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专制政权和各级贪官们一手缔造了这个人口众多的访民共和国，他们先是侵犯人权、使人蒙冤，又使人无处理论曲直，进而用残酷手段镇压那些只剩下上访告状一条路的人们。二十多年前，同病相怜的人们在北京城逐渐结成上访村，上访村被拆之后又在别的地方形成新上访村，年复一年已经有九个上访村形成。每个上访村常年有万人以上寄居，再加上散落在上访之间乃至整个北京城者，数以十万计。若算上在各省、市上访的人们，中国访民共和国，若以人口论放在欧洲可算大国。互联网的繁荣为这个共和国带来了新的生机，虽然执法和司法系统仍被权势集团操控，但受他们操控的官方媒体已经完全失去民心和公信力。今天，仍相信那些谎言制造机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人们更愿意相信微薄、微信之类的民间自媒体，民间自媒体虽然远远谈不上专业，会有很多疏漏甚至偏见，但和官媒明目张胆地撒谎，把人民当成白痴来欺骗相比，民间自媒体要可信一万倍。
5月20日，各地访民和维权人士聚集在庆安火车站抗议恶警枪杀访民徐纯合。（照片来源：博讯新闻网）
5月24日，各地访民和维权人士聚集在哈尔滨火车站和哈尔滨铁路公安局门前追问徐纯合被枪杀真相，并声援因追问徐纯合真相而被拘留的十七勇士和屠夫吴淦、柴宝文。（照片来源：博讯新闻网）
中产阶级并不了解底层人民生活的真相，他们认为拥有房子和车子是天经地义的。若有人年过三十却没有这些东西，将使他们感到惊讶并百思不得其解。至少，他们会假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来：“原来世界上居然还有人没房没车！”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是中产阶级，若有人达不到中产的标准，那一定是来自另一个世界。要是我说：“我们的祖国正在苦难之中。”很多人会认为是无病的矫饰，虚假而荒唐，或者是发癔病的胡言乱语。尽管我有无数证据可以表明自己所言不虚，只是那些证据均不在他们微不足道的狭隘社交范围之内而已。
对每个人来说，无论我们身处哪一个阶层，在我们的社交圈外，有一个广阔的世界。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或者是不愿知道，圈外的世界比圈内要大无数倍。在这表面上拥有发达商业和服务业的帝都，人们所过的仍旧是一种小农式坐井观天生活，这些生活的全部意义仿佛仅仅是为了在一个个狭小的社交圈里比比谁“日子过得更好”。并且，就算把自己蜷缩在那小小的社交范围之内，人们的幸福感也大多来自自欺欺人的装点门面。那生活中有个荒唐的逻辑：只有向别人装点出一副幸福的门面，进而挑逗起别人的羡慕和嫉妒，你的幸福才可能是真实的。生活的目的是让人嫉妒自己，如果没有人嫉妒，那就不幸福。你过的不是自己的生活，那些幸福的证据，也同样地荒唐——住比别人更大的房子、开比别人更好的汽车、拿比别人更高薪水……若有人问你，房子多大？开什么车？工资几何？请不要高兴太早，他们不是在关心你，而是是为了让你亲口告诉他，你不如他。如此而已！
以上是一些牢骚话，不是我发的，我本人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发中产阶级式的牢骚，我只是在转述许多人共同的牢骚而已，发这些牢骚的人在别人眼里同样是一个引发牢骚的源头。他们刺伤别人脆弱敏感的虚荣神经时毫无感觉，而当自己同样脆弱敏感的虚荣神经被刺伤时，则记恨万年。我亦无意批判甚么，只是这一状况正日益成为常态，其中也许会有什么深刻的道理等待着哲学家们去参悟。不过，该言归正传了。
每个冬天，都要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们冻死在这个帝都。此地气温并不算低，至少比起哥本哈根或者多伦多来，要温暖上好几十度，但一个能冻死人的城市，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寒冷。当腐败的官僚及其子弟们在高级会所里夜饮，挥金如土时，桥洞上下或正有人被冻死。
在这座城市有个叫“访民”的群体，保守估计也有十万之众。他们中有很多人并不认同此头衔，更喜欢自称为“冤民”或者“维权人士”。名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似的生活逻辑与相似的命运。访民们大多分布在南五环外那些尚未被拆迁的郊区或农村，他们上京前来告状，然后被抓走，再来，再被抓走……有极小一部分人“问题得到了解决”，或者解决了一部分。更多的人，只是平白蒙受更深一层不白之冤而已。有些人几乎一辈子都在告状，上访过程中受尽摧残，全部生命只有一个目的：“我要告状！”至于为何上访？状告何人？案情如何？图个什么？则一概茫然。只知自己家破人亡，甚至家因何破，人为何亡，俱已说不清楚。时常会年老的访民劝年轻的：“我们已经一把岁数，无所谓了，你还年轻，回去吧！”
围绕这个群体，存在着巨大的利益链条，此利益链条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看得见、可以言说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正能量”的。在交通不便的城郊，农民们纷纷盖起各种简陋房屋租与访民，那些房子一年四季墙壁上挂满水滴。房东和房客之间关系复杂微秒，双方有时相安无事，互不叨扰；有时房东和警察串通收拾房客；有时又为房客们通风报信助其逃遁。这种暧昧的关系究竟有何内在规律，我至今没有弄明白，个人品性似乎是缘由的一部分，但远不足以自圆其说。围绕各个上访村，自然带来了商业繁荣，市场上充斥着着各种廉价产品，尤以破旧的行李衣物、粗劣的粮秣、二手通信器材，最为畅销。访民们搭伴结伙，认识或者不认识，住在这些上访村里，时常共用一副锅灶，或者生活用品相互免费转让，分享告状的信息或经验，截访来时相互掩护，甚至成群结队去找截访的搭救那些被抓走到同伴。他们搭伴去市场捡菜叶，有些捡菜叶的“专家”，甚至能捡到相当新鲜的蔬菜和几乎完好的水果，他们告诉我：“被扔掉的菜有很多一点不坏，只是没卖完，拉回家去又费事第二天还不一定保证新鲜，还是卖不出去，还影响家里的其它新鲜菜，更不上算。所以小贩们只好扔掉最合适。”十一月过后，会有很多志愿巡逻小组成立，这些小组最重要的事，是趁着清晨，走到很远的地方，挨个挨个地巡查各类天桥、地洞，看看有没有露宿者。若发现，就急忙将他叫醒，因为那是一天中最寒冷的时候，在睡梦中非常容易被冻死，若已经冻死了，便帮忙收尸。
这里象是个神奇的自治共和国，有它的经济、文化、政治、法律和信仰，虽然都是不成文且无法强制执行的。当然，在严酷的环境之下，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亦非常寻常，如果两人同行去做某件事，其中一人被抓而另一人无事，就很容易引起相互之间猜忌。内部的猜忌和外部朝不保夕的生活，并没有将这个共和国解体，共和国正在日甚一日地壮大、完备。
针对访民的募捐活动，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从互联网上兴起，十几年前当我第一次踏入上访村时，还是个多愁善感的懵懂少年。我跟随一次为访民捐献棉衣棉被活动来到那里，活动组织得并不十分得当，因为组织者和参与者大多系热心网友，他们从来未曾深入访民中，了解他们的苦难和情感，感受他们的呼吸和他们的命运，分享他们的眼泪和辛劳。显然，捐助方远远低估了苦难潦倒中人们的欲望和需求，募捐现场一片混乱：领了捐助品的还想再领一份，没领到的心急如焚，刚开始现场还能保持有序，但很快便从派发变成争抢而后哄抢。有身强力壮的人成捆成捆地抢走捐助品，其他人追着和他撕扯。人们在寒风和污水的街头争抢捐助品，为了一条旧被子、一件破棉衣，相互厮打；负责派发物资的志愿者们在一旁呆若木鸡，不知该如何处置。我甚至想要嚎啕大哭，不敢相信这是就在我的眼前，在我的祖国真切发生的事。
时光流逝，十年之后的捐助现场是完全另一番景象。十年前，捐助一般带有相当明显居高临下的施恩者心态，把访民当成被怜悯的对象来关怀；而今天，这种捐助更象是袍泽之间的相互支持。募捐一般由几位热心的访民来组织，共同的经历和苦难使他们非常了解受捐者们的状态，整个募捐活动从头至尾都会井井有条。譬如有一次在北京访民葛志慧家举行的募捐活动。由一位问题得到解决的访民捐献，他上访多年，问题终告解决，不久就要离开北京回老家去，虽然他自己亦不宽裕，但临别前他还想为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们做点什么，于是买了些军大衣和羽绒服，趁着天气还没完全冷下来，发放出去。他请了在访民中声望很高的几位老上访户主持募捐，在募捐现场还请了大家熟悉的基督教圣爱团契徐永海牧师前来讲道，号召苦难中的兄弟姐妹团结互助、风雨同舟。受捐者先排队在一张条登记姓名，每张纸十人左右，登记完传给主持人，由主持人叫名字前来领取。男派军大衣，女派羽绒服，领完划上钩，确保一人只领取一件，派完为止。
屋内人头攒动，二、三十平米的地方至少挤了七、八十人。挤不进来的和已经领到衣物的人把屋外也挤得满满当当。捐助现场进行到四分之一左右时，忽然掌声雷动，人们纷纷向门口望去，见一个清瘦白皙的眼镜男正走进来，人们艰难不由自主纷纷想要为他让出一条通往屋子中间长桌子方向（派发主持人和记录员所在的地方，那里有椅子）的路。他谦逊甚至略带腼腆地向大家微笑合十致谢，目光尽可能地越过前排密集的人头，想要和屋里每一个人都交换眼神。有人悄声问：“这是谁？”鼓掌者答：“胡佳！”“啊！这就是胡佳！”提问的人急忙把手上的东西扔下，跟着使劲拍起巴掌来。我早已年过三十，早非当年那天真烂漫的男孩，那一刻泪水却在眼中打起转来。我们荣耀的兄弟胡佳，他和受苦受难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视别人的苦难为自己的苦难。苦难中的人们亦孩童一般赤诚地欢迎他的到来。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深刻地感动过了：我终于在自己的祖国也看到了那种书上记载的，“知识分子与苦难中的人民同气连枝”的景象，它就真切发生在我眼前，发生在我生活中，我有幸和他们站在同一条河的同一侧岸边，向同一个方向寻找，我知道自己的祖国还有希望。
上访所牵扯到的利益链条还有另一层，则完全是黑暗的。他并非简单的经济利益，还涉及到极深的政治缘由。要细细说来颇为复杂，里头前因后果蹊跷诡异，就算是世界顶级的编剧，也难以想象其情节。此事说来话长，颇要费些周章，这条利益链，要先从黑社会说起。一般认为，黑社会的勾当，大抵是勒索保护费、替人充当雇佣打手一类；再高等一些，会涉及走私、控制色情服务、地下博彩以及洗钱。当今中国的黑社会还有两大进项，在其它国家非常罕见，甚至可能是中国独有：为拆迁驱赶钉子户及农村选举中充当暴力打手，控制选票。这两大业务都与现政权的卖地财政直接相关，不仅出力少赚钱多，更不必去冒和政府作对的风险。
今天中国的黑社会，说成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绝非夸大其词，因为它有很多直接或者间接受雇于政府的业务。比方说其中一项鲜为人知的业务：绑架访民。六、七名彪形大汉，驾驶汽车将政府官吏指定的访民从北京绑架回成都或者哈尔滨，获得的酬劳往往在十万以上，甚至数十万。
或许有人问：为一个穷困潦倒且往往年老体衰，疾病缠身的访民，居然可以轻松捞到如此丰厚的油水？你莫非是在胡说八道？
这位被绑架的访民自己都不一定知道，他所反应的问题，对他“父母官”的红顶子和财路子都是巨大威胁。“父母官”若指使他手下效率低下的截访系统前往拦截，往往还没截住人，就已经被那位访民“闹出事”来。所谓“使懒狗不如撵野狗”，如果仅仅是针对某位具体的访民，收买黑社会的效率要比截访系统高得多。与他的“仕途”和贪污所得相比，六位数的佣金不过区区小菜一碟。
从新发地到北京南站一路，随处可见招聘保安的广告。这些保安招去，不是为社区、工厂看家护院，亦非替警察跑腿，他们几乎清一色去为各“黑驻京办”干截访的勾当。所谓“黑驻京办”，是指那些地、市乃至县级行政区私自在北京设立的办事处。因为按照规定，只有省级行政单位才能设立驻京办。驻京办名义上系地方在北京设立的联络、接待单位，但它实质上的最大职能，是为当地一把手看守小金库。地方上向中央要了财政拨款，需经驻京办转手，在这些款项从中央流向地方的中间环节，各级官吏层层揩油，其中，驻京办系这些款项流程的中枢，自然演化成设立小金库最理想的所在。
随着中国大陆经济规模迅速膨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房地产行业久盛不衰，通过垄断地产的审批、开发权，城市扩张引发的巨额腐败教人瞠目结舌。这些腐败行为的直接受侵犯者——拆迁户——数量呈几何级数迅速增长。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着拆迁户们加入上访大军，访民群体超新星爆发一般迅速增长。并且，这些因拆迁问题上访的人们，和过去因蒙冤上访者存在巨大不同，不是访民与访民之间人本身的差异，而是他们上访问题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他们涉及到巨大经济利益，一个不起眼的拆迁访民，他的诉求之于他自己也许是几十、上百万金额，而之于贪官，光是经济数额就可能数以亿计，而且极有可能还挡了贪官们升官的道。这些拆迁上访户们，是地方贪腐势力的眼中钉。由于直接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拆迁户们的“折腾”能力极强，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将自己的冤屈和身世扩散到公共视野里，尽可能地吸引公众关注自己，在不自觉中，带动整个上访群体的“折腾”能力成倍增长。
于是截访成了驻京办的一大重要任务，随时访民数量越来越多，这甚至成了驻京办的头号要务。各驻京办，尤其是黑驻京办，会在北京租下一整层地下室，雇佣大量保安，抓了访民之后关在地下室里，遣送回老家再慢慢收拾。如果仅靠驻京办的力量，想要在北京拦截抓捕访民，显然远远不够，截访的主要力量还来自北京方面。北京市公安局和国家信访总局、民政部门等诸多单位联合，设立着数个大规模关押访民的黑监狱，其中以久敬庄及马家楼最为著名。被抓起来的访民被关在这些黑监狱里，然后通知各地方前来带人。负责看守的保安，基本是些乳臭未干的外地少年，他们一无所长，上北京来能有碗饭吃已属不易，很少去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只知盲从权威，攒一点钱然后去发泄青春过剩的精力，是他们最大追求。
那些被压解回当地的访民，轻则被软禁起来，由当地居委会、村委会严密看管，风吹草动便向公安局汇报。严重的则被课以刑罚，从刑事拘留到劳教、判刑皆有。为上访蹲过好几次监狱者大有人在。
中国访民的命运，举世罕见，在这个国家里，几乎没有一个法庭能为他们的冤屈做主，几乎没有一份传媒能为他们的冤屈呼告。因为法庭和传媒都被牢牢掌握在统治阶层手里，即便存在良知未泯的法官或记者，也因不敢开罪权势而对他们的冤屈不敢多问。受强权侵犯后没有地方说理，他们只能选择越级上告，指望更有权势的人能为他们出头，或者借助权力阶层之间的内斗，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寻找陈诉冤屈的缝隙。
在统治阶级内部，某一地区出现多少上访人次，是中、下层地方官想要获得升迁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一个地方官管辖的地盘上，上访超过一定数量，他便升迁无望。上层只会拿上访为指标来要求下层，而从不过问访民们因何上访，地方上如何对待上访人士，如何解决上访问题。这无异于纵容下层官僚用残酷手段来镇压那些敢于上访的人们。说俗了就是：只要别让他们上访，你们怎么干我都不管！
是专制政权和各级贪官们一手缔造了这个访民共和国，他们先是侵犯人权、使人蒙冤，又使人无处理论曲直，进而用残酷手段镇压那些只剩下上访告状一条路的人们。二十多年前，同病相怜的人们在北京城逐渐结成上访村，上访村被拆之后又在别的地方形成新上访村，年复一年已经有九个上访村形成。每个上访村常年有万人以上寄居，再加上散落在上访之间乃至整个北京城者，数以十万计。若算上在各省、市上访的人们，中国访民共和国，若以人口论放在欧洲可算大国。这些人唯一的手段，就是想方设法将自己的案情和身世曝光进公共视野，若获得外国媒体关注则更佳。他们的手段一日比一日激进复杂，上天安门跳金水桥自杀，对他们而言也象是闹着玩一样。每天跳金水桥的人下饺子一般，少则十余，多则数十。二十年前广场上的武警和警察对此还颇为紧张，如今早习以为常。至于爬电线杆或者烟囱闹自杀的，更象是小孩过家家的游戏，或者去他们所称“联合国驻京办”（联合国十几个驻华机构在华共用同一地址，俗称“联合国驻京办”）或外国使领馆呈情，则如家常便饭。这些行为和抗议事件一旦引起公众关注，地方上的丑事将公诸于众，甚至会给北京当局带来某种外交压力，令地方官乃至北京当局难堪。进而势必要挡了地方官们升官发财的道，其后果一般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经过长期坚持之后，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或者部分解决，另一种是遭到严重的反复报复。
掌握着公检法的地方官，要想报复一个处在完全弱势一方的访民轻而易举，但访民们往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当所有的大门都向他关闭，他对自己的案情不再抱任何希望时，保不齐双方拼个玉石俱焚，也不是没有可能。或者他们未成年的子女自小便记下这笔仇恨，待到他们长大，当初侵犯过其父母的人们已老，那时他们再来寻仇，只恐怕仇家也不好招架。因此聪明一些的地方势力，尤其是直接参与截访的人，需要懂得“得饶人出且饶人”的道理。但世间短视之辈的数量远远多于明智者，仗势欺人者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在弱者面前耍威风，前些日轰动全国的枪杀徐纯合事件，便是其中典型。那些人仗着有地方官甚至中央电视台给他们庇护、造假，便可以逃脱审判，殊不知仇恨的种子绝不可能因一时风波之平息而停止生长。徐纯合的三个孩子现在虽年幼不晓事，但谁敢断言他们长大后就会轻易忘却了杀父之仇？
互联网的繁荣为这个共和国带来了新的生机，虽然执法和司法系统仍被权势之辈操控，但受他们操控的官方媒体已经完全失去民心和公信力。今天，仍相信那些谎言制造机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人们更愿意相信微薄、微信之类的民间自媒体，民间自媒体虽然远远谈不上专业，会有很多疏漏甚至偏见，但和官媒明目张胆地撒谎，把人民当成白痴来欺骗相比，民间自媒体要可信一万倍。这给访民们向公众陈诉自己冤屈和身世提供了更宽阔的平台，借助此平台获得更多关注的同时，访民们也在这平台上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为自己一己的冤屈玩命“折腾”的时代正在渐渐过去，为公共事务或者别人的冤屈而“折腾”的时代正悄悄降临。从“官员财产公示”，到“废除劳教制度”，再到为受迫害的异见分子们呼吁，以及抗议类似于建三江农场或者马三家劳教所之类的非人道、反人权事件，到处都看到来自访民群体巨大而坚决的支持。他们正在为中国通往公民社会输出着最强有力的抗争精神，象擎天一柱撑起未来。
百年之后的史学家们，将会用比我今天溢美百倍的语言来称赞这个群体，这个在今日中国蒙受苦难最深重的群体，这个我们民族融入人类现代文明过程中无可替代的访民共和国。
又是一朝新皇登基，天子朝臣脸嘴大变。有一位大姐，她上访多年，她执着地相信，最高掌权者正在试图利用她及与她类似访民们的案情，打击地方上的异己势力。她和她的同伴们的上访材料，是拍苍蝇、打老虎的一大武器。她深信不疑，虽然不知道她道理究竟何在？她的信心甚至坚定到连那些常年打击、侵犯她的人们，都开始疑心她所言确有几分道理。我应大姐之邀到上访村帮她修电脑，她的电脑破旧无比，时不时就需要修理。那天她特地为我去菜市场捡了荤菜、辣椒和水果，在简陋的隔间里，借别人的锅灶做了一大盆荤素杂烩还有哈密瓜等待我的到来。去往上访村的路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处是特警和警察。不知是有哪位外国政要来访，北京警方如临大敌，生怕有访民冲到外国元首面前喊冤叫屈。
把人民当成头号敌人来防范的政权，焉能长久？
我从地铁口走出来时，一位听口音是北京人的大爷，正在警车旁和警察聊天，他们似乎是什么亲戚关系。
“大热天的，也不吃午饭，还在这执勤哪？”
“XXX来访问，怕有闹事的，就把我们都给派出来了。”
“那些上访的忒可怜，你可不能抓他们啊！”
“我呀……”警察向四周看看，压低声音说：“就是磨洋工，啥事都慢三拍，屁股冲外脸冲里……很多人都这样……”
五月，我走在去往上访村的路上，身边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警察、特警和狼狗，世界上没有人能在把人民当成敌人之后，还做梦幻想着被拥护。我的祖国已经存在了四千年，她不会死亡，会死亡的，是那些毒害她的人。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