那么,他们就只能学会媚上欺下的勾当。”为此,他主张把教育变成学生的自主行为,而反对那种把教育当成一种训练,迫使〝教育者必须服从,必须听话〞。主张学生独立自主地进行思考,充分发挥“善于盘诘的自由的智慧”,反对那种对学生进行硬性的灌输和宣传。他强调说:“一定要让青少年具备一种抵御宣传的能力,否则他们很容易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赫胥黎所说的宣传不仅包括那种宣传式的教育,还包括受政府所控制的“报纸、广播、影片所给我们的刺激。”他谆谆告诫青少年,这些宣传“是笑里藏着的刀,蜜口中含着的剑,是饵底的鱼钩,是图穷的匕首”。对于那种“泰山压顶式的训练”,他也深刻指出它“会使青少年产生一副黩武主义的头脑,形成一种对上专事顺从,对下专事凌暴的双重人格。”“这种对上毕恭毕敬,对下作威作福的人一旦成为大多数,就会让独裁者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强化其专制统治。”

作为人类文明堡垒的大学,本来最应秉有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特点。但是中国的大学不但成了思想的屠宰场,而且成了专制性分裂人格的训练营。清华大学毕业的蒋方舟,在百年校庆时《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他们并不相信谎言,但北大的“他们”却加入了学校组织的“信息员”队伍,专司告密,举报老师讲课“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举报夏业良教授“恶毒攻击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嘲笑和歪曲中国梦”,导致夏业良被校方解聘。他们并不相信谎言,但多所大学的“他们”却向《辽宁日报》举报自己的老师“抹黑中国”。可怕的是,这些两面人走向社会后能干出什么样的事。《常识》作者托马斯·潘恩有名言:“一个人,如果极力宣扬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那他就是做好了干任何坏事的准备。”

训练式的教育模式追求服从、划一、歧视、惩罚,鼓励告密、效忠、欺骗、言行不一。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思维僵化,理念腐朽,崇拜威权,循规蹈矩,追求权贵,陷害忠良,践踏同胞,蔑视道德,突破底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在研究生毕业典礼上代表教师致辞时,对学生提出的期望仅仅是不要陷害忠良,要做一个真实的人:“十年后,当你们当权了,男人们,你们要像男人,十年后,女生们当权了,你们要像女人!

2、专制化的造假逼出分裂人格

由于中共意识形态与现实是脱节的,决定了中国人的一生是造假的一生,从入幼儿园开始就要学习做“两面人”。小学校长要到班级听课,老师提前组织学生突击搞卫生,提前安排回答问题的学生背题,这本身就是教学生作假。小学生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家长为了孩子的自信心不受打击要给老师送礼。红领巾和“三道杠”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当班级干部,家长要跑官买官,孩子戴上“三道杠”后,就可以歧视和欺负戴两道杠和一道杠的同学。作家二月河在一次演讲中说,腐败已经渗透到小学校,一些小学生晋升班干部享受特权,可以免交作业。到了大学,入党和进学生会甚至期末考试都要给导员送礼,明码实价。造假成为大学的主流文化,就连外国总统访问中国到大学演讲学生提问时都是伪命题,哪些学生可以听演讲,可以提问,提什么样的问题,都是提前内定和训练好的。当年那个北大中文系94级的女生马楠向克林顿提问时痛斥美国人权状况的“恶劣”,她毕业后选择了到美国去留学,并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2015年3月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署名深圳某小学老师的文章“班主任自曝劝小学生作假内幕”。在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公众满意度调查中,该小学为了完成政府领导布置的政治任务,为了让孩子们统一思想和认识,相关的模拟问卷早早印好。模拟问卷问了4个问题:你家离学校近吗?你们学校的校园环境好吗?你们学校实验室的条件好吗?你从学校图书馆借阅图书的次数多吗?学校要求孩子选择统一答案:很近、很好、很好、很多。填写答卷时,单纯的孩子们质问这位班主任:“调查问卷上写着要如实填写,但老师又不让我们如实填写,这不是要我们撒谎和作弊吗?”班主任当时无言以对。她在文章中忏悔道:“上课要诚实,考试要诚实,做作业要诚实,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诚实……但是诚实只落实在墙壁上的宣传语里,只体现在课本的文章里,只发生在别人身上,流传在他人的故事里。要求诚实的妈妈上次为了家里的利益占了邻居阿姨的便宜,要求诚实的爸爸为了面子吃饭时对一桌子的亲戚撒了弥天大谎,如今要求诚实的老师,一旦面对真正的问题,就要求学生一起弄虚作假——难怪我们的孩子会人格分裂,他们怎么来进行判断和模仿?”

中共是造假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以假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压着舌头不用人的声音说话,春节晚会搞假唱,甚至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搞假唱,“红歌”成为重复谎言的载体,就连习近平参加的河北省委“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都要提前彩排一下,“做了充分的准备”,谁给谁提什么样的意见“提前沟通”。市委书记和市长个个是博士,公安局长个个是专利发明家,贪官95%包二奶,领导出书秘书写,教授论文学生写……假人、假事、假廉政、假民主、假法治,逼出了分裂人格。有什么样的制度,就要什么样的人民,具有分裂人格的人民并不卑劣,但造假卑劣,纵容造假的制度无疑则更卑劣。

3、专制化的宣传塑造分裂人格

在中国没有纯粹意义上的职业新闻人,因为没有新闻自由和不容许有批判精神,他们只能算是“宣传战线上的人”、“党的喉舌”和“宣传工作者”,必须接受宣传部的领导。而“宣传”在文明国家是一个贬义词,“宣传”的名声坏在20世纪的希特勒和戈贝尔。希特勒有句惊人的名言:“利用报纸宣传,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戈贝尔是纳粹党的宣传部长,他竭尽全力宣传纳粹精神,宣传种族主义,他的笔杆子和希特勒的枪杆子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让千万颗人头落地。二战之后,由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垄断社会公器,扼杀新闻自由,这些国家里的“宣传”也仍然是“强行灌输”、“盲目鼓吹”、“夸大事实”、“制造假象”、“钳制异见”、“操纵舆论”的代名词。因为“职业宣传人”的定位,中国的新闻记者只能囚笼起舞,戴铐前行。

一旦宣传成为新闻记者的宿命,就会进入《环球时报》社论的写作状态——只为皇帝唱赞歌,不为苍生说人话。这是一种人格分裂的写作状态,是一种“冰火九重天”和“三十六式”(东莞市妓女服务品牌)的写作状态。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把常识从人们心中删除,用富丽堂皇的号称真理之类的谎言装修灵魂;他们可以熟练地用两套面具生存,既对自己时刻挂在嘴边的伟大真理嗤之以鼻,又把人权民主和法制这样的人类常识视为异端;他们对‘真实’争论不休,并且为‘真实’加上了一个又一个猥琐不堪的定语;他们的文章是给领导看的,写作思想必须与权力联姻,是精神卖淫者在专制淫威下发出的和谐吟唱,谱写出和谐的床上音符,让领导持续保持意淫状态,让双方的呻吟惊正义、泣良心!

专制化的宣传塑造了分裂人格。很多人在背后骂毛泽东和共产党,但电视台的麦克风伸到他们面前时,他们立刻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由宣传打造的虚拟主体无处不在地主宰着他们,他们知道记者需要自己说什么。小学生肯定会说“互联网很黄很暴力”,大学生肯定会说“黄色网页让我心神不宁”,“老知青”肯定会说“无怨无悔”,睡在路边的乞丐肯定会说邪教教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那些骂毕福剑的人,并不都是脑残的人,只是因为否定了毛泽东就否定了自己,他们刻意在欺骗自己的良知,掩饰自己的失落境遇、卑琐和安于现状的心态。他们活着是为了别人的看法而活的,做事前首先会在潜意识里考虑会不会符合所谓的“主流社会价值观”,结果恰恰是忽略了真正的“自我”。但在整个环境中,他们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将“假我”认为就是自己本身,认为“假我”才是对的,“真我”处于极度隐秘和压抑状态。他们的伪装都是为了“与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因为怕被排斥在“主流价值观话语系统”之外,这个“主流价值观”正是由中宣部来定义的,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是由中宣部说了算,而不是由个人从自身内省的角度出发从真正的理性出发去判断何谓好坏是非。

在极权社会,其统治赖于宣传工具制造的恐惧与谎言,但那只是没有被洗脑的人的痛感,生活在极权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麻木于对恐惧的感觉,也习惯于对谎言的认同,甚至都陶醉于这种恐惧与谎言中。而到了后极权社会,随着专制总发条的松动,恐惧与谎言已经是以青年为主体的大多数人的痛感,人们已经普遍感到恐惧并能够识破谎言,但又都在做“两面人”,统治者也知道人们在做“两面人”,但仍然在制造“恐惧与谎言”。

每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都是痛苦的,因为从医学上讲,分裂人格的特征是极易产生羞愧感和耻辱感,多有抑郁症。《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跳楼自杀,他生前曾说过,他的痛苦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

4、专制化的爱国刺激人格分裂

德国问题专家杨佩昌在《希特勒:德意志民族的头号爱国贼》一文中说:“尽管希特勒把爱国推向极致,导致了二十世纪最大的灾难,但并不能由此否定爱国。爱国没有错,它是一种朴素的个人情怀,是值得肯定的“正能量”。但如果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那就需要人们倍加警惕。如果爱国主义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这个国家离纳粹德国就不远了。”(凤凰大参考2015年4月29日头条) 专制化的爱国就是加了“主义”的爱国,实际上是极端民族主义,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来巩固专制是独裁者的领导艺术,这种煽动会极大地刺激分裂人格。

由于爱国主义强调的是“内外有别”,中国人拒绝普世价值。中国的“仁爱”和“善良”与西方的“博爱”同样是普世价值,但中国的“仁爱”和“善良”只对国内,恐怖分子袭击了美国,一些中国人很高兴,尽管被炸死的人中有中国游客,但仍然高兴,只因美国“忘我之心不死”。希特勒与毛泽东在国内实行的都是法西斯主义,但一些中国人却认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美国警察打死一个黑人,全国的黑人和白人都到大街上游行抗议,但中国警察和城管打死人如家常便饭,,却没有一个人上街游行,美国人爱国爱的是这个国家里的人,中国人爱国爱的是与自己利益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中国人在那些吃里扒外、掏空中国的美国孩子家长的领导下,却视批评中共腐败外国人是“敌对势力”,视那些传播民主思想的公共知识分子为“西奴”和“汉奸”。

很多中国人喊的是爱国主义的口号,干的全是言行不一的事和对不起祖国的事。天天骂美国,却把能买一部苹果手机当成自己的“中国梦”;抗议日本却砸了同胞开的车,砸了日本店铺的同时也砸了中国人的饭饭;抵制日货的人往往是那些买不起日货的人,能买得起日货的人都到日本去抢购马桶盖和大米去了。“911恐怖事件”十周年前夕,凤凰网记者采访“天安门哥”,问:你对911事件做何反应?答:很高兴,因为它是霸权主义。问:给你机会去美国你愿意吗?答:我已经申请去了。问:去多久?答:能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专制化的爱国使人格分裂到没有是非观念的程度,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美德和邪恶,很明显地不相协调,但却同时并存。在卡扎菲政权摇摇欲坠时,中国记者在国外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一旦暴露了身份,外国人就会不停地问,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同情和支持一个独裁者?

“如果爱国主义被歪曲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 ,那这个名词就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每当我们品味这句话的时候,会发现越是高喊爱国主义的人越是卖国,从薄熙来到令计划,一边煽动民主主义情绪,一边在法国和日本购买豪宅。央视主持人芮成钢被抓后,童大焕发表评论说:“芮成钢和环球时报的身上,集中了一个时代心灵失败的总纪录:浅薄和傲慢掩盖无知和自卑;靠虚假的爱国主义和民粹主义支撑可怜的一点自信心并且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人格分裂,白天和聚光灯下靠衣冠楚楚灯红酒绿迷醉自我,夜晚不敢独对心灵面对自己的空虚与迷茫。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多数人没有能力和自信独对心灵、需要借助虚妄的集体与民粹获得族群与国家认同的时代,一定是一个脆弱的族群和时代。一个傲慢无知的人或媒体被尊为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的代言人,足以说明这个时代‘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但我什么也看不见’。”(《芮成钢折射了一个时代的浅薄与自卑》东网2014年7月18日)

5、专制化的封口注定人格分裂

中共的执政手段主要是消灭知识分子精神,封住知识分子的口。知识分子的特征是敢于说真话,具有社会批判精神,其使命是告诉人们不要受骗。毛泽东通过反右斗争和文革消灭了知识分子,千万知识分子因为说真话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打到“四人帮”后,中国又出现了知识分子,但被邓小平赶到了西方,成为所谓的“敌对势力”。进入互联网时代,中国诞生了公共知识分子,但体制内的公知被习近平警告“绝对不能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体制外的公知受到严厉打压,纷纷被以“寻衅滋事罪”、“煽动颠覆国家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等罪名抓进监狱。中共消灭知识分子的过程,是群起而攻之的过程,集中表现了这支土匪队伍集体落井下石的分裂人格。

当今中国,大学院校、媒体、协会、科研学术机构的行政级别同等于“净身房”。在行政级别这个“净身房”里,知识分子被去掉了公共化,被宫廷化和私有化了,成为“太监知识分子”。在“政治纪律”这把净身刀下,他们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其理想无法超越升官发财,努力为帝王的合法性寻找文化和历史的依据。在体制阉割的同时,更可怕的是自我阉割,主动献媚,自投下怀,专门为苍生说鬼话,为独裁者打圆场。中国作家沙叶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做了生动形象的描写,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是敢于说‘不’的人,是人类基本准则和平、正义、民主、自由、公正、道德的捍卫者。可如今的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写作已异化为自慰,为手淫,为当众做爱,为集体性交……知识分子一旦依附权势,势必奴颜媚骨。”

已故《南方日报》原总编辑辑黄文俞留下一句名言:“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是不可以说假话。”对于从历史阴影里走出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说真话’几乎是一个维护良知和操守的武器,‘不说假话’成了他们衡量自己人格的最后底线。”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点早已被冲垮,不说假话的人难以在体制内生存下去。

2011年7月30日,《经济观察报》在中宣部发出禁令后,仍以“温州没有奇迹”为题刊出中国媒体最后一个动车追尾专刊,其中有一评论寄语同行“做有良知的媒体”,贬斥《环球时报》、《公益时报》与《人民铁道》:“做媒体,首先要有良知;没有良知,纵然有生花妙笔,写出的只能是一篇篇令万人唾弃的丑文……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无法做到完全地说真话,但至少我们要求媒体自己要不说假话,以不玷污笔下的一方白纸,不亏欠自己的一颗良心。”在封口机制下,良心不值钱,很多记者被逼良为娼,他们一边写着“正能量”的文章,一边干着“负能量”的事——有偿新闻,有偿不闻,敲诈勒索,靠“封口费”发财,已经堕落为社会黑暗势力的一个卑鄙无耻的同案犯,这个同案犯披着高尚的外衣,一方面营造着虚假的正义,另一方面又在传播着真正的黑暗。

二、专制性分裂人格的差异性表现

在中国,骂毛泽东,讽刺共产党的政治段子是一个持久时髦、持久流行的事,是手机文化,是饭店文化,是酒桌上的一道主菜和硬菜。人人都是段子作家,段子在“再创作”中得到升华。“家家做烧酒不露是好手”,但毕福剑“做私酒”的事被露在了网上,就像厨邦酱油广告:“酱油大晒场,晒足一百八十天,有图有真相”。早在2008年互联网上就流传一个《央视内部春节晚会》的视频,视频时长103分钟,演员都是央视主持人和记者,节目的主要内容是讽刺毛泽东和共产党。为什么他们没有“摊事”,偏偏毕福剑倒霉?一是因为那时的言论环境比现在相对宽松;二是因为法不责众;三是因为习近平要做“毛泽东第二”,走上了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道路;四是因为毛左在“宪政之争”败阵后,很长时间没有新话题了。毕福剑事件发酵后,很多网民说“中国人个个都是毕福剑”,但是,专制性分裂人格在中国人身上的表现是有差异性的。

1、台上是人,台下是鬼

吉林省原省委副秘书长、白山市委书记王纯因,在全国党员干部“三讲”教育期间大肆卖官,其中80万元是“三讲”期间收受的,就在他做完白山市“三讲”动员讲话的当天下午,在家中还收受了一名干部的买官钱。原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区委书记赵光席在宾馆开房,一边写《三讲回头看自查报告》,一边收受八方贿赂。万庆良在刚刚担任广州市长时即感言:“德为重、民为天,人民政府为人民。公生明、廉生威。我深知,市长就必须干净干事,堂堂正正做人。”其实他在上任之前就是一个巨贪了。他在3月16日召开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领导小组会议上要求:“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他在6月26日召开的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专题会议上要求:自我批评要“怕不辣”,相互批评要“不怕辣”。但就在他这次讲话的第二天被中纪委带走了。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被抓前谈井冈山学习体会:“坚持把三严三实作为修身之本,切实用良好的党性修养、从政之德、施政之能、做官准则,干干净净地做官、清清白白地做人。

2、台上是鬼,台下是人

这类分裂人格主要表现在领导干部和媒体人身上,他们在台面上讲的都是套话、假话、谎话、鬼话,重复邪教教条,但他们的良心并没有泯灭,良心受到折磨后总想找个机会表白一下自己还是一个人,于是在互联网上昵称替苍生说几句人话,在私人聚会时也讲个政治段子。如果不这样,他们会患上抑郁症,加入官员自杀大潮中。

但是,这种私人生活也受到严厉警告。2014年初,中共出台了《关于共产党员、党组织违反党的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规定》其中规定,“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话不但不准说,听了后“不制止、不报告”也要给予处分。2014年11月5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京举办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理论研讨会,其会议纪要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什么人,只要发议论,就不能违犯《宪法》,不能背离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叫板。尤其是体制内的人,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而不管你资历多深、名声多大。在意识形态部门尸位素餐者,要调离岗位;砸共产党锅者,要收回共产党给他的饭碗。”

3、台上是恶鬼,台下是魔鬼

“大裤衩子”里的芮成钢就是这类典型。如果他在台上表演的是规定动作,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很多自选动作是充满恶意的,所以说他在台上是一个恶鬼。作为经济类主持人,不可能不知道美国的经济在金融危机中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他却在达沃斯论坛上向奥巴马作了一个惊天的提问:骆家辉坐经济舱是不是有意提醒美国欠中国钱?似乎美国人已经穷得吃不上饭了,驻外大使都坐不起头等舱了。中共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宣传效果,能让爱国贼们更加骄傲和幸福。坐经济舱与美国的经济及中国买美国国债风牛马不相及,只与美国公务员制度和公务员的廉政相关联,这是常识。芮成钢为什么会问这个反常识、反逻辑的问题?因为他深深地知道,只有反美斗士的轰动效应,他才能瞬间成为“爱国贼”的精神领袖!他的一篇博文把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上升为“文化侵略”,活生生让故宫撕毁条约把星巴克赶了出去,“大快”了一些弱智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心。他擅自而且强行“代表中国和亚洲”抢夺韩国记者向奥巴马提问的机会,大长了一些爱国贼的志气。于是他走红了,他名利双收了,他的一本书被爱国贼抢疯了,他家开公关公司了!

芮成钢在台下是魔鬼,网上流传的故事体现了他的巨大魔力。他开着300万的车却为了一张价值仅2000元的油卡和中石油副总拼酒,并且一开口就是“我的好朋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他陪睡20多名高官的老婆,女方普遍比他年龄大20至30岁,其中还遭到了令计划老婆的强奸。他依靠美国人开公司,利用职务之便大搞有偿新闻。他是美国间谍,出卖中国保密文件。他早在2006年即申请了美国绿卡……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对此评论:“骂美国是工作,去美国是生活,拿着美国绿卡骂美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尚?这样一些爱国贼如此招摇过市,羞辱的恐怕不仅是我们这个国家,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百姓的智商!”

4、台上是半人半鬼,台下是大写的人

已相继离开“大裤衩子”的柴静、崔永元、王青雷,还没离开的白岩松、赵普等人,都是这个类型的人。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不得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但他们努力做到“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是不可以说假话。”当他们走下播音台时,在微博、讲课、开会、联欢等各种场合还原自我,说真话,讲常识,成为“脑残患者”的理疗师。

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也是这种类型的分裂人格,他爱发表意见,但在他的敢言理论里,有着重要的一条:“不越界,注意红线,和留有余地”,这样的红线哲学令他以批评者的身份在体制内游刃有余。他被一些人认为很有“政治智慧”。他在接受《廉政瞭望》记者的访问时说“除了反政府,一般人表达自由意志,政府不应多管,这样搞得人家都不能说真话。我也有双重人格,不可能完全做到随心所欲,有些真话在一定场合就不说了。不让自由发言,不要人性自由表达出来,这就是双重人格。”

5、白天是人,晚上是鬼

正是那些把“先做人后做事”挂在嘴上的官员,做出了不是人的事,摧毁了中国的社会道德伦理底线;正是这些动不动就“以党性保证”的人,其党性就像男性生殖器没有满足的时候,不可能通奸时一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就终止了一半的性交。徐州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把情妇领到家里做爱,并强迫妻子在旁边观战。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孔垂柱、贵州省三穗县副县长杨昌明在明知道自己患了艾滋病的情况下,仍然疯狂地与多名妇女通奸。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下梁县委副书记邱德辅分别与干女儿通奸,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包养的二奶中有姐妹、母女关系。昆明市发改委官员成某、阜新市委政法委副书记于洋、合肥学院团委副书记汪昱、中海油海南分公司总经理文伟等一大批先锋队员,聚众淫乱,甚至带着妻子和二奶跨省去参加换妻、3P等淫乱派对(以上消息据网传)

6、表面是人,背后是鬼

这种类型的分裂人格也是集中体现在“通奸党”的领导干部身上。贵州黔东南州副州长洪金洲8年上交5500余万“廉政金”,老家地窖还藏近2000万。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穿的衣服都是便宜货,骑一辆旧自行车上班,但家里却藏着亿元现金。

“通奸党”的领导干部不仅是贪鬼、色鬼、吝啬鬼,还有很多人是烟鬼(吸大烟)。湖南临湘市市长龚卫国长期聚众吸毒,还与一名吸毒女通奸并生下一子。云南楚雄州州长杨红卫开会时,一边“做重要讲话”,一边用水烟筒吸食毒品。他吸的是“卡苦”,这种毒品吸食以后精力特别旺盛,性欲也特别旺盛,因此他“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上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龚卫国和杨红卫绝对不是个案,媒体公开报道的领导干部吸毒案件越来越多,其中有纪委监察室主任、刑警支队政委、检察院副检察长……

三、专制性分裂人格是民族灾难的祸根

互联网镜像下的信息公开化,将迫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活在真实中”;而“活在真实中”则是人走向正常人、国家走向正常国家的前提条件。中共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最大罪恶不是毁坏了文化古迹,不是破坏了资源和环境,不是摧毁了社会道德伦理底线,而是培养了中国人的专制性分裂人格。

在人类历史上,专制性分裂人格曾经酝酿出深重的民族灾难。希特勒是一个典型的分裂人格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份《希特勒性格特征及其分析报告》中揭露了鲜为人知的事实。希特勒不抽烟、不喝烈酒、素食主义者、爱孩子、喜欢动物、提倡保护环境,具有几乎无可挑剔的个人私德。希特勒一生没有驾驶过汽车,可是他的秘密爱好却是经常在夜深人静之时乘车,要司机以时速超过100千米的疯狂速度飞驶,以致后来造成他的司机因高度紧张而精神失常,而另一方面他又严格规定他日常所乘的车最高时速不准超过37千米,这说明希特勒的心理矛盾和压抑状态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同时希特勒还对长桌特别感兴趣,他召开会议时总是用很长的会议桌。他拥有的最长桌子将近50英尺。这种对长桌的酷爱说明他既渴求表面的威严,同时又对下属心存疑虑,怀有某种恐惧感,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非常脆弱的表现。可怕的是,他把这种病理性的分裂人格打造成专制性的分裂人格。并通过宣传机器强加给德意志民族。

希特勒通过三个手段塑造专制性分裂人格。一是爱国主义,他富有激情的演说,把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情绪猛烈地煽动起来。使他们不去反思德国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而去埋怨把灾难的原因归咎于于魏玛共和国的软弱和凡尔赛和约的不平等,归咎于“落后就要挨打”。从此,希特勒成了保卫国家、守护民族尊严和利益的形象代言人。二是反犹主义,视犹太人为劣等民族,必须消灭之,使德国人成为善良和狠毒的矛盾体。三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掌控经济,吃纳粹党的饭就要热爱纳粹党,爱党就是爱国家,爱国家就必须爱政府的领导人,而这个领导人就是希特勒。这三个手段,使德国人失去了自我,只剩下狂热的拥戴、绝对的服从和无条件的支持了,最终对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屠杀六百万犹太人、挑起世界大战直接或间接造成三千万人死亡。受害最深的还是德国和德意志民族,从1935年至1945年,德国690万人死于战争。

专制性分裂人格在苏联、日本和中国同样带来民族灾难,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采取与希特勒同样的办法(除了反犹主义,但苏共也迫害过犹太人,日本侵略者也说过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使国民失去了自我和健康的人格。今天俄罗斯和日本已经放弃了专制,但专制性分裂人格仍然存在 ,帝国主义仍然有复活的可能。中国告别了无产阶级大革命,但对毛泽东造成中国人专制性分裂人格的罪行没有清算。温家宝在退休时留下一句话:“文革悲剧可能重新发生。”我们到底离文革还有多远?德国电影《浪潮》告诉我们仅有5天。《浪潮》的故事取材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事件,1967年4月,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库柏莱高中的历史老师罗恩•琼斯为了让学生们亲身体会到纳粹极权运动的恐怖,他大胆的进行了一个实验,自己扮演希特勒,让学生们模仿纳粹党徒,在班里发起了一个微型的极权运动,没想到几天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其中,大家逐渐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极权狂热中,琼斯的班级简直成了一个微型的纳粹“飞地”,直到最后琼斯给学生们播放记录纳粹暴行的图片,惊愕的学生们才戛然而止。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罗恩•琼斯培养学生专制性分裂人格的办法,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办法是一样的,搞个人崇拜,挑逗群众斗群众,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因专制性分裂人格的存在,我们离法西斯灾难只有5天,我们离文革灾难也只有5天,但我们离民主还有N年。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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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黄玉凯:抹不掉的毕福剑话题——专制性分裂人格”的一条评论:

  1. 这文章里使用的心理学术语完全不对。双重人格(多重人格)不是人格障碍的一种,而是解离症的一种。人格障碍分类中确实有分裂型人格障碍和分裂样人格障碍,但是和多重人格完全是两回事。而且,这篇文章里说的这种双重(多重)人格,是完全正常的,不属于任何一种心理疾病。多重人格只有在人格之间彼此不认识的情况下才构成心理疾病。正常人也会有许多子人格,或者叫人格侧面,在不同环境下会表现出不同的子人格或者人格侧面,都是完全正常的,因为这些子人格之间是彼此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