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什么先验的真理,一切需要经过实践的反复的长期的检验。

一个理论一旦形成“某某主义”,就必然会存在教条化的倾向,因为什么乌七八糟的理论都可以打着其名号招摇过市。同时,任何理论都要经受周期性的修正才能得以完善和进步。“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难逃这一规律。

虽然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末说过,“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恩格斯也曾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都表达了对教条主义的反对和严厉批评,但“马克思主义”被其继承者们炮制出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仍然毋容置疑的事实。

马克思主义在前苏联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教条主义不断滋生、日趋盛行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日趋失去鲜活生命力和不断萎缩的过程,而在这一教条化过程中最为典型和集中的体现,就是迷信的盛行,不仅迷信于这一理论的创始人,而且还包括它的继承者列宁和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转变成由官方宣传支持、由国家提供资金的思想体系之时,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对其他有异议的社会理论予以禁止、诋毁之时,“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控制,将使这一科学的理论无可避免地转变为教条主义的观念体系”,势必酿成学科理论转变成教条化观点体系的严重后果。

除此之外,在马克思主义向教条主义转变过程中,列宁起了重要的作用。早在1902年列宁写作《怎么办?》一书时,对国内外的各种修正主义观点,对社民党人的“批评自由”进行驳斥时,就已经为批评和讨论的进行设置了界限;而在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10次代表大会,即列宁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一项关于禁止在俄共(布)内部出现任何派别的秘密决议,则对党内的民主派构成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这就为后来教条主义的泛滥成灾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由于心理作用的原因,坚定不移的信徒们完全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产生分歧的现象,因为它会严重削弱党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的战斗力。

当然,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最为严重的时期,无疑是斯大林个人迷信盛行的时期,人们将斯大林的所有言论都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杰出贡献。这是典型的“言因人贵”。

下面,我们从苏联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三个代表人物及其典型事件来反思这段历史。

1德波林事件

德波林是与列宁同时代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是普列汉诺夫的忠实学生,在20世纪初俄国的复杂政治斗争中,德波林错误地站在了孟什维克的立场上。但是,在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场“物理学危机”中,他与普列汉诺夫、列宁共同批判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滋生起来的马赫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写下了许多保卫唯物主义的论战性的文章。虽然,列宁去世后的30年代,德波林也一度遭受了斯大林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但他仍然完成了大量论文和学术论著,成为苏联学术界早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学者。

德波林的遭遇和命运,在苏联哲学界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在“辩证法学派”与“机械论学派”之间的斗争中,他正是有关事件的“主角”。联共(布)中央于1931年1月25日通过的有关《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之后,德波林院士被赶出他创建的哲学研究所。按照斯大林个人指示,德波林被禁止在出版物上就哲学问题发表意见。

德波林被按上的罪名是“他本人是孟什维克”,并且是坚持“孟什维克唯心主义”的顽固分子。“孟什维克唯心主义”的含义是什么?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原本是俄国革命派内部因观点不同形成的两个“派别”——前者是“少数派”的意思,后者是“多数派”的意思。把政治派别与“唯心主义”连接起来,在以往的哲学上并无先例。它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只要是“孟什维克”,就必定是唯心主义。相反,只要是“布尔什维克”就自然是唯物主义。“孟什维克唯心主义”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政治术语和罪名。这样的“术语”不伦不类。

在斯大林1931年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中,“抬高普列汉诺夫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贬低列宁的思想史地位正是其主要罪状之一。公认的事实,列宁在哲学方面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不过列宁求教于普列汉诺夫这件事,并不妨碍列宁独立处理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在某些重大之点上纠正了普列汉诺夫的看法。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两位思想家是互相补充的。

德波林在《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中叙述列宁曾经为普列汉诺夫学生的文字触怒了斯大林。因为,在意识形态话语构境中,布尔什维克的列宁怎么能是孟什维克者的学生呢?真理如何与谬误“互相补充”呢?斯大林在与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应当揭露普列汉诺夫,揭露他的哲学观点,他历来对列宁采取傲慢的态度”。特别是普列汉诺夫对待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态度。显然,为了意识形态的同一性,维护列宁的至上形象是重要的,所以,人们不能提及他曾经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这一发生过的事情。不尊重历史,或者随意篡改历史,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对列宁的意识形态神化,这是斯大林教条主义式的强制性的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文饰方式。

德波林在回忆中写道:“毋庸讳言,斯大林根本不懂哲学。我怀疑他是否在某个时间真正读过哪怕是一本黑格尔或康德的书。当然他也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他自诩为最伟大的哲学家,而那些也自诩为伟大哲学家的米丁、尤金等人就是这样吹捧他的。斯大林被他们宣布为最伟大的辩证法家。是所谓新的、最伟大哲学价值、新的最伟大哲学概括的创造者”。那些人吹嘘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得到了最高发展。”他们出于个人目的,硬是把斯大林吹嘘为“高过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家。”

  虽然,“斯大林在哲学领域中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但是在政治高压下的扭曲的学术氛围中,斯大林关于德国古典哲学是对18世纪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式的反动的提法,尽管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没有德国古典哲学便不可能有科学社会主义的论点背道而驰,却被宣布为“天才见解”。

  德波林在回忆文章中详细地讲述了他的曲折经历,他和列宁、布哈林等的关系、他遭到自己学生——米丁、尤金等的攻击和迫害的过程、对斯大林进行了谴责、为自己进行了辩护。最令德波林痛心的是自己爱徒米丁的可耻背叛,与对伟大统帅的态度截然相反,米丁这样影射自己的恩师:“众所周知,理论工作的哲学部分已经深受托洛茨基、法西斯的破坏活动之害。大家知道,绝大多数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干部都成了敌人、叛徒——他们现在已遭到克格勃机关的揭露和逮捕。你们知道有些机械论者也是敌人和叛徒,同样也遭到克格勃机关的揭露。”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德波林在学术上的功过是非,但就斯大林对他的迫害,就显然是政治对学术的粗暴干涉,这为苏联哲学政治化、教条化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这必然导致后来整个前苏东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整体认识水平下降和低水准重复,也为斯大林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的意识形态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流布蔓延提供了必需的温床。

2日丹诺夫现象

日丹诺夫是斯大林小女儿的老公公,也是1934 年以后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领域最忠实、最得力的助手,正是通过他的高压掌控,斯大林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得到了成功贯彻。和斯大林一样,日丹诺夫也没有念过大学。十月革命胜利前他忙于革命工作,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则忙于领导工作,相信没有什么时间用来补习文化,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著名理论家和天才的宣传家”。

但凡读过日丹诺夫各种报告、发言和演讲的人大约都会有这种感觉,即这个经常接受酒精深度刺激的大脑对斯大林主义的确有一种非凡的领悟能力,他总是能够像地震仪一般精细地察觉到任何有违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动向,进而完全按照斯大林主义的要求对文学艺术和理论研究工作进行强力推动。

日丹诺夫错误地断言:“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全部哲学“决不能成为实践上影响世界的工具,也不能成为认识的工具。”日丹诺夫为哲学下了这样的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萌芽、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同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个定义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了“经典性的”的定义,对苏联和中国理论界有广泛影响。直到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哲学界才对日丹诺夫的定义提出异议,认为日丹诺夫的观点具有极大的片面性:

第一,他没有考虑到在哲学史,正象在其它任何科学中一样,涉及到对客观真理的继承性问题。

第二,把党性原则和哲学史上的继承性原则对立起来。在日丹诺夫看来,已被推翻了的哲学观点就“用不着多去注意它”,这是一种割断历史的做法。

第三,哲学史是人类思想发展的前进过程,必须把哲学史当作知识的发展过程来研究,并力图揭示其发展的规律性。

日丹诺夫披挂上阵对苏联科学院院长亚历山大洛夫进行的学术整肃,是苏联哲学教条化的一个高潮。而日丹诺夫1947 年6 月24 日的讲话,其实质就是用斯大林主义的政治逻辑去规范哲学史研究,从而让本应客观公正的哲学史研究成为政治权力的顺从婢女。它的出现不仅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而且也对当代中国人的哲学史观念构成了实质性的影响,成为妨碍人们真实地面对哲学的历史、思想的历史的僵化教条。

事件经过是这样的:

1947 年6 月24 日是历史上平常的一天。

是日,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出席会议,做了一个频繁引起“笑声”、“掌声”、“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的发言。自然更没有人会料到,这篇长达2个多小时的发言几个月后就传入中国,由解放区而至全国,强有力地改变并重新塑造了一代中国人的哲学史观念。即便在没有多少人知道的这篇讲话的今天,它的精神依旧梦魇般地束缚着当代中国人,成为束缚我们去真实面对哲学的历史、思想的历史的僵化教条。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审查亚历山大洛夫所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该书是亚历山大洛夫根据自己1933 年以后多次讲授的讲稿写成,1945 年初版,1946 年再版,它的出版得到了包括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官方理论刊物的热烈赞扬,已被苏联高等教育部审定为大学和高等学校人文科学系的教科书,并由苏联部长会议决议推荐为斯大林奖金的候选图书。

但不幸的是,日丹诺夫今天不是来给自己的下属捧场的,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宣读苏共中央、斯大林对这本书或者说对这本书所体现出来的、具有路线错误的“非政治化-学理化”哲学史观念的死刑判决。就像西方学者曾指出、苏联官方哲学家后来也含蓄承认的那样:在1931年苏共中央通过决议清算了“德波林学派”之后,苏联哲学家就已经不再需要进行艰辛的哲学研究和争论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绝对真理已经被发现,人们只需要对它们进行理解、诠释和论证就行了;而在1938 年《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之后,苏联哲学家则干脆失业了,因为斯大林已经通过撰写《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终结了真理。于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被取消,除了人文科学各系外高校停止了哲学课———改上联共(布) 党史了! 与哲学研究的终结相对应的是哲学史研究的相对繁荣,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苏联哲学家想逃避现实,而还是在于斯大林只想让学术界去研究“真理当然已经终结了,但总是要让人民明白真理为什么会终结、以及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在苏联终结了呀! ”

作为哲学真理的终结者,斯大林一向关注哲学界的动向,加之亚历山大洛夫又是党的高级干部,所以《西欧哲学史》很自然地进入了他的视野。不过,糟糕的是,斯大林此时心情不太好,因为尽管卫国战争胜利了,但在文学艺术领域却出现了令他不快、甚至愤怒的自由化倾向,他此时正在文艺界亲自领导一场新的批判运动。《西欧哲学史》让他警惕地意识到:自由化的倾向同样存在于哲学界!在亚历山大洛夫的著作中,哲学史研究并没有像哲学研究那样自觉地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这无疑是在重复德波林之流当年所犯之无视哲学的党性、理论脱离实践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必须得到改正! 于是,斯大林召见米丁、亚历山大洛夫等人,就哲学研究以及《西欧哲学史》做出了系列指示。哲学界竟然还是有人不明白:哲学就是应当为政治服务,哲学就是政治的附庸! 正是为了解决这种具有普遍性的严重路线问题,斯大林派出了日丹诺夫。他首先以苏共中央的名义宣布1947 年初的讨论会不具有代表性、形式有缺陷,由此下令重新组织讨论会,并从全国各地调集了近百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从6 月16 日开始,先后有40 多位与会者做了大会发言,另有30 多人做了书面发言。由于这次与会者都听懂了“招呼”,所以路线完全正确,大批判的氛围很快就营造起来了。就在这种情况下,6 月24 日,日丹诺夫终于踩着鼓点、在人们的热烈掌声中施施然出场了。

这一次也是如此。一上来,日丹诺夫就谦虚地宣布自己只是一个“在哲学海洋中航行的见习生”,结果引来大家的“笑声、鼓掌”。但接下来他就非常不谦虚地以党和国家的名义为哲学史研究确定了五个起码的要求:

第一,日丹诺夫认为哲学史必须有统一的对象和确切的定义。日丹诺夫认为哲学史必须有统一的对象和确切的定义。作为一个称职的哲学史家,亚历山大洛夫清楚地看到,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近代,西欧哲学研究的对象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之大以至他难以给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下一个确切的统一定义。众所周知,但凡认真而公允地对待哲学的历史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但日丹诺夫不这么看,他敏锐地察觉到:如果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哲学史定义,那么,由马克思创立、斯大林系统阐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怎么可能终结真理、终结以往的旧哲学?

第二,日丹诺夫强调哲学史研究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成就为基础。从字面上看,日丹诺夫的这个要求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但接下来的言论就很有些不对劲了:日丹诺夫批评撰写《西欧哲学史》的亚历山大洛夫不关注地处东欧的俄国哲学发展史是毫无道理的。写西欧哲学史干吗要联系俄国哲学史呢? 日丹诺夫的理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西欧哲学的关系是一种具有质变性质的终结关系,所以,俄国哲学史就不仅重要,而且与西欧哲学史具有本质联系,要不然俄国怎么可能诞生列宁、斯大林这两个伟大的、在真理终结之后系统阐述了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呢? 由此,日丹诺夫义正词严地指出,哲学史研究不能按照其自然发展的顺序加以历史的研究,而应当瞄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即斯大林主义这个目标进行目的论式的回溯,否则我们将无法保证哲学史研究能够得出符合党和斯大林同志的要求的科学结论。

第三,日丹诺夫认为哲学史的叙述应当是创造性的,而不应是烦琐哲学式的,它必须与当前的政治任务直接联系,以便说明这些任务,并指出哲学继续发展的前途。有了前面的铺垫,日丹诺夫的这个要求就很好理解了:历史上的哲学和哲学家究竟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为党提供什么,如果不能为党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那就让他们见鬼去吧! 哲学史研究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让党需要的东西凸现出来,让党不需要的东西见鬼去,否则就是在搞烦琐哲学!

第四,日丹诺夫要求引用的文献应当是经过审查的,是完全可靠和适当的。引文应当恰当、准确,这个要求本身并不过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引文是否恰当、准确。在日丹诺夫眼里,这个标准决不是引文是否能够正确地说明和解释问题,而在于说这个话的人必须是党认为没有政治瑕疵的历史人物和现代人物。那么,什么人肯定没有问题呢? 从原则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个四个经典作家的言论是可以引用的,但其中也有些细微区别:马克思有些结论已经过时了,恩格斯的某些结论(比如关于沙皇俄国的侵略本性的言论) 是不能接受的,列宁没有看到新出现的很多新问题,所以,完全可靠和适当的文献就只剩下斯大林的了。

从原则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个四个经典作家的言论是可以引用的,但其中也有些细微区别:马克思有些结论已经过时了,恩格斯的某些结论(比如关于沙皇俄国的侵略本性的言论)是不能接受的,列宁没有看到新出现的很多新问题,所以,完全可靠和适当的文献就只剩下斯大林的了。

第五,日丹诺夫认为叙述的文字应当是明确易懂、使人信服的。和前一条要求一样,这条要求本身也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同样在于用什么标准去评判叙述的文字是明确易懂、使人信服的。这个标准自然同样来自党和斯大林。只要党和斯大林同志认为是明确易懂、使人信服的,那就好。至于这种明确易懂、使人信服的文字是否正确表达了哲学家的本意并不重要———尽管斯大林同志没有专门学习过哲学,他的哲学知识主要是在20 年代后期与布哈林等人的理论论战过程中由个别御用红色哲学家突击补习的,但他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天才呀! 如果连斯大林同志也看不明白的哲学语言,那就说明这种哲学语言一定是有问题的。

只要党和斯大林同志认为是明确易懂、使人信服的,那就好。至于这种明确易懂、使人信服的文字是否正确表达了哲学家的本意并不重要———尽管斯大林同志没有专门学习过哲学,他的哲学知识主要是在20 年代后期与布哈林等人的理论论战过程中由个别御用红色哲学家突击补习的,但他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天才呀! 如果连斯大林同志也看不明白的哲学语言,那就说明这种哲学语言一定是有问题的。

日丹诺夫的讲话结束之后,全场响起“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次日,亚历山大洛夫上台发言,热泪盈眶地感谢日丹诺夫同志拯救了他,表示今后一定要坚定地沿着斯大林同志和日丹诺夫同志指明的正确方向前进。随后,大会胜利闭幕。

在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自然不难看出,日丹诺夫其实是在用政治的逻辑去规范哲学史研究,目的是让本应客观公正的哲学史研究成为政治权力的顺从婢女。在这个意义上,亚历山大洛夫的屈服是一种象征,它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史研究在斯大林时代的彻底死亡。在此之后,日丹诺夫教条洋洋自得地成为每一个苏联哲学史家的“第二天性”,除了它,苏联哲学史家们已不知道还有其他能够进行哲学史研究的范式或方法了。对此,我们只要看一看此后苏联按照日丹诺夫的要求创作和出版的大量难以卒读的哲学史著作和教材就可以确诊了。

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日丹诺夫这个名字以及1947 年6 月24 日这个讲话了。即使是知道它们的人,也总觉得那似乎是一个关于别人的虚无缥缈的故事。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因为在10 个月后,这篇发言就被中国共产党老资格的革命家李立三(曾在莫斯科外国文学文籍出版局中文部担任过校对)在晋察冀解放区翻译成中文出版,先在各大解放区广泛传播,接着在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和《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一起成为中国哲学家们的必读书目,深刻地改变、重塑了那一代中国人的哲学史观念。作为这种思想改造的积极成果,60 年代初,脱胎换骨后的中国哲学家们创作和出版了多种《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这些著作的文字无疑是中国的,但它们的灵魂却是苏联的。日丹诺夫在中国复活了! 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之后,日丹诺夫的这篇发言和《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一起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但它的不在场却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在场:改革开放20 多年以来我们创作和出版的各类哲学史著作在基本观念上和文革以前的著作有实质性改变吗? 这也就是说,以直接受日丹诺夫教条影响的那一代哲学家的思想和著作为中介,日丹诺夫教条对当代中国人的哲学史观念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虽然人们并不知道这种观念的源头来自日丹诺夫。

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反思传统哲学史观念、探索符合历史真实的思想史的新写法。在此过程中,他们对多种思想影响进行了反思与清理,惟独没有提到日丹诺夫及其讲话。抓住了枝枝叶叶,却漏掉了大鱼,这多少有些本末倒置的味道。因为在我看来,重写哲学史或思想史,首先必须从破除日丹诺夫教条开始,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让日丹诺夫教条的幽灵现形。

可惜的是,李立三同志历史上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得到清算,而他传播流布的苏联教条依旧在神州大地上泛滥,即使他是无心的,但错误观念的危害却是不可估量的。中国人在国家哲学上应该清醒起来。

3灰衣主教——苏斯洛夫

苏斯洛夫在苏联政坛上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个朝代,从1946年调入中央介入文化意识形态,1947年进入中央书记处,1948年正式接替日丹诺夫主管意识形态,到1982年去世,在苏共中央管理文化意识形态达36年。苏斯洛夫是伴随苏共思想理论体系向僵化、教条方向演化,伴随苏联意识形态走向保守、凝固和衰落,一步步走过来的,他既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又是这一过程的推动者和领导人。所以,从相当意义上说,不了解苏斯洛夫其人,不了解他的生平历程和政治品格,就不能深刻了解从战后开始,苏联意识形态的演化和一步步走向衰变的过程。

过去我们在文章中曾经说过,如果说其前任日丹诺夫是一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主要理论家,是一位协助斯大林确立文化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的倡导者,如果说此人也是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的提出者,战后意识形态大批判运动的最高指挥官,那么,苏斯洛夫就是一位后来人、追随者、模仿家和守夜人。就苏斯洛夫相比于日丹诺夫来说,这样讲是不错的,因为这是苏斯洛夫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个人崇拜和专制统治时代,要打通仕途,步步高升,必须对下冷酷无情,敢挥铁拳;对最高,则要善唱颂诗,有祭拜神灵的高亢歌喉。苏斯洛夫深谙此道。所以,他一踏上仕途,就飞速升迁。

靠寻章觅句、摘引语录踏上通天之路或许是在“红色教授学院”经济学部学习期间与斯大林私人秘书Л.З.麦赫利斯相识,这时恰好后者也在这个经济学部进修。但另一种说法是,苏斯洛夫常向《真理报》投稿而被麦赫利斯发现,因为1929年麦赫利斯从斯大林秘书处调入了《真理报》。或者,他们两人相识是以上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麦赫利斯虽从20年代初就在斯大林秘书处工作,但其文化程度并不高,据说,他连月亮为什么不会发光都不知道。由于布哈林在反“右倾”斗争中倒台,布哈林及其弟子被从《真理报》撤职,这里需要补充斯大林的人,因此就调麦赫利斯进入了这个重要阵地。办报写文章必须引用列宁和斯大林语录,麦赫利斯发现苏斯洛夫有这个特长,他最善于寻章觅句、摘引语录,可以说是一位引经据典的好手,只要一有需要,他准能为麦赫利斯找到恰到好处的语句。他不仅善于引用列宁、斯大林的语录,甚至连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的语录也能很快找到。这样,“麦赫利斯把他新发现的人才向斯大林汇报,引起斯大林对苏斯洛夫的注意,自此,苏斯洛夫走上通往权力顶峰之路”。

苏斯洛夫确有寻章觅句,翻检语录的高超本领,这一点,在几十年后也为布尔拉茨基亲眼所见证。那是在1964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期间,赫鲁晓夫责成苏斯洛夫必须就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作个人发言。布尔拉茨基等人为苏斯洛夫准备了发言稿。在商量定稿时,苏斯洛夫觉得一个地方应找一段更恰当的列宁语录加以充实。布尔拉茨基本想自己动手,但苏斯洛夫抢先说:“这个我自己来,我现在就去找。”“说着,他敏捷地跑到办公室的一角,”布尔拉茨基这样描写道,“抽出通常图书馆里才有的小抽屉,放到桌子上,然后用他那纤细的小手快速地翻阅其中的语录卡。抽出一张卡片,看了看,不是的,又开始默读另一张,又不是的,后来终于抽出一张,只见他得意地说:‘就是这张,这张合适。’读了读,还真是一段挺好的语录。” 布尔拉茨基接着写道:“当我看到身为我国最著名的思想家,找一段语录,就像找一个小玻璃珠子,或者说,就像过去的君主选念珠一样,我不禁失笑起来。”由此可见,苏斯洛夫是确有这一本领的,并非虚妄。

苏斯洛夫的思维方式是十足教条主义的,小心谨慎、面面俱到、讲究平衡、四平八稳,是它的突出特点。可以说,他一贯保持着与斯大林主义原教旨的一致性,保持着解释斯大林概念的准确性。作为不断听取苏斯洛夫指示意见的苏共中央写作班子成员,布尔拉茨基曾对这位“灰衣主教”的思维和教义做过详细描绘。他说,苏斯洛夫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意见“前后一致”,人们对此“有非常清晰的印象”:“譬如说,我们在文件中写到在其他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就指出,他认为也应谈谈武装起义;我们写到关于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他就提出,他认为应该说和平也不是注定不可动摇的;我们强调民主的意义,他建议要谈论纪律;我们指出个人迷信的错误,他建议强调这种时期是没有的,因为党始终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我们指出,集体化时期并不是一切都尽善尽美,而他则建议,应该指出伟大变革的历史意义。总而言之,他维护面面俱到的观点。”

苏斯洛夫讲究教条的准确性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布尔拉茨基接着谈到了苏斯洛夫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概念的做法:每次我们只要在这两个短语之间写成“和”,他都非常认真地划去“和”字,加上连接符号“—”,即写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认为,不应该将两者对立起来,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么,为什么在这两个短语之间加上“和”字,就是将它们二者对立起来了呢,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仅此一例就可看出,这位“灰衣主教”从字面上释义教条、固守教条之一斑。他只管从字面上竭力维护原教旨,但它究竟距离现实生活有多远,这就不是他关心的事了。所以,他竭力从理论上宣扬“发达社会主义”的“三个条件”,而不管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生活实际是不是达到了这个程度,反正苏联就是“发达的社会主义”。苏斯洛夫就是这样一个闭眼不看实际,只顾讲经说道、维护斯大林原教旨的“灰衣主教”和“理论家”!

苏联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样一位“大主教”和“理论家”的严厉监管之下,一直走过了34年;而他所继承的前任又是一向以提出“日丹诺夫主义”而著名的意识形态最高指挥官日丹诺夫,他们共同以斯大林主义为旗帜,监管着苏联意识形态几乎达半个世纪。这样的监管“业绩”究竟达到了什么效果,苏联70—80年代的社会意识和党内状况,可以说就是一个绝好的回答。这是一种什么状况呢?简言之,社会政治经济停滞;党内腐败成风;青年人大多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失去信仰;知识分子和干部中间则多有所谓“夜间人”现象,即白天上班只能说假话,骗骗领导,只有下班回到家中,在夜晚见到家人和亲朋好友时,才披露心迹,抒发对领导和社会政治的不满。这种状况,恰恰可以解释,何以在80年代下半期改革当中涌现出了汹涌澎湃的激进民主派思潮;而恰是这一思潮的泛滥及其代表人物的掌权,最后埋葬了苏联。

苏斯洛夫去世于1982年。但他伙同勃列日涅夫集团在这时造成的政治后果已经显现,国家的难题日益增多,改革的难度已积重难返,一个斯大林体制逆反效应产物的政治人物——戈尔巴乔夫,显然已经无力回天。苏斯洛夫这个为其政治信念,为斯大林教条执著一生的人物,在理论上连一个连接符号“—”也不肯放弃的人,如果后来对苏联的悲哀结局地下有知,他会对自己的一生和孜孜努力有何感想呢?

4尾声 苏联哲学的末路——哲学所被拆迁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已经被严重异化,已经不是什么鲜活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工具,而是成了令人讨厌的官方教条。而俄罗斯哲学所“被”“搬迁”事件本身,说明长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苏联哲学”已经从从前没人敢于触动的“神坛”上走了下来,失掉了它曾经享有的特权。

2009年岁末,发生的“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被逼“搬迁”事件“,堪称21世纪头十年里俄罗斯哲学界遭遇到的最大“事件”。这一“历史性事件”肯定将被记载在苏俄哲学史和苏俄文化史上。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为庆祝该所建所80周年,将首次在俄罗斯举办“世界哲学日”

2009年11月16-19日将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哲学日”大会,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性活动之一,预计将有50多个代表团100多位现代世界知名学出席。会议议题:《在文化对话中的哲学》。

然而担负“世界哲学日”活动组织工作的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却在此时遇到了大麻烦——该所现在所在的——沃尔洪卡 14号。据考证,这里曾是20世纪20年代中山大学所在地),将被“征用”,这里将建“博物馆城”。而在这里存在了80年之久的哲学所正在被逼“迁往”他处。

2009年10月20日该所曾致信俄罗斯总统和总理,信中写道:“从19世纪起,在沃尔洪卡的这栋楼房就已经成为俄罗斯哲学的象征地。这栋楼房从1929年建成之日起,就归哲学所使用。在这里工作过和正在工作着许多大学者……许多世界知名思想家经常访问这里……”

11月,哲学所向社会各界和哲学同仁发出紧急“呼吁”。2009年11月2日发布“搬迁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的企图:冲突的经过”一文该文称:“不久前,在没有预先打招呼的情况下,莫斯科资产管理局的一个所谓管理处伙同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大约20人)从10月12日夜到13日借口检查楼房使用情况,对该栋楼房进行了巡视。他们“摘掉并砸毁入口处悬挂的标明此楼为‘俄罗斯科学院机关——哲学研究所’的标志牌“有关此事件的“来龙去脉”,在这里不想详谈。

令我们慨叹的是:喏大的莫斯科竟逼使一个小小的哲学所“无立锥之地”!

哲学在俄罗斯遭到如此的下场,颇为发人深省。哲学和哲学所今天遇到的困境(面临扫地出门的现实危险),就是现今俄罗斯不给“它”留有生存余地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不管哲学所对此事件的实质即所谓“其背后蕴藏着商业和其他利益”看得多明白,他们的“弱势”和“劣势”已经是既成事实,挽回颓势,可能性怕是不大。

在俄罗斯,哲学走到这一步,是对那些至今自视清高、自我陶醉、自我安慰的梦中人的当头棒喝,他们该猛醒了,该重新、从头审视和思考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现在和自己的未来。在苏联解体的历史时刻,我曾得出一个看法:“苏联哲学”是哲学史上的一个特殊形态,这个“形态”随着苏联解体,已经终结了。我还提出一个问题:靠“政权”建立起来并靠政权支撑得以存在的“苏联哲学”,一旦失掉“政权”的支撑,仅靠自己的力量,它能否继续生存下去?!苏联解体和苏联哲学终结带来的历史启示意义,仍有待于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从以上资料,我们看到了苏联哲学经历“成住坏灭”的过程。这也对中国国家哲学的新生有所启示。

中国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师承苏联体系,所以其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北京大学章启群教授写到:“我在北大哲学系教书20年,读书学习的时间更长,眼见现在相当多的学生对哲学不感兴趣,甚至厌倦、反感,而且十几年来的高考状元没有一人选择哲学系。面对这种现象,不免感到困惑、震惊和不安。”现实中,哲学专业的学生普遍思维水平和综合素质不高,他们经常被社会认为是只会吹牛与撒谎的人,故而哲学专业的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与“受欢迎的人才”无缘。

教条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已经令国人听而生厌,人们错误地认为哲学就是指教科书上的老一套,故而认为哲学乃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东东。这直接导致了当今中国社会完全认识不到哲学的重要性。然而事实上,哲学的纯粹理论思维的训练,不仅仅能培养哲学人才,也有利于各种人才的培养。它有利于科学创造,有利于实际工作中的分析、归纳、总结,等等。反过来,如果没有这样严格的思维训练,可能会影响这些人才的培养。我们科学人才的缺乏,与此不无关系。西方大学的最高博士学位仍然称“哲学博士”(Ph. D),表明了哲学对于其他学科的引领作用。

排除谬误是完善真理的需要。今天,中国理论界方兴未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面临一个“去苏联化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找出我们教科书上哪些理论是被苏联人异化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对我们的理论工具升级换代。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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