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乌拉圭]马里奥·贝内德蒂/刘习良译

十分明显,这次大迁徙是由于政治原因。在国外,有的记者写道:那个小小的国家笼罩着一片令人窒息的气氛。的确,在这儿呼吸起来挺费劲儿的。外国记者又写道:那里正在进行一场骇人听闻的镇压。的确,是够骇人听闻的。可是,这些真实情况是外国记者收集起来, 公诸于众的,政府认为这正是鼓吹民族自豪感的大好时机。政府把鼓吹的任务交给了总统,这也许是个失策。近来,每逢元首的声音和形象出现在收音机里或电视屏幕上,人们总是忙不迭关掉收音机、电视机。所以,居民压根儿不知道政府正在提倡民族自豪感,他们还是陆续出走。

最早出走的是所有还没被关押起来的嫌疑分子。接着,在押的和不在押的嫌疑分子的亲朋好友也开始外迁。起初,尽管移居国外的人很多,到码头和机场送行的人总归更多一些。到后来,有只船载走了一千名移民,前去送行的只有二十四个人。一个外国摄影记者冒冒失失地用照相机拍摄下这件百年不遇的怪事,并把照片发表在一家享有国际声誉的周刊上。于是总统又不得不立刻再次出面呼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听众和观众像预防传染病似地连忙关上仅有的几台收音机和少得可怜的电视机。真有意思,政府硬是没法子惩治百姓中间的这个新习惯。自从闹石油危机以来,政府一直号召老百姓要不惜一切牺牲,节约燃料,当然还要节省电力。于是老百姓说:忍痛放弃收听总统令人心明眼亮的清晰明白的讲话,不就是最大的牺牲吗?八成儿正是因为这个偶然的原因,老百姓还是不知道最高当局号召他们发扬民族自豪感,他们还是继续不断出走。

不在押的嫌疑分子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全都移居国外以后,食不果腹的人又开始纷纷出走。这批人可不算少。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最近公布的数字,挨饿的人占人口总数的72.34%,其余27.66%的人当中绝大部分是军人、大庄园主、银行家、外交人员、“和平队”队员、摩门教徒和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这么一比,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和嫌疑分子以及“心存疑虑”的人相比,因饥饿陆续出走的人在人数上大体相等,甚至还更多一些。然而,政府还没有明白过来,相反还通过官方电台和电视台播出了一套“节食减肥”节目。

有一天,谣传澳大利亚需要大批熟练工人。马上就有三万多名工人渡海跑到大洋洲,每个人都带走了妻子儿女和专门技术。众所周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大工业家都善于迅速捕捉时机。那个小小的国家的工业家们心里明白,没有熟练劳动力,他们的工厂就难以为继。 他们也立刻抓住时机,紧急改变计划,停办工厂,带着机器、美元、汽车、家属和情妇远走高飞。只有两三个厂家留下个把职员在国内清理税务,只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交得起税。

又有一天,谣传澳大利亚还需要大批家仆,立刻就有四万名女仆、男仆等等(这“等等”当中包括一名管家,自从英国大使被绑架以后他就失业了)乘船奔赴悉尼。在牧业大寡头家里,女主人们(她们分属四至六个世家大族)心里明白,没有家仆,她们得自己做饭、洗衣服——顺带说一句,洗衣房、洗染店几个月前已经搬到国外去了——打扫房间和厕所、刷盘子洗碗。她们也迅速抓住时机,说服丈夫赶快把家搬到某个中等文明的国度。在那儿,只消按按电钮,会讲英语、法语的女佣人立刻就会应声而至,这些佣人身上没有虱子,身边没有孩子。可这儿呢,按下电铃,顶多会招来群虱子,还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有个变化。

应当承认,军人是坚持到最后的一批人。一方面军纪不可违。另一方面,当然了,他们还领取丰厚的津贴。出于对故土的留恋,他们利用合适的时机发表了一份充满乐观精神的公报。公报说,近一年里,由于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下降了35.24%。外国报刊历来居心不良,硬要出来煞煞风景。报纸指出:这一明显成就其实并非什么好事,因为在该国国土上可以被车辆压着的人愈来愈少了。国内只有一家报纸转载了国外报纸居心叵测的评论,结果被彻底查封。

是啊,军人一直留到最后。当然还有囚徒,不过他们留下来的原因和军人不同。迁徙逐渐达到惊人的程度,军官们感到愈来愈难抓到年轻人可用来施以酷刑了。不错,为了弥补这个缺欠,有时候还可以把受过审刑的犯人再拉出来收拾一顿。可在某种程度上,军官自己也失业了。他们开始寻找借口搬到国外去住。“北方大国”在运河地区开办反游击训练班,很多人拿到了奖学金。现役军官中大约有一半人被吸引到运河地区。余下的一半人分成两派,争权夺利。双方打来打去,直到一天下午一位头脑还算清醒的上校把战友们召集到军营的俱乐部里,对他们说:“眼下没什么人可指使了,咱们还争哪门子权啊?有了权,冲着哪个倒霉蛋儿去使啊?”问题提得很尖锐,一下子把大伙儿给问住了。这个问题富有哲理,其实际结果是:第二天留下的军官中百分之九十乘船跑到国外去了。剩下的都是些新近提拔的年轻军官。头儿走光了,他们挺惬意,决定在练兵场上组织一场足球赛。可他们发现“祖国的忠诚卫士”加在一起还不够国际足联规定的人数——二十二人。于是,只好放弃比赛,第二天也先后出走了。

军人中最后一个出走的是典狱长。离去的时候,他只向普通犯人告别,没向政治犯告别,连监狱的大门也没有关上。过了一个小时,犯人们还不敢走近大门。

“他们在耍花招儿,谁过去谁没命。”年岁最大的犯人说。

“别是看花眼了吧?”眼神儿最差的犯人说。

“这叫心理折磨!”心里最透亮的犯人说。

大家一致同意不要去冒险。又过了一个小时,外面还是静悄悄的。年纪最轻的犯人说:“我可要出去了。”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都走吧!”

犯人走出监狱,大街上阒无一人。他们看到有两支手枪和一支冲锋枪撂在大树旁边。“要是能捡到块烤肉该多好”最胖的犯人说。也许是出于职业的偏好,他捡起一支手枪。

一开头,犯人们小心谨慎地朝前走。后来胆子慢慢大了起来。

“都走了。”年纪最大的犯人说。

“但愿他们把女犯留下!”心里最透亮的犯人说。大家刚要哈哈大笑,他连忙补上一句:“你们别往歪处想啊!我说这话,主要是担心咱们这儿没人传宗接代。”

“瞎说!瞎说!”有几个人高声喊道。

犯人们花了两个小时才走到市中心。广场上也不见人迹。“祖国的英雄”骑在健壮的青铜马上,多少年来第一次露出笑容。八成儿鸽子也飞走了吧,这座青铜雕像多少年来第一次没落上鸽粪。

拿枪的人缓缓推开宽大的木门,慢腾腾地走进政府大厦。其他人跟在后面。从前这座大楼是很难进入的,大家心里都不免有些发怵。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他们碰到了总统。总统站在那儿,一声不吭,两手插在黑外套的口袋里。

“您好,总统!”年岁最大的犯人说。有人悄悄地把路上捡到的手枪递给他。

“你们好!”总统说。

“您怎么没离开啊?”年岁最大的犯人问。

“我是总统啊。”

“噢!”

“越狱”的犯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用眼光询问着:“怎么处置这个家伙呢?”大家一时没找到答案。这时,年岁最大的犯人把手枪递给总统。

“先生,我们想求您件事儿:您给自个儿一枪吧。”

总统接过枪。大家注意到他的手在发抖。不过有人认为这是他抽烟抽得太多的缘故。

“我是基督徒,不知道你们知道吗?基督徒是不许自寻短见的。”

“噢!”年岁最大的犯人说,“您也不必太拘泥了。话是不错,可您只说对了一半。您是基督徒,总统先生。不过您是个狗屁基督徒。这类次等品,没人不许它们自杀。”

“您这么看?”

“我有十足的把握,先生。”年岁最大的犯人说。

总统擤了擤鼻涕,又正了正领结。

“至少让我把眼睛蒙起来吧?”

岁数最大的犯人看了大家一眼。

“让他蒙上眼吗?”

“可以!蒙吧!”大家说。

总统擤鼻涕的时候把自己的白手绢弄脏了。一个“越狱”的犯人从桌子上拿起一块餐巾,给总统蒙住眼睛。总统举起手枪,用嘶哑的声音说:

“永别了,先生们。”

说罢,他把枪口对准右边的太阳穴。

“永别了”在场的人一起说。他们眼睛里既没有泪水,也没有流露出欢悦的光芒。

枪声很怪,仿佛子弹打进一堆烂草里。

喑哑的枪声过后,立刻响起了第一批回归祖国的青年人的击鼓声。

来源:张柿园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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