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记忆,不能确定是在什么时间和怎样一条乡间便道上与贤斌谈论起中国社会的稳定结构。1988年夏?在涪江河畔?还是我家乡即将收获的玉米地?总之,没有了确定的记忆。或许是在不同的地方,谈论了更多的话题。

我们的谈论类似于20世纪四十年代黄炎培与老毛在延安窑洞里的夜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跳不出周期性怪圈。老毛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民主。

这种回答让黄炎培满意,不满意的是那些在“洗脑”和“鸣放”中要老毛兑现承诺的“右派”和四十年后的我们——那条路从来没有支付给死者和苟活的我们。

我说:超稳定系统。贤斌说:金观涛和刘青锋有关于超稳定结构的研究。从此我知道和关注了金先生夫妇的研究:乱像丛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治乱交替的单一的超级稳定的结构。

2002年初,有机缘就这个问题做一些相对系统的阐述,后来速度慢下来,现在,我又开始做下去。需要说明,在此之前,我写下了《文明碎片上社会结构模式的思考》、《一阳子念哪本经》和几篇与产权有关的文章。是它们的存在,使这篇《从中产梦想的破灭看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有了依据。

对于刘太公而言,老三刘邦是一个混帐二流子,好吆三喝六。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就去哥嫂家蹭饭,不耐烦的嫂子一见他进门就用勺子猛刮锅底,声音糙得厉害。太公免不了对他发脾气或做政治思想工作:看二娃子的家业发达了,你有什么?

刘邦自有他的打算,这要从秦始皇巡游说起。赢政在他干爹或者亲老子大商人吕不韦的启动下建立起“六王毕,四海一”的基业,免不了要炫耀——巡游啊,封禅啊什么的。不想这种炫耀被闲人刘邦看见,便要“大丈夫当如是”。原本为了威慑天下以传万世子孙的始皇帝,结果种下僭越的祸根——刘邦更加闲了,更加吆三喝六,日日与萧何等一帮鸟人厮混在一起。

若干年后,闲人刘邦褪拔掉一身鸡毛,变成一尊祥龙或凤凰,对他老子说:你不是说老二很有出息吗?今天,你说,我的产业与老二的产业谁多?太公说:当然是皇上的产业多呀,普天之下都是你的产业,普天之下都是你的臣民。不过,那么多人都被你封了官,赐了地。你二哥已死,留下你嫂子和侄子没有分封,莫不是你忘记了?

高祖刘邦汉皇帝笑道:哪能忘记呢?那勺子猛刮锅底的声音山响,很动听,我打算封她们为刮羹侯呢。

其实,刘邦很清楚,天下还不全是他的,比如北方还有匈奴,所以他唱《大风歌》。不过不是电视广告中的唱法,而是孤独与无奈那种。他必须征战,他的世界不象今天的国家有固定的地域和民族性,他的世界就是他的视野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不能有化外之地和化外之民。结果挨了一箭,中毒身亡。他的视野和世界固定下来,不再漫无边际。

刘邦死了,匈奴单于用轻薄的话来撩拨他的寡妻吕太后,太后和儿孙只好窝火,把些无关紧要的美女送去和亲敷衍。另一方面,大搞“休养生息”和“韬光养晦”的基础建设。直到汉武帝刘彻君临天下,一道“着江南二千石以上的大户,合族屯外,产业充公”的圣旨下达,“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朝廷获)财务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见《史记?平准书》)战争又开始了。

是呀,天下如果分成几瓣,这天子就没面子,那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旗杆就立不稳定。所以就收回自己的产业来统一另一部分产业,似乎很有道理

天没有尽头,皇帝老儿要不断地籍没那些暂时放在臣民那儿的他的财产。人们发现,一切努力,是在帮皇帝白干,甚至自己也是皇帝的。所以,一切都变得暧昧起来了:有人想讨那老儿欢喜,使皇帝老儿的财产更长久地放自己那儿;有人那儿放有皇帝老儿的财产心里不安,干脆挥霍干净;有人籍没别人而保全自己;有人老是被籍没,感觉到没法活下了,要皇帝轮流着做……所以,无论绿林、赤眉来了也好,还是太平道起事了也好,天下就崩溃,皇帝老儿就成孤家寡人了。

皇帝的产业很多,少不了要找些人来管理,管理的人或亲或疏,没有定制,免不了推来攘去拆台使绊子。还有呢?就是太监呀、宦官呀、权臣呀、后戚呀,都变着法子让皇帝变成老白痴或者变成吃、喝、拉、撒也不能自理的婴幼娃儿,然后趁机很捞,这样,一般人连平民也做不成了。

所以,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真理的英明指导下,除了皇帝老儿有产权外,华夏或者炎黄之地,其余的人都是或前或后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或者其中的一员。它以无比的傲慢普遍地否定了人们对于生活及其财产的幻想。一个剖面为倒金字塔的陀螺在旋转,只要停止转动就会跌得粉碎,但有多少人愿意它不停止转动呢?

社会的稳定模式为纺锤型,它需要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

而中华文化及其世界使这个可能出现的中产阶层湮灭:

帝王那里是决不允许你存在,所以要铲除你;

依附帝王的权贵要兼并你,尽管权贵的地位朝不保夕;

彻底的无产者要革命你,我活不了意味着你也别想好活。

刘邦一类的还有刘备、曹操、朱元璋数人,出生高贵一点的有商汤、周文、杨坚、李渊、赵匡胤等,这是较成功的一路。除了自己,甚至子孙也要与一个良性发展的稳定社会模式需要的中产阶层作对。

陈胜、樊崇、张角、翟让、窦建德、黄巢、王小波、方腊、李自成、张献忠、刘福通、洪秀全……一路,等而下之,只有自己胡乱地打碎一个旧世界了事。他们的主要打击对象,也是那些没有产权的中产阶层——土豪劣绅或大户之类。

依附于帝王的权贵如何来兼并和蚕食鲸吞,这方面的材料很多,在此不列举。

还有一种人——御用文化人也要来打击那些没有产权保障的中产阶层。

一个新的王朝,经过一番修养后,民间生活开始富足,但也正是帝王们对外扩张能够得以实施的时机。这时,一些御用文化人开始以“富国强兵”为口号,开始为王朝收拢财物。以1069年王安石变法为例,即可看出端倪。

王安石的变法可以概括为“理财整军,富国强兵”8个字,即通过“理财整军”,达到“富国强兵”对外扩张的目标。

理财方法有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和市易法,整军方面有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和军器监制法。同时有对《诗经》、《尚书》、《周礼》的重新注释和宣扬,从文化上为王权服务。结果是由宋英宗治平年间4400万贯的年收入,增加到宋神宗熙宁年间5060万贯的年收入(见《宋史?虞策传》),6、7年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宋史?安焘传》)。从而为抵御辽夏、平定河湟、占领200余年没有归属唐以后的南方政权的土地的系列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

王权(有人也以“中央”或“国家”这样的字眼来混淆)得到了加强,皇帝的“土”和“臣”增加了,民间的利益却没有得到保障,所以,这种努力必然遭到各方抵制。以王安石为例,他的御用革新,被司马光等人指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等。

我无意评论双方争论的新旧是非,但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改革不会为民间带来利益,相反,它以牺牲民间利益支持王朝或皇帝个人的贪欲。那个没有产权保障的中产阶层再次遭到削弱,没有发展的机会。

一般而言,发展到这一步,一个王朝的寿命也就不多了,再一次变乱或者是乱变只是时间的长短。

我在写《明末人物印象》一文时发现,皇帝的银子堆放在仓库里变质发霉的同时,饥民无食沦为强盗,边防军无饷只好裁撤去壮大强盗队伍。这时的上书言论不是让开仓消祸,而是说朝廷不富裕,请求“籍没富户”和“收刮臣宰”。富户和臣宰也只好盼着等着朝廷的完蛋完。

上一世纪前半期,在“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呼喊声中,人们为实现“两亩薄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愿望,完成了中国社会再一次政权变更。然而,这种愿望最终为“一大二公”、“兴无灭资”、“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全民无产化运动所湮灭。当崩溃的经济形势使松绑性改革得以发生时,人们重新开始了致富的幻想和追求。然而,“四化”建设没有政治改革的支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无宪法依据,政府、官僚对民间利益的挤兑无处不在,社会稳定的凭借缺少坚实基础。是继续在治乱交替的传统社会结构模式中转圈,还是跳出固有模式,生长出新型的稳定模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旧模式中转圈是一种选择,人们自然无话可说。要跳出固有模式,我想,以公民社会和宪政实现来实现对权力的制约,恢复和保障人们对于中产的梦想和追求,应该非常关键。

然而时间和时机的提供也是有限的,毕竟,五千年的历史惯性更容易消磨人。

再然而一回吧,时间和时机还等候着我们。太偏爱这片土地和上面的人了!有时候,我想。

2002年7月18日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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