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新科主席朱立伦延续马英九总统的媚共政策,赴北京朝圣,以和平使者自居,并在记者会上反驳不同意见说:“很讶异21世纪的今天,一趟要到上海、北京的例行性访问,在反对党眼中,或是社会部分人士的角度,还存在上一个世纪的历史情仇。”这不是无知者无畏,什么才是无知者无畏?朱主席自以为是的“讶异”,凉薄冷漠、无情无义,这样的党主席,谁愿意为他卖命呢?如此表述,只能表明朱立伦缺乏纵深的历史感。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人充当作为百年老党的国民党的党主席,就必然会常常发表一些“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式的荒谬言论。

XJP-ZLL国民党新科主席朱立伦延续总统马英九的媚共政策,赴北京朝圣,以和平使者自居,并在记者会上反驳不同意见说:“很讶异21世纪的今天,一趟要到上海、北京的例行性访问,在反对党眼中,或是社会部分人士的角度,还存在上一个世纪的历史情仇。”

这不是无知者无畏,什么才是无知者无畏?

说到“历史情仇”,首先要确定仇恨的双方究竟是谁。台湾岛内,跟共产党有“历史情仇”的,唯有国民党。民进党及其他党派,并未跟共产党有过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相反,共产党当年为了反对国民党,还不惜大力支持台独人士。蒋毛两人以“匪”相称,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在肃杀的两蒋时代,如果朱立伦敢于发表此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言论,立即会被以“通匪”的罪名抓到绿岛去管训。如今,国民党当然可以与时俱进,修改党章,放弃远景,改换门庭,从反共走向媚共,这是国民党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不必用“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这个词来反讽之,但国民党有什么资格嘲讽台湾不愿跟他们一起做共奴的党派和民众呢?

朱主席口吐莲花,大言不惭,大肚能容,俨然如同南非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曼德拉那样领导人民走向种族和解的彩虹之国,也如同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那样在法庭上发出掷地有声的宣告——“我没有敌人”。若真是如此,我就要向朱主席毕恭毕敬地三鞠躬了。但是,我不得不质疑的是:若没有真相,怎能宽恕、和解与忘却?上一个世纪的历史情仇从未被认真梳理,朱主席就要匆匆忙忙地宣布遗忘了,那么,台北的忠烈祠里供奉的那些被共产党杀害的“先贤烈士”,岂不都白死了?朱主席干脆拆掉忠烈祠,以此换取北京的信任?

中国倒是有一群民间人士比朱主席更热爱国民党,有人韦编三绝、皓首穷经,整理出一份《被以镇反名义杀害的部分国军将领名单》,翔实记载了数百名死于共产党之手的国军少将以上的将军的履历及遇难经过。看到这份名单,人们才发现,除了张灵甫、邱清泉、黄伯韬等死于国共内战战场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外,还有那么多早已解甲归田、与世无争、对共产党政权毫无威胁的国民党军人惨遭屠杀,其中有不少还是在抗战中立下功勋的爱国军人,他们没有死于日军的枪炮,反倒死于同胞之屠戮。

中共建政之初,即在全国范围内对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展开滥捕滥杀,是为“镇压反革命运动”。在镇反运动期间,毛泽东曾经定下杀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实际上,最后的杀人人数大大超过了这个比例。毛泽东亲自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甚至给一些地方下达了具体的杀人指标。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次日,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毛泽东还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骄傲地宣示,这是“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

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泽东处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一百五十万人。中共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即忠于国民党政权的反共游击战士)。”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前国民党人被中共杀害。

多年之后,若干解放军军官在回忆录中承认“那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批的降兵让押运的部队疲于奔命,上面干脆下令:除了团、营一级的俘虏军官留下审讯,其他俘虏由连一级指挥员自行处置……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乘夜晚分批押到河边、山边用刺刀捅死,用他们自己挖的坑埋掉,每天都要杀一两批人”,即便侥幸逃过鬼门关,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所以,共方公布的歼“匪”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可归入非正常死亡的类别,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二百多万土匪”已经比较接近了。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传世之作《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三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同薄一波所承认的杀人数字大体吻合。

其他被共产党所杀害的国民党政权的基层行政官员、亲国民党的资本家、商人和地主,更有数百万之巨。一位研究斯大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的历史学家说过,如果一个变态的连环杀手杀害几个人、几十个人,公众在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每个被害者栩栩如生的音容笑貌,从而激起人们对受害者的同情与对加害者的愤怒;但是,如果一个手握大权的独裁者杀害数万人、数十万人,那么在官方的档案记载和历史学家的描述中,就只剩下一连串枯燥、冷漠的数字了,如果这个国家或民族没有像索尔仁尼琴那样敢于秉笔直书的作家或史家,人们很快就对被杀害的究竟是哪些人茫然无知了。这段描述同样可以用在被共产党屠杀的国民党人身上。共产党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手上沾满了鲜血,而今天的国民党当权者同样刻意忘却数百万计的遇难者,因为他们俨然成为今天的国民党当权者向共产党投诚之际的拦路石。

朱主席自以为是的“讶异”,凉薄冷漠、无情无义,这样的党主席,谁愿意为他卖命呢?如此表述,只能表明朱立伦缺乏纵深的历史感。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人充当作为百年老党的国民党的党主席,就必然会常常发表一些“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式的荒谬言论。我并不主张如今的国民党向杀人凶手共产党展开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国民党不仅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意愿),但是,国民党人若稍有骨气,就应当义正词严地要求中共方面公开六十多年前镇反运动的档案,将档案中发现的更多遇难者引入忠烈祠和载入党史馆。同时,国民党领导人到中国访问之际,也要安排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在不过度刺激中共的情形之下),去探望和慰问那些遇难者的家属和后人,至少向他们说一句“对不起”。这才是对待那段“上个世纪的历史情仇”的正确之法。否则,国共两党老是异口同声地要求日本政府深刻反省战争罪行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道歉,自己却从不承认和反思内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这难道不是耶稣所说的“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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