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8年9月28日,老北京菜市口监斩官一声令下,成全出六位被后世万众敬仰的人物,为了纪念他们,后人敬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这六人,年龄跨度从49直至23岁,有被通缉后从容呆在家里等待官兵上门的,也有因未得到消息来不及逃跑被捕后哭叫“哥子的事为何让弟承担”的,他们被捕后都被冠以统一的罪名“康党”,而他们之前一系列让朝廷不爽的行为无非却是希望朝廷改革吏制,关注民生,想不到这些举动却为他们日后被送上断头台伏下杀机,因此他们可以算作近代中国最早的良心犯,但中国的老百姓却不管这个,在他们看来无论推到菜市口的囚车里关的是贪官还是良心犯,围观看热闹的他们都用同样的东西招待——白菜帮子和烂西红柿。
如果撇去个人感情理性的去回顾戊戌年发生的事情,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被当局冠以试图颠覆大清罪名惨遭处决的这六个人中,真正有反政府言论和革命动机的只有谭嗣同一人,而其余的五人都以效忠大清,忠于皇上自居,六君子中的“康党”杨锐和刘光第表面上虽支持变法,但骨子里却仍有难以取舍的东西,为此经常因政见不合攻击康有为,可以说,如果不是慈禧一道杀无赦的圣旨成全了他们,这六人除了谭嗣同剩下的都不大符合良心犯的标准,而最莫大的讽刺则是,处斩前夜关在同一死囚牢里的六人中竟能衍生出革命者、改革者、保皇者等几种不同的身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康广仁根本算不上什么者,他能拿出手的最大罪行无非是办办报纸,这在当今天朝算是个大罪,可以扣个煽颠罪,但在那时的晚清,民间办报是被官方允许的,何况康广仁又是个儒生,他的不幸纯粹是因为其始作俑者的哥哥犯事后跑了,去捉人的官兵为了交差才把其送进来的。中国的事情有时就是这样奇怪,当初六君子被捕后,他们中多数人怎么也不会想到等待自己的会是菜市口问斩,特别是刘光第和杨锐,都被送进死牢了却还抱着“是他们搞错了,一旦查明就会放我出去”的幻想。
可以这样说,戊戌六君子的英名之所以能永垂不朽其实和他们生平做的事情无关,只因为中国人热衷于死亡崇拜,一旦死者和一些一般人想做却又不敢做的事情联系上,那么死者瞬间就会变得无限伟大,哪怕他生前曾遭受过怎样的非议和攻击,都无法阻止他将以一个殉道者的身份被众人捧上神坛,而这时人们也不会再去深究死者当时到底是慷慨赴死还是乞命后未获准许,因为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事迹会在他死后被无限夸大代代相传,甚至因为中国人的这种死亡崇拜,死者往往在这个过程中还会被冠以众多其实与他并不相符的荣誉头衔,比如“良心犯”。
老郭因为政治信仰原因被中共迫害,所以一直无法像常人那样去工作上班,因此时间自然比别人都充裕,这些时光老郭便全部把它们消磨在图书馆里,戊戌六君子的故事老郭在上小学时通过历史课本就耳熟能详,但中国的学生教材经过某些专家的捉刀后早已严重脱离了事实,所以最真实的历史最好是通过当时亲历者或传记家的回忆录才能挖掘出来,不否认戊戌事件是一次朝中改革派大臣联合皇上为试图夺回权利所做的尝试,但那和当时的中国百姓们丝毫没有半点关系,因为即便政变成功在晚清全国变法的推广下,老百姓也不可能因此获得选票去行事自己手中的权力,更不可能获准组建政党参与政治的权利,他们依旧不能脱离大清国臣民的束缚还得永远忠于皇上,天赋人权的进步理念也并未随着康有为推广的新政降临中国。因此,康有为们所做的事情,与其说是为了百姓的福利与权利呐喊,不如说是在为因遵循守旧而腐败虚弱的清王朝专制延命更为贴切。而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推广这件事的参与者失败被处决后,竟然被后世人热捧到了“良心犯”的高度,就好比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迫害死的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尽管早在文革之前刘少奇就是整死东北王高岗的幕后黑手,但大家对此却视而不见,仍旧把刘定义为同四人帮斗争被迫害含冤而死的老干部,照这种说法,刘也应该是文革中的良心犯。而国人所以能如此这般在选择性失忆后塑造出一批批名不副实的良心犯,归根到底老郭认为还是国人掩藏在内心深处的奴才心里作祟。
戊戌年发生的事情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就是一群看到天朝腐朽不堪的大臣们为了不让天朝过早的咽气,自发的想通过给天朝输血换一种方式让天朝继续进行独裁统治,可惜在这个过程中做这事儿的人不但马屁拍到了马腿上,在谁当老大的问题上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比如慈禧,还因为推行的变革中严重触犯了当权贵族的利益,导致输血失败,而这之后世人把与此事有牵连为此丧命的六人热捧为六君子的行为却怎么也让笔者看不太懂,因为中国人所以能在1898年后只用了14年就摆脱了清王朝专制的统治,最大的归功就是戊戌年间康有为等人变法的失败,好在历史不能假设,若不然假使清王朝成功推行了新政,增强了军力,发展了经济,或许还会再往下延续一二百年的命,这对于中国臣民们来说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变法中有“以工商立国创办民企”,有“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却唯独没有“天赋人权,公民的生命和人权应该受到公正法律的保护”,更没有“一人一票用选票行事公民参与政治的政治权利”,所以即便变法成功,大清王朝也依旧是独裁政府,中国人也仍然是专制下的奴隶,到那时也许今天我们正在奉大清“庆丰”年号也未尝不无可能。所以,戊戌变法的失败应该让我们感到庆幸,因为我们摆脱了洗脑,并渴望追求真正的民主自由,那么我们不应再去迷信于某些公知提出的“帮助政府改革”,“督促政府监督政府权力”这些不切实际的口号,曾游历英国考察了西方民主宪政的老郭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党和国要分开,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就是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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