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在饭桌上唱评《智取威虎山》的视频在网上流出，对中国领袖毛泽东使用了羞辱性词汇，称他“把我们害苦了”等等，网上舆论大哗。央视高层为此召开了办公会议，暂时停播毕福剑主特的央视所有节目。毕福剑在微博上向社会公众致歉，称自己感到非常自责和痛心。他已被央视内部停职，节目停播，接受调查，并传闻“辞职”。
这种事件若是发生在西方国家，也就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因为在西方，政治人物被调侃乃是常事；在中国却酿成越演越烈的公众事件，非致当事人于死地不可。这恰好反映了中国作为大国的不成熟，欠缺大国的包容心态。这是政治文化仍处于稚嫩状态的表现。
笔者在澳大利亚曾有过一段这样的经历：澳洲有出版政治笑话的册子，专门嘲笑和讽刺前任国家领导人。笔者买了一本，并在一次乘坐出租车的途中，给司机讲了一段戏谑澳洲前总理的笑话。司机听后开怀大笑，当即表示不收我的车资。这段愉快的旅程昭示我们，政治笑话本身有特定的功能。政治在常人看来是肮脏和卑鄙的；人们需要一种润滑剂来缓和关系。快节奏的紧张生活，也需要玩笑来释放压力。可以说，政治笑话承载着这两层功用，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必需品。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本应怀有一种大国的宽广胸怀，对待这种“政治笑话”大可“一笑而过”，不必动用国家公器做行政干预，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让外人产生一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错觉。因为这个“政治笑话”并不构成对领导人权威的挑战，行政干预反倒显得心理太脆弱了。
“毕事件”该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不应该处理毕福剑本人，而是要惩戒“毕事件”的罪魁祸首——私自录制和上传这段视频的人。因为他在私人聚会场合（毕竟那不是央视舞台），未经过毕本人的同意就偷拍；更为可恶的是他未经当事人同意就上传到网络，把私人事件升级为公共事件，最终演化为“饭局门”。
事情发展到后来，各方似乎把这个始作俑者淡忘了。如果这个人不严肃处理的话——就会有千千万万个“毕福剑事件”出现，人们就得噤若寒蝉、胆战心惊。其实，在网络发达的条件下，这种人的祸害比明朝东厂有过之而无不及。从频频出现的“艳照门”到这次的“饭局门”，屡屡打击中国人孱弱的权利意识神经。目前，不少政府都立法处理未经过本人的同意就偷拍、未经同意就上传到网络的人。
如果放过这种“导火人”而去打压毕福剑，则是舍本求末、主次颠倒，势必导致正在襁褓中孕育的中国公民社会夭折。毕福剑享有发表言论的自由，哪怕是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只要这些言论不违法、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就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作为公众人物，毕福剑纵然祸从口出，事后也公开道歉，承受了失言的恶果。英国的一句名言说得好，“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表明公权力和私权力有明确的界限，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有着严格的分界线，公权力进入私领域必须遵循“非请莫入”的原则。可以说，用国家权力去限制公民开政治笑话的自由，是国家对公民的不敬，比公民私下对毛泽东的不敬，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独有偶，中国纪检监察报4月10日刊文《党员毕福剑必须讲规矩》，谴责毕福剑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突破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最基本要求的底线。这种绕过行政机关，以党员身份来处理的做法，看似国家不干预开政治笑话的自由了，把这个事件作为中共的内部事件，以党纪处理他。实则，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下，这无异于致命一击。毕本人不得不生存在党纪的夹缝中。
其实，中共老一辈的革命领袖，他们之间常常互相开无伤大雅的玩笑，如嘲笑毛泽东身上的跳蚤多。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年月，这就是一种不可缺的调味品，加深了彼此之间的革命友谊，体现了中共的乐观开明传统。对比之下，“习近平漫画”的出现是政治文明的进步；而抓住片言只语，然后“上纲上线”，那是文革遗留的作风，殷鉴不远。
另外，中国民众的心态也应调整，不应跟风起哄；媒体为博观众眼球，推波助澜，巴不得天下大乱，“右派看到告密、左派看到侮辱领袖”报道满天飞，围绕着毕福剑的窃听风暴、左右之争狂轰乱炸，最后把整个事件复杂化。这都是政治文化不成熟的表现。
笔者与毕福剑素未谋面，也并非亲朋好友；只是作为一名旁观者、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直抒胸臆，认为不应该用公权力去干预私人生活，因为这是一种历史倒退。中国是世界大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更应秉承大国的宽容胸怀和翩翩风度，对待这种事情“一笑了之”，方显大国从容气度；绝不能“小题大做”，重演文革的历史悲剧，再起文革的政治风潮，为人嘲笑。中国应该学会举重若轻、坦然处之的治国智慧。不妨把“毕事件”当做言论自由的晴雨表、民主政治的训练场，播下一种大而化之、一笑而过的政治文化观。
作者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中心主任
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