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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一代曾经历过文化荒芜的年代,在一个人最想读书的年龄,却没有书读。那时若是碰巧弄到什么书,就像是饥饿的小偷,迫不及待想吃下去。文革开始后,我们那个山区小县的文化馆就被关闭了,查封的书都搁在县公安局旁边一个小屋里。有一次,我和几个孩子半夜从窗户爬进去,在乱七八糟的书堆里,我捡选了一本鲁迅的《野草》。书是竖排本的,已经发霉,但我却喜欢极了,甚至把自序背了下来,开头就是:“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尽管当时并不明白这些阴暗文字的内涵,但那种矛盾的思维却让我着迷。

四十多年过去,如今突然要来谈谈自己的读书,我不期然地又想起鲁迅的《野草》自序。也许是少年时的特殊经历,我最初是通过文学去认识世界和人生的,后来也一直抱着随缘读书的态度,对认识人生的兴趣大于学术研究,古今中外的知识皆有涉猎,却难以归入某个学科,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我觉得专家大抵是这样,花费一生时间去研究某个对象,但绝不会让自己与研究对象产生丝毫人生的关系。这不是我的秉性,文学是我的专业,同时也形成了我的基本人生观。我在读书时更喜欢作为一个读者,关注文学与人生。只有这样的关系能够引起我的阅读兴趣。

所以我想谈谈对我的文学阅读有过很大帮助的几本书,它们的作者都是学者型作家。这些作家的创作不是我最喜欢的,但他们的文学批评却是我敬服的。他们对文学的诊断明晰、准确而不失复杂,既非艰深的理论,亦非玄虚的感悟,很适合普通读者的常识理解,又有一定的知识学。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观点相互抵牾。这表明,文学的理解是广阔的,只有虚假和造作需要警惕。

首先是伍尔夫的《论小说与小说家》,这位英国女作家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但她的文学视野却很宽广,我觉得其中《俄国人的观点》和《论现代小说》尤为重要。这两篇文章都是谈英国以外的文学,伍尔夫采用的是印象式批评,往往有独到的会心。从她那些优美的批评文字中,可以领悟到什么是文学的本体论立场。

伍尔夫发现,俄罗斯作家身上都有两种品格:朴实无华和人道精神。心灵是俄国文学的主要人物。与英国小说不一样,俄国文学总是在问“为什么活着”的问题。契诃夫对生活意义有深切的兴趣,总是揭示某种不自然的现象,“某一妇人同人建立了虚伪的关系;某一男人由于非人的生活环境而走向堕落。心灵受创;心灵愈合;心灵没有愈合。这就是他小说的实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心灵具有更大的深度和广度,心灵与理智的联系极为微弱,无法就范于逻辑或诗学的约束。而当更伟大的托尔斯泰嘲讽人们的欲望时,“世界的确是在我们的脚下土崩瓦解。”

由于伍尔夫感兴趣的是精神,而不是肉体,她对威尔斯、高尔斯华绥等英国作家的功利主义感到失望,认为他们写的都是非本质的东西,笔下的人物过着充实的生活,但人们仍不禁要问,这些人物生活得怎样?他们为什么而生活?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如果花费大量笔墨仅仅是要证明作家的叙述生动逼真,这是毫无意义的。正是基于此,伍尔夫认为乔伊斯的作品更贴近生活本身,因为他写的是人的精神,表现通常被生活排斥和忽视的方面,甚至为此抛弃了连贯性等次要的东西。伍尔夫以俄国小说来证明她对乔伊斯的推崇,从斯特恩到梅瑞狄思都表明,英国文学的天然乐趣是幽默和喜剧,是智力的活动,而俄国文学则是对灵魂和内心的理解。

同为英国人,奥威尔的文学批评又别具一格。这位《1984》与《动物农庄》的作者在文学批评中同样注重思想因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批评托尔斯泰的文章。托尔斯泰抨击莎士比亚的戏剧不真实、不自然,有着“最低级的最不道德的”的倾向。在奥威尔看来,莎士比亚的确不是一位思想家,他像多数英国人,有行为准则却没有世界观,而托尔斯泰最不喜欢的就是价值的多样化,尤其像莎士比亚那种“对实际生活感到谈不上愉快而只是兴趣的倾向”。托尔斯泰有着强烈的拯救观念,希望消除人世一切缺陷,他的文学标准是理想世界的标准,想要教导人们怎么生活。而奥威尔却指出,正常的人并不需要天国,只想在人世活下去。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充满生气,就因为在他眼里,“人生虽然充满悲伤,仍是值得的”。

说到底,莎士比亚与托尔斯泰属于截然不同的人生观,类似的区分之前有席勒提出的素朴与感伤,之后有以赛亚·伯林揭橥的狐狸与刺猬。在捷裔作家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中,他把这看作是小说与诗歌的根本区别。小说是求真思维,诗歌是求善思维。在小说家的世界里,生活是多元的、不确定的。在诗人的世界里,情感往往指向崇高与超越,拒斥平常的生活,因而诗性的绝对观念最容易为天堂所诱惑。昆德拉喜欢狄德罗、斯特恩,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是出于这一点。无论昆德拉对陀氏的看法对不对,他的确是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现代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确实与极权有着某种联系。

昆德拉的论述动摇了我所熟悉的文学原理,近代以来的文学概念实际上是建立在浪漫主义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崇尚创造与英雄,文学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意义世界,它是作家心灵的产物,同时又是对生活的指导。但由于对现代人来说,意义与价值是人的主观所赋予,无法在主观之外得到证实,因而昆德拉质疑绝对的意义世界是有道理的。至少他促使我们思考,文学的正当性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已经无须争辩,从认识全部生活的角度看,文学自身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知识结构,有着不能越过的边界。

近年来,我经常阅读以赛亚·伯林的著述,就是想借助他出色的观念史分析来理解文学的发展。在观念史的研究方面,伯林是当代无出其右的大师。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伯林指出浪漫主义思潮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而且是人类观念史上的一次大转变,标志着两千年来“知识即美德”的旧观念的衰落。新的观念拒绝事物的超验结构,认为事物的存在仅仅是主观塑造的结果。从此,价值不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的。这个注重主观创造的观念可以表现为价值的多元,也可以导致极权的产生。它试图将美学模式运用于现实生活,认为只要是出于真诚的动机,结果的好坏并不重要。今天,大多数欧洲人仍然是新旧两种思维模式的继承者,并且在二者中间摇摆。

借用伯林的比喻,昆德拉更像狐狸,肯定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质疑和解构主观的意义世界,另一位捷克作家哈维尔却像刺猬,想要重构超验的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是人类生存的“绝对的地平线”。靠着伯林深刻的洞见可以发现,这两位作家的分歧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他们反对的都是浪漫主义的世界观模式,昆德拉提出问题,哈维尔则试图解答问题。当然,对于相信理性与科学的现代人来说,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我们或许也只能在超验与经验之间摇摆,同时对两者都保持警惕。

换言之,我们只能承认人性的局限。

原载《南方周末》6月4日阅读版

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奥威尔《奥威尔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08年。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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