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分成两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以世界之大、生灵之众,人竟“只分为两种”,如此极端的逻辑有多可哀,大家却都浑然不觉,而必待厄运施诸己身始能意知。

如果说吴清华、喜儿等老典型教导我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那么,从刘辉母亲那里我们读出的却是另一句话:革命,可以没有理由;革命,其实可以是一种单独的情怀。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座上海市委机关干部宿舍大院显然一直发生着同一件事,即几乎所有人都尝到过从“革命”到“反革命”的滋味——没有例外,只有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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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的旅程》乃家世非虚构作品。作者有二,曰彭小莲,曰刘辉,而所叙之事仅涉刘家,大抵事出刘辉之口,文赖彭氏。然若以为二位作者于本书关系止此,则不然。读而后知:彭刘为小班至大班整个幼儿园时期同窗。进而再读又知:瑞华公寓三号门二楼16室那间宿舍,原系彭家居住,后被勒令腾迁,而迁入者恰恰便是刘家!以上交集,虽谓巧之又巧,但若以为二位作者命运勾连仅限这些表层巧合,则又不免为历史所窃笑——彭小莲之父是前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著名“胡风分子”彭柏山,他于1955年被捕入狱,“文革”间迫害致死;刘辉之父刘溪,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作家,1968年6月批斗后死于脑溢血突发。由是观之,书中事虽出刘辉之口,彭小莲却并非仅为听取者、记录者、润色者,而是另一位在场者和当事人,她们共历了一个时代,并以这共历者的身份携手完成此书,来向今日读者指认和鉴证那时代。

故事主要发生地瑞华公寓,坐落于上海常熟路,二十世纪初建造,凡四栋,配电梯、钢窗蜡地、煤卫独用,1949年后为上海市委科处级别干部居处,皆为时代新贵。易言之,凡得入往者,乃清一色具相当资历的革命者家庭。彼时申城普通居民,路经此处,惟持仰望之情。这种仰望,固因瑞华设备之完善与高等远超上海一般生活水准之上,但更因里面住户个个身披红霞,比如两位作者的父辈,彭柏山1933年参加革命(入左联),刘溪1942年参加革命,而左邻右舍皆相仿佛,故瑞华公寓真可谓红色公寓,进出之人都顶着革命光环,与大院外芸芸众生有别,连同其子女亦自成一统,就读于单独、不对外的幼儿园或学校,瑞华四栋楼的底层,便是上海市委机关幼儿园,彭小莲述之:“有上百人的队伍”,“我们每个孩子的‘阶级觉悟’都是很强的”。这个“阶级觉悟”表现在两面——对“非我族类”的排异和拒斥,对“我所属类”的认同和抱团。

故事最富戏剧性的地方在于,瑞华这“红色大楼”,这聚居着清一色革命者的“革命大家庭”,有朝一日竟发生“雷峰塔的倒掉”。此即“文革”那一刻。“那时候,院子的大楼里,几乎每家都有人出事。”几乎每家,就是说,整个瑞华差不多无一例外,差不多无人幸免。而所谓“出事”,刘辉说:“我和瑞华大院里太多的孩子一样,‘文革’开始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她还听到了一个“笑话”:“有一个人跳楼自杀,他跳下去后,没有死掉;造反派立刻冲上来问:是谁跳楼自杀了?跳楼的人说:我也是刚到,没看清楚。”她形容“文革”时瑞华人的表情:“大家的神情是一样的——眉毛紧锁着,眼神里面流露出一份猜疑、一份怨恨、一份不安,更多的是一份恐惧。”对此,她有一句提纲挈领的总结:“我们都被‘革命’吓坏了。”

革命公寓的人,终为革命所不堪,实在是让人哗然的情节。刘辉回忆:“到了1968年的年初,瑞华大楼里的一百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出了‘反革命’。原先这里是上海市委的机关宿舍大楼,现在成了‘反革命’的大本营。”其实,这样的峰回路转在瑞华公寓早有先兆,而非陡然至此。1955年,当彭柏山以堂堂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作为“反革命分子”锒铛入狱,实已预演了“文革”之一幕。然而无人将此情此景与己之未来相联系,相反视胡风及其朋友们为“一小撮”,划为异类,甚至幼儿园里懵懂稚子,亦戟指彭小莲直呼:“她的爸爸是反革命!”春江水暖鸭先知。1955年的时候,彭家在瑞华公寓乃是所谓“极少数”,作为这“极少数”,他们对如何从“革命”到“反革命”先尝其味。彭小莲说:“童年的记忆早就模糊了,可大院里的阴影,我还是能感觉到的。人只分成两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以世界之大、生灵之众,人竟“只分为两种”,如此极端的逻辑有多可哀,大家却都浑然不觉,而必待厄运施诸己身始能意知,岂不正合了杜牧之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其中,彭小莲记得,当年刘辉也曾对她一位好友妹妹有蔑侮之举,“对着她朋友的妹妹怪叫,骂她妹妹,吓得她妹妹不敢出门”,刘辉则全无记忆:“不记得了,真的不记得了。我们那时候都给逼疯了,我怎么只记得自己被伤害,不记得自己也这样伤害过别人?”可知人一旦自居“革命”、视他人为“反革命”而滥施欺凌,则根本处在一种不自知的状态。

2

书中人物众多,两个比较有典型意味的人物,是刘辉的母亲和大姨。她们出身昔之所谓“剥削阶级”家庭,乃父吴序新原籍江西,家中是个土财主,留日学医归来在沪开业,医名颇著,后曾做过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卫生处处长,少将军衔。吴序新有钱不假,但说到“剥削”,从书中所叙之事来看分毫无有,他实际上是个靠技术吃饭的高级人才,但在从前,只要有钱则一律列为“剥削阶级”,不另讲其他道理。吴序新其人,有污点,有丑行,但只在其家庭内部,施予对象仅系他后两位夫人。具体讲,他在性方面有些沦丧,三次婚姻,除头一次外都可以说不光彩:靠手腕强娶自己学生,继之将其妹先奸再娶。其间,其他当事人的行止也很有怪异离奇之处。总之,家庭笼罩着一种人伦颠悖的悲剧气息。吴序新发生以上劣行时,刘辉大姨已晓人事,加上幼年因是女孩被祖母寄在别人家为童养媳,有过一段悲惨时光,故其向往革命犹或可解。但刘辉之母追求革命,在个人命运方面却毫无根芽,她“含着金钥匙来到人间”,“不愁吃不愁穿”,家中不伦之事“是瞒着她的”,无论对生活、对家庭、对社会,她应无任何怨怼。尽管如此,一俟进入大学,在校园里接受激进的老师同学的熏染,她立刻变成一个热烈的革命者。过去作品表现较多的是大姨一类人,她们走上革命道路,有家庭或自身遭际为背景,从吴清华、喜儿到林道静、觉慧,虽形形色色,大致皆可归于此。这是一种典型,一种我们熟悉的典型。眼下,刘辉母亲却构成另一种典型,亦即没有什么合理解释却义无反顾投入了革命怀抱。她自幼娇生惯养,无忧无虑,在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倘依一般革命者成长道路掘其原由,简直没有说得过去的线索。但她说变就变,入了大学与校内暗涌的革命风潮相靡触,一夜之间跨上革命道路。这是一个真实的典型,虽然过去作品绝不描写她们(因为不符合革命原理),但她真实存在着。最发人深省的是,她从所受教育中其实经历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氛围,其中一种她无动于衷,另一种却使她一点即燃。她中学就读省立上海中学,是当时上海最难考的公立学校,“校长是留美回国的教育家,他不喜欢政治,所以提倡上中的精神是乐观、进取、牺牲、合作;要求学生也是:只读圣贤书,不问天下事”。这看上去堂堂正正的教育理念、办学理念,显然不能吸引刘辉母亲;相反,进入大学——同济大学医学院——她才如鱼得水,那里有“比较成熟的共产党地下支部”,有“很多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人们“偷偷地唱革命歌曲,批判国民党的腐败,还传阅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短短二三年,吴家千金便对革命以心相许,最终弃家私逃。

如果说吴清华、喜儿等老典型教导我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那么,从刘辉母亲那里我们读出的却是另一句话:革命,可以没有理由;革命,其实可以是一种单独的情怀。这告诉我们,充塞着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革命”二字,有时源于吴清华、喜儿那样的现实,有时却未必,而只是一种有传染力的人不能拒的意绪。什么时候我们对“革命时代”的解读,所见能够不但及于吴清华、喜儿,还进而抵于刘辉母亲这群人,大概才称得上完整。

3

理性看二十世纪中国史,不宜简单否定“革命”。革命发生,有其种种道理。问题不在要不要革命,而在革命本身多大程度上依据现实抑或背离于此。当中国革命一面作为陋劣现实的反抗,一面又悄然滋生“为革命而革命”的情怀时,我们需要有能力及时将它们区分开来。可惜并非如此。从同济医学院的吴进们到清华附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我们看到一种轨迹,“革命”已然形而上学或曰宗教化,升为“信仰”被无目的、无条件、无止境地追逐。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可谓“为革命而革命”情怀之集中体现。当其如此,我们转顾现实,从中看不到理由;犹如吴进这一具体的个人从她的生活纵身投入革命时一样。那些挥舞铁拳砸向现实的红卫兵们,我们又何尝自其身上看见吴清华、喜儿奋起的理由?盖在此时,革命已经非理性,除了“为革命而革命”的心理情绪,别无可解。书中曾引一段徐景贤回忆,述姚文元电话传达毛泽东指示: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平!”他说“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提法有区别,好!

姚文元最后说道: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这是笔者第二次读到同样记载。事在1966年12月26日,即毛生日当天,他设家宴与中央文革小组诸人共贺,席间讲了这句话。江青前秘书阎长贵于其《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注曰:

关锋生前,有一次跟我说:“毛主席当时讲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面内战’改成了‘全面阶级斗争’。”(阎长贵、王长宇《问史求信集》第113页)

初睹以为孤证,未敢遽信;现经徐景贤录述另一在场人姚文元所讲,字面微差,而“全国全面内战”的关键意思相同,终于可以坐实。细细想来,朗朗乾坤乃共产党自家天下,如是之“继续革命”,焉有理性可寻?

因了盲目的拜物式情结,对“革命”便不知餍足;对“革命”永不知餍足,则导致不断循环着从“革命”到“反革命”的故事。“胡风分子”们获罪之时,刘辉父母、大姨还是“革命”的,然仅十年也蹈了彭柏山覆辙,跌落“反革命”行列。刘辉在瑞华公寓的那个著名邻居、她儿时呼为“小徐叔叔”的徐景贤,何尝不这样?当刘溪批斗致死、吴进关进牛棚、瑞华公寓几乎家家出“反革命”的时候,他却作为“文革”革命先锋高升乔迁,搬出了瑞华,然而又过十年,自己却也作为“四人帮”集团在上海的骨干锒铛入狱。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座上海市委机关干部宿舍大院显然一直发生着同一件事,即几乎所有人都尝到过从“革命”到“反革命”的滋味——没有例外,只有先后。

不必说,谁都知道这不仅仅是瑞华的故事,而属于中国整整一个时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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