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 Jie4 近日,《雪梨晨锋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俄罗斯,中国,所谓的伊斯兰国政权都是法西斯”的重要社论。

文章指出,法西斯有三大决定性特徵,首先是专制,其次是权力高度集中,第三是国家高於个人。文章仔细分析了这三个政权的本质:普亭妄言“西方打算拔掉俄国熊的爪子和牙齿”,并试图恢复“俄罗斯的伟大”;中国企图克服西方帝国主义给他们带来的百年耻辱,而一直对中国的孩子们洗脑“勿忘国耻”;ISIS则宣佈要恢复哈利法,恢复伊斯兰教的伟大。灌输仇恨、鼓动民粹、诉诸暴力,三者何其相似!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虽然在政体表面上三家各有不同,但实际上它们都是法西斯主义实体,它们放弃民主自由,追求暴力,对外扩张不愿受道德与法律的约束。”

这篇文章严厉批评西方领导人漠视来自这三个政权的威胁,如同上个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崛起之际,西方民主国家採取的“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绥靖政策。文章对西方世界发出明确警告:“西方的领导人们不应该再玩文字游戏了。以上三个上升中的威胁都是自由的敌人。它们否认自由,并且横行霸道欺压邻国。我们的世界面临着法西斯主义的复苏,而陷入经济泥潭的欧洲和困於政治内斗的美国,都还没有意识到它们要面对的危险、愤怒的敌人是谁.”

其实,早在10年之前的2004年,中国独立学者余世存就发表了一篇题为《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长文,梳理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精神现象。余世存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只有大陆中国,在内政的基本观念、外交的基本原则上跟自由民主世界格格不入。这个文明古国在数千年间充当过东方世界的发动机,如今它倔强地保持另类、个色,它不合群,那么人们该怎么谈论它,怎么称呼它,怎么指望它呢?“定义中国”对於中国知识分子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难题.余世存的指称和概括是:“这个时代同极右专制的法西斯主义类似,而在精神气魄、社会动员能力、对外输出等方面不如远甚,称之为次法西斯时代也许最为精准。”

1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坐二望一,可以支撑习近平狂妄地对怯懦的美国总统欧巴马宣示说,太平洋之大,完全容纳得下中美两个国家——言下之意是,我们两家可以平分天下,其他国家不足道也,要么跟你们走,要么跟我们走,总之只能当附庸国。习近平政权的对内镇压的残暴酷烈和对外扩张的凶猛蛮横,是并行不悖的。习近平“朕即天下”的自恋和自信,来自於他的太子党身分,以及红卫兵时代“不怕血”的青春记忆。如是,余世存在技术官僚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的时代得出的“次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到了今天就可以将“次”字删去了——习近平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

在当年的纳粹德国,知识分子不外乎两种选择:反抗或屈从。反抗者,或流亡异国他乡,或被送进暗无天日的集中营,其着述被查禁、被焚毁。但是,当纳粹政权崩溃之后,他们因不屈不挠的抵抗而赢得历史的尊重。反之,屈从者,为暴政背书,为元首涂脂抹粉,得以保留大学教职、受到党国媒体之吹捧。但是,当纳粹政权崩溃之后,他们受到清查和惩罚,并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同样面临这两个严峻的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

被高墙包围的大学

二零一五年十月,一段习近平的指示出现在官方媒体和大学的网站上:“决不允许与党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据说,这段话跟一份秘而不宣的“30号文件”有直接的关系.这份文件指出,要警惕受西方影响的新闻独立观念、“普世价值”及对毛泽东的批评威胁到党的生死存亡。在薄熙来垮台之后一度偃旗息鼓的毛派重新集结在习近平的周围,他们为习近平的毛式语言、毛式思维和毛式政策大声叫好。知名新毛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说:“现在中国对左派来说是黄金时代,习上台以来,跟过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是石破惊天的大变化。”

四川大学保卫处发布的一则招聘公告,明确提到“需博士学位(保安、消防专业硕士即可)方可应聘”。博士应聘保卫处,这与多数人的认知有很大差别,“博士打得过我吗”的调侃也因此迅速流传。

川大宣传部有关人员对招聘博士做出了解释,“这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校园安全信息化、智能化的要求,需要对校园安全有前瞻性理解的高技术人才。”也有高校工作人员对此做了进一步辩护,认为保卫处的职位并不就是保安,“除了治安案件查破、交通管理服务、消防隐患排查、校园环境整治、师生集体户籍借用和迁移等基础性工作之外,往往还承担着涉稳事件分析研判、学生安全教育、法制法规宣传等职能”,并且,“由于服务对象是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文化水平高的青年学生”,因此高校保卫部门的工作模式就是“学霸们为学霸们服务”,“需要深厚的知识和创造力”。

反之,习近平主导的“清除自由主义思想,清除自由派学者”的“小型反右运动”,让体制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感到失望和沮丧。挺身反抗者寥寥无几,大部分人消极忍受,也有一部分人干脆卖身投靠。

反抗者中有被官方权威媒体《求是》杂志点名批判的北大教授、法学家贺卫方和早已从清华大学艺术学院辞职的画家、文化评论家陈丹青。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他们没有保持沉默,而是继续发声。

另一位受惩罚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教授乔木。他提倡西方式的新闻报道,长期参与中国自由主义公民社会组织,因而被降职,在校图书馆为英文图书写摘要。校方除了禁止他上课以外,还将他的工资削减了三分之一,把他的名字从该系的网站上删除,并迫使他的学生找其他老师当论文导师。学校领导承认来自上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必须用这种方式来羞辱他才能让上面感到满意,但上面究竟是谁、是什么单位,校方拒绝告诉他。

与受惩罚的反抗者相比,卖身投靠者络绎不绝,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从八十年代一直宣扬新权威主义的学者萧功秦,他不断寻求接收其理论的党国高官,从“捧薄”到“追习”,华丽转身,毫不困难.薄与习本来就是一家人。薄利用王立军清洗文强,习利用王岐山清洗周永康;薄以打黑之名查抄民企,习以反腐之名在石油、煤炭等领域重新洗牌。

2011年12月23日,萧功秦在一次研讨重庆模式的会议上作了题为《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的长篇发言。那时薄熙来阵营已经危机四伏,离垮台仅有两个多月,但萧没有内线,以为薄还前途无量,是未来的党国领袖。因此,他称讚重庆的强人政治:重庆的强人政治和强政府的运用幅度更大,采取的强政府模式具有更全面的社会规划的蓝图,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工程设计和重组,并深入到与民生有关的更广泛的领域,其施政方向是以解决民生为本位的。对官员的督责程度更高。用重庆人的话说,“变民不聊生为官不聊生”,重庆的“督责政治”色彩非常强,除了运用现成的强势国家政治资源以外,还进一步动用了革命文化当中吸取某种资源,强化它的那种社会动员能力。

重庆强政府模式如果发展得当,对于中国民主建设未必不是好事,某种意义上,从积极方面来说,重庆现在所做的事情,客观上为中国未来民主创造了一些必要的社会条件。
他总结说:祝愿重庆走得更为稳健、取得更大的成功,尤其在探索民主法制新路方面,能领全国风气之先。

若果稍有一点廉耻之心,薄熙来垮台之后,萧功秦就应当从此闭嘴。但他立即投向习近平的怀抱。

当美国学者沈大伟提出中共统治已经进入末日期的看法时候,萧功秦抓住这个机会,反驳沈大伟,讚美习近平,递交投名状。他把给友人的一封信命名为《如何看待新一波的“中国崩溃论”》。他将习近平看作是新权威主义的最佳执行者:这样的强势政府体制,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在政治学上也可以称之为发展国家的监护型(Guardian)体制,这一发展阶段在中国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需要满足三大条件,第一,需要具有开明导向的强势政府,第二,强势政治精英是明白人,第三,国家要尊重健康的社会多元,这是良性的新权威主义的三大要素。

新权威主义就是发展型的开明监护政治。它是来之不易的,这也是我们民族一百七十年的集体经验的结晶。我们要千万珍惜这个民族集体经验。从历史上看,强势政府只有同时表现出开明,表现出对多元性的尊重,让社会多元焕发出创新活力,在多元社会与集权政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与制衡,这样的体制才能引领一个民族走向健康发展,也才能激发社会的活力,才能得到广大官产学精英与大众的发自内心的支持,政府也只有这一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执行力。

自相矛盾:新权威主义必然是一元的。不可能容许出现社会多元。习近平对女权活动人士的打压、对乡村建设实践者的打压,都充分说明,即便是并非挑战当局统治权的温和的民间组织和群体,习近平也不能容许存在。习近平不满足於新权威主义,而是要走向法西斯主义.

作为党国喉舌的媒体

对传统媒体加强控制。比如在出版方面,选题上的禁区(大饥荒、文革、六四等历史议题,西藏、新疆、香港、台湾等民族和区域议题,严禁触及)和作者的黑名单越来越长.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截至到去年12月1日,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已从2013年的32人,上升到了44人。显示习近平目前针对包括新闻媒体、律师、异议人士及学者的打压力度正日趋升级。

第一强势媒体是电视,所以对电视的控制最严厉。对央视的清洗。

浙江省温州法院近日以“破坏电脑信息系统罪”和“诬告陷害罪,重判去年在电视频道插播反共标语及图片的北京王姓工程师12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并罚款10万元。2014年8月1日晚,温州有线电视的多个频道突然出现内容敏感的异议标语,如”释放王炳章“、”共匪才是罪犯“、”大片土地给俄,反打起钓鱼岛、香港台湾主意“、”不要和土共魔鬼合作“,以及”我们的天赋人权自由被剥夺“等字句,以及敏感图片,包括六四王维林只身挡坦克、西藏自焚僧人、维权人士被自杀,以及王炳章、朱虞夫、刘晓波、郭飞雄等异见人士的肖像,要求释放被关押人士,停止迫害法轮功等。当局关闭所有电视信号,全市5个多小时没有电视节目。12年的刑期,重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11年。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逐渐凝聚成的自由派媒体或市场化媒体,在最近两年迅速走向衰落或沦陷。广东的南方报系,虽然几经整肃,却无法抹去其自由主义的底色。习近平时代则再下辣手,对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及其网站实施毁灭性打击,沈灏案。当事人还未公开审判,其痛哭流涕、认罪悔改的场景已经广为传播。

北方则是财经和财新系统.掌门人胡舒立,成为王岐山如臂使指的御用媒体,比中纪委的官网还要管用。中宣部似乎只能对其网开一面。每一次整肃政敌,必通过财新放料,像挤牙膏一样放料。周永康案的披露过程:第一阶段,周永康的马仔,秘书和下属;第二阶段,周永康的家人;第三阶段,披露其老家、祖坟、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往事,使用其曾用名;第四阶段,当官方公开宣佈查处周永康之时,几个小时之后立即发佈数万字的长篇报道,宛如狗血电视连续剧。早已准备妥当。

郭文贵与胡舒立的缠斗,各自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权势集团.北京房地产商郭文贵,盘古大观的拥有者。变形金刚中出现的建筑。郭文贵与国安部副部长马建的亲密关系,令其在商场所向无敌,连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也被其掀翻。郭文贵流亡美国,宣称手上掌握大量高层机密资料,包括王岐山与胡舒立之间的通讯记录。披露胡舒立与北大方正的掌舵者李友有私生子。胡及财新已经提起法律诉讼.上层权力斗争的白热化,文革结束之后前所未有,比六四期间高层的分裂更加严重。

柴静的纪录片《苍穹之下》,引发民间舆论的激烈讨论,有评论者指出,这是当代中国共识破裂的标志.柴静虽然已经从央视辞职,但其前央视记者的身份,以及在央视期间建立的人脉和资源网络,是其得天独厚的背景。她能够在一年多时间里拍摄纪录片,採访到诸多高级官员,不可能脱离宣传部门和情治系统的监控。而纪录片能够在人民网这样的官网上高调登场,若非没有政治局常委一级的高官的放行,是不可思议的。柴静与女权五金花之对照。

当局的放与收的一次测试,如同2012年的茉莉花事件。环保部门扩权,清洗石油系统,是习近平新政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加强环保,不会影响到整个体制的安全。甚至可以通过环保,转移公众对经济下行的忧虑,两会的焦点成功转移。石油部门成为奥威尔所说的“公共污水沟”。但若果影响过大,有可能失控,则又从网路上将其清除。

柴静对自己在其中对角色有没有自觉,不得而知。有可能是两种情况:你以为你在反抗,殊不知,你的反抗也成为极权政府维稳政策的一部分;或者,更可怕的是,你与极权统治者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你将自己的反抗表演化,主动配合当局的维稳政策。

网络控制:中共旗下青年组织——共青团中央今年2月下发文件,要求全国各地团组织在6月底前招募1050万名“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此举引发各方关注。有关文件编号”中青发[2015]9号“,发出日期是2015年2月13日,题目是”共青团中央关於广泛组建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深入推进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行动的通知“。有关文件的传达范围包括”共青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全国铁道团委,全国民航团委,种植机关团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中央金融团工委,中央企业团工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有关通知表示,这些“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的职责是在网络上主动弘扬正能量,积极参加团中央推出的“阳光跟帖”行动,此外还要在网络上主动抵制负能量等,并要求“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在2015年至少参加3次主要活动,包括3月5日的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专题活动、全国性主题网络活动、阳光跟帖行动以及地方网络志愿活动等。

根据有关通知的要求,在各省1050万“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名额中,来自高校的志愿者佔400万.其中在广东省内的各高校都要交出志愿者人数,广州中山大学需要提供9000名志愿者,就连香港中文大学在深圳开办的分校以及香港浸会大学在珠海与合办的联合国际学员也被分别要求提供800名和100名志愿者。

向死而生的民间团体和维权人士

2014年9月18日,成立已有七年、在12个省市建立了22个分馆的民间教育公益组织立人乡村图书馆理事会宣布,即日起停止运营.

立人乡村图书馆理事会在题为“我们愿意承受不公,因为正义不会迟到”的公开信中,向数年来逼迫立人图书馆,关停分馆,非法扣留图书,威胁甚至遣返员工志愿者的有关当局发出强烈抗议和谴责。

公开信中指出,立人图书馆所倡导的“基於阅读的自主教育和开放教育”,是当前教育制度下,能够有效帮助青少年成长的一条教育路径。立人乡村图书馆的“以人为核心,用生命影响生命”、“教育立人而不是书本扶贫”等理念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公知圈中相当有名,并吸引了大量的志愿者和社会捐赠者。

公开信包括三个要点:第一,立人图书馆所承受的长期而巨大的压力是不公义的,当局对立人的打压是违背国法天理良心的,是对转型社会的巨大伤害。第二,面临如此强势与高压,立人图书馆在乡村运营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立人在机构运营、教育探索、筹款等方面已经没有发挥空间,与其平庸苟活,不如就此告别.第三,“立人”是中国转型的核心命题之一,立人图书馆在今日死去,或将在未来某一个时间,由另一群人将其复活。立人所积累的经验如果对社会重建是有用的,一个立人图书馆死去,千百个立人图书馆将出现.

台湾评论人罗世宏在《连乡村图书馆都害怕的国度》一文中评论说:说白了,是欧威尔式的社会控制:统治当局不乐见民间自主有机力量有机会在中国土地上生长,担心立人图书馆普及了公民所需要的知识和思想资源,更担心类似的民间网络开枝散叶,逐渐蓄积了不满“流氓治国”的公民觉醒和反抗力量。……在当下的中国大陆,从事民间公益活动已经变成为危险事业,任何自主的民间公益活动,哪怕再怎么远离政治,都随时可能引来当局的粗暴镇压。立人乡村图书馆被关闭的不幸事件,不仅对中国大陆的总体社会发展状况发出了令人不安的讯号,也将使更多人对渐进改革失去最后一丝希望。

如果说胡锦涛时代被捕的最着名的人权活动家是刘晓波,那么习近平时代被捕的最着名的新闻记者就是高瑜、最着名的人权女士就是浦志强。习近平精心挑选了两人作为打击对象,是因为他发现记者和律师是两个对他的统治构成最大威胁的群体,他需要通过逮捕和折磨高瑜、浦志强,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高瑜,早在八十年代就是着名记者,六四之后两度入狱,曾经荣穫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的“自由金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并两度荣穫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2014年4月24日,高瑜第三次被逮捕,据称其在2013年8月通过他人获得了一份中共中央机密文件的复印件后,将内容逐字录入成电子版保存,随后将该电子版通过互联网提供给某境外网站负责人,该网站将文件进行了全文刊登。这份文件就是《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9号文件,亦即网上俗称的“七不讲”)。高瑜已经71嵗,患有高血压等重病,在狱中收到不人道的待遇,当局以她的儿子作为人质对其威胁恐吓,迫使其签署认罪书,并在还未开庭审判前就在央视播放充满羞辱性的画面。法院多次延迟审理,延迟到六月。

浦志强,是六四事件广场绝食活动的参与者之一,也是最近十多年来最有名的维权律师之一。他常代理维权辩护案件,案件以涉及公民权利为多。他於2013年2月6日公开实名举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要求中共高层清算周及其在任时的政法委系统十年维稳的问题,并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周永康不久后垮台,但揭露周永康的浦志强却於2014年6月1日被北京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为由逮捕。浦志强被指控的主要证据,来自其所发的两千多条微博中的约三十条内容,涉及六四、零八宪章、毛泽东等议题.浦志强为多起言论自由案件辩护,他自己却成为中共打压言论自由的牺牲品。浦志强接受中央社专访表示,没去过台湾,但从媒体知道许多台湾事,他认为“台湾的今天,应该就是大陆的明天”。浦志强案已经三度被从检察院退回公安部门,被关押一年多时间.难怪人们嘲讽说,你被捕的时候,不要向警察要求请律师为你辩护,因为当你被关进监狱的时候,你会发现,律师早就被关进去了,律师成了你的难友。

二零一五年年初,“女权五金花”在两会前夕被拘押。中共不顾国内民众的抗议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包括曾经担任美国国务卿的下届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在社交媒体上强烈谴责说,中国的所作所为是不可原谅的),仍然宣佈将五人正式逮捕。

2012年,她们是反对性别暴力的“受伤新娘”,为了呼吁停止亲密关系暴力,她们披上带血的婚纱,走上街头,告诉每一个人:暴力是违法,不能对暴力沉默!酒店女服务员为了反抗性杀人被判重刑时,嵘嵘把自己的嘴和全身都缠起来,让人看到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遭受暴力不能表达不能反抗的绝望,呼吁公正判决;听到受暴妇女反抗杀被判死刑时,她无法安睡,为了呼吁减刑也四处奔走。海南幼女遭校长性侵后,韦婷婷写下“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12338”呼吁妇联对校园性侵害的关注,当有的学校居然用加强对女生宿舍宵禁的限制来“应对”校园性侵时,麦子呼吁“关强奸犯,别关我!”应该限制的是侵害,而不是女生的自由。女职员因公司应酬被灌醉性侵致死,大兔看到悲愤地说“我愿有阴齿”。她们以这些非暴力的形式呼吁停止暴力对女性的伤害,希望女性不用只能在绝望中幻想长出阴道里的牙齿才能免遭性侵,不再要像施暴者一样举起武器才能停止对自己的伤害,不再因为害怕谴责受害者的谴语言暴力而对暴力沉默。

而现在,她们在再一次为反对公交性骚扰前被捕,身陷囹圄。为了停止针对每一个妇女的暴力遭受国家暴力;为了每个一个妇女活在免于恐惧的自由里而失去自由。没有暴力的生活,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针对女权活动者的暴力也是针对妇女的暴力,剥夺反暴力者的自由,让每个人都不能免于对暴力的恐惧。她们不自由,我们也不自由。昔日,她们为了我们每个妇女免遭暴力而奔走呼告,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受伤新娘,一起来呼吁:停止针对女权活动者的暴力!

分析人士称,这些女性熟练使用社交媒体,在全国各地组织志愿者,而且她们与外国的组织有联系,还会开展富有创意的抗议和快闪活动,往往能赢得中国媒体的正面报道,这显然引起了安全官员的警惕。抑制中国新兴的女权运动的举动,是共产党打击草根运动过程中的一个黑色里程碑。自从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中共就开始加大对草根运动的打击力度。在早期阶段,遭到关押的是批评政府和倡导政治改革的人。但与他们不同的是,这五位被拘女性的活动只限于家庭暴力和艾滋病毒感染者遭受歧视这样的范畴——政府自己也声称要努力应对这些问题。

《纵览中国》首发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