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27
反右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中国民众来说，不会感陌生。但是，若说到胡风这个名字又或胡风反革命集团，相信很少人听过。但《人民日报》却对胡风有连番批判的文章。今天介绍的书相信可以对这段历史感到模糊甚至不认识的人，能完整地理解这段疯狂的日子。
《红日风暴》讲述胡风反革命集团案。1950年代，中国大陆发生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个中主要的人物便是胡风。胡风只不过是一名文人，但是，毛泽东当年为何那么害怕他﹖是因为他是五四运动、新文化领导人物鲁迅亲密的战友及弟子。鲁迅辞逝时，胡风跟巴金等人参与扶灵。胡风同样认为，文学应该为社会变革而贡献，不过，就坚决反对文学只为政治服务，成为它的工具。鲁迅死后，毛泽东更厚颜地沾用鲁迅的名声，把没有加入共产党的鲁迅，也拉进共产党的圈子群，把鲁迅塑造成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偶像。事实上，鲁迅的批判精神及价值观，跟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好不一样。
不过，思想理念跟随鲁迅的胡风始终逃不过魔爪。40年代，胡风因编辑《七月》及《希望》两本杂志而广交盟友，因而遭到共产党针对，指控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而损害共产党絶对权威的意识形态，终在1955年，胡风因向中央上交“三十万言书”陈述他对文学的观点，不认同作家沦为政治打手，兼为被迫害的文人喊冤，因而遭到逮捕。即使与胡风素未谋面的文人也被共产党在全国一举搜捕，最终有2100人遭殃。
在这逾二千人里，彭柏山是其中1人。当时出任上海市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彭柏山，也被扣上“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罪名。他被捕的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曾说出他的名字而已，党员便不由分说把彭捉拿，指控他是“造反派”。1968年4月，彭柏山被活生生打死。3个月后，他的家人才获通知前赴认领被打致变形的尸首。彭柏山女儿彭小莲在书中指，荒谬的是，父亲彭柏山当年根本与胡风互不相识，素昧平生，既没有书信往来，又无间接的联系，但是，彭柏山仍被卷入风眼里。馀下众多文人，包括胡风在内经法庭审判后，分别判处十多年的“文字狱”。
彭小莲在书中对“法律”更感百般滋味。她说：“谁也不敢质问，什么是法？由谁制定？又由谁来执行？法的意义又在何处？法庭内外，依据什么来判刑？……交代、自我批判、各种摧残在十年中没有间断，诉讼过程讳莫如深。令人费解的是，如果判决已经由一个人确定，为什么还要和群众再玩一次法的游戏？躲在幕后真正的罪犯，却从来不会受到惩罚。”
《红日风暴》率先出现，其实是一部历时6年制作而成的纪录片。这部走遍中国不少省市及海外国家，跟40名卷入胡风案当事人、亲人或相关人士访谈而成的纪录片，除了由本身已是电影导演的彭小莲亲身炮制外，她还请来识于微时，现正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副教授魏时煜参与，成为联合导演。
承认只听闻胡风名字，却对相关历史并不认识的魏时煜谓，在制作这品纪录片时最大的困难是挑选内容，因为每名被访者均道出令人动容的故事且有不同的细节，但是，纪录片的长度不能太长，因而只能把目标集中化，务求观众及读者能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便够了，此外，由于自己对胡风案并不认识，更能以冷静及客观的角度处理整部作品。
在跟被访者访谈后，魏时煜对首位被访者贾植芳的印象最深。
魏时煜：这名老人太可爱了，他整个思路很宽广兼有很多幽默感，他经历过很多苦难，但是，他可以笑著面对。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从人格上看非常尊重他。
贾植芳当年因为替胡风辩护，之后就被拘捕，被关进看守所单人囚禁，妻子受株连。1966年，贾植芳被判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裁定反革命罪罪成，判刑12年。后虽提早释放，但文革时，又被指为“反革命分子”遭受批斗、凌辱和殴打等。贾植芳的遭遇并非个别例子，在这长达2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及书本，都有纪录了其他惨遭迫害的文人，因而令魏时煜造访所有的人士后，令她感觉到一零年代曾留学海外的人的想法，并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
魏时煜：会想一些跟自己每天的柴米油盐利益不相关的事情，都想怎样把这世界变得更好，那时他们是有理想、有希望，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做得到。现在读大学的人很多，但是，真的对这种智慧，对自己人民有责任感的，我不知道有多少。
虽然，这部纪录片盛载著沉重、伤痛的人祸历史，但是，魏时煜发现透过经历过苦难的人亲述，看见他们仍能笑面应对时，除令人感到可敬及觉得他们对生活有勇气之外，更觉得能给社会带来很多正能量及有希望。此外，这部片更让人追溯得到，今天经常听到“自动交待罪证”或公安及法庭单凭文章、书信便构成罪责实据的做法，原来早在胡风案时已被“发明”引用至今。
这部纪录片虽然令人看得沉痛，但是，导演们加插了一些动漫及官方的视象档案，令整部作品微妙地起了一些化学作用，让人有再思空间，如动漫交待刑罚之一的老虎櫈时，由于刑罚相当残酷，但动漫的交待却可减轻观众的不安情绪，而官方华丽快乐的历史视象档案，对照其他受害者亲述的画面，形成一幅强烈的对比，成功让观众反思“官方单方面的讯息传播，可信吗？”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