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城

1942年11月6日,纳粹集中营萨克森豪森的墙上,挂出集中营规章,其中第一节是:“禁止政治性谈话,禁止传播和散布谣言,禁止纸牌和掷色子游戏,以及任何赌博行为”。

提到这些“规章”的谣言研究著作《谣言女神》(汉斯-约阿西姆·诺伊鲍尔著)解释说,囚犯的管理者想尽办法控制他们的牺牲品的任何行为,这正符合他们这个机构的逻辑。谣言也在受禁之列,因为谣言可能引起反抗、串谋和骚乱,通过未受监督的言谈破坏对囚犯的绝对集中控制权。要对所有生活言谈进行尽可能广泛的监督就得限制非正式言谈,禁止任何与集中营的统治者有出入的言论,不管该言论是政治性的,还是开玩笑时说的。集中营的管理者显然把“传播和散布谣言”当成有颠覆倾向的行为。

看到这段话,不由得苦笑起来,想到了法大逸夫楼大厅中那座坐在藤椅中的塑像,思绪自然也就穿越时空,回到了六十年前的北京。

那悠然翘着二郎腿的坐像是彭真雕像,前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校长兼校务委员,也是前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前北京市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1948年任市委书记,1951年当选为北京市市长)。雕塑后面的高墙上挂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标语,显示他与共和国政法系统的深远渊源。自然,我们也会沿着这条思路去想象这铜像大脑中的国家法制构想。不过,即使是熟悉共和国史法制史的人怕也难以想象,在这个青铜的脑袋中,究竟是怎样构想着共和国未来的法治前景的。但这些留给法制史的朋友们去研究吧,我要说的是这位书记的一个早已被遗忘了的伟大梦想。

但要说清楚这个伟大梦想,需要先交代一下他的另一个头衔,这个头衔也是久被忘记了的——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

为什么要提这个头衔?

是因为在这个头衔之下,他曾经有过一个把北京构筑成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宏伟计划——把北京建成一个“水晶城”。何为水晶城?当然不仅是指建筑状态而主要是指社会状态。在这个水晶城的伟大设计中,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伟大领袖毛泽东身边的每个北京市市民,都应该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闪闪发光——思想纯洁得像水晶一般,完美得像水晶一般。他们的每一个思想、言论、行动都要透明,且像水晶一样有序、规则,完美无缺地执行最高层的设计与计划,一切都像水晶一样……

水晶?没错,是水晶!这是一种高度规则的结晶体,每个晶体都保持高度的一致、整个晶体容不得一丝杂质。水晶的美丽就来自它那绝对的透明度与绝对的秩序,在这样的透明度下,一切隐私就是绝对的瑕疵,一切无序就是绝对的玷污。

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为宏伟的计划,一个绝对意义上的美丽新世界。

这样的理想国又如何实现呢?城市建筑自然好办,旧的拆除,扫荡得干干净净的也不错,新建设自然可以“一张白纸好画最美最新的画”,完全按照计划者的构想。困难的是人,怎么办呢?通过三种途径:一是清除旧社会残留下来的渣滓,二是清除思想上的异类分子,三是通过教育手段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首先面临的问题自然是清除残渣,当时北京有许多国民政府时期的下层公务员,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他们留了下来,新北京市政机构的基层办事人员其实主要还是这批旧人。这些“反动的”旧人,就是“杂质”,必须先“清理”出去,必须离开北京。有好几拨“运动”,就在把这些人驱赶出去,连一部分商人也都迁到周边城市或农村去了。

其次就是思想改造,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知识分子洗澡,土改、四清等等“新人”塑造工程。把旧教育体制打烂,采用苏联的新模式,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进行最深刻的灵魂塑造工作,直至一代“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培养出来……

显然,这些“想象”并非他个人创造,而是组织思维的复制。在这个想象的系谱中,可以找到贯穿整个共产革命的国家构想模式与治理模式,一种柏拉图式的“哲学王国”或者“天国”乌托邦。而其现实变种,就是某种“准军事化原始共产主义”理想,一种高度一体化与集体化的社会模式——从日常行为到思想意识的训练有素的规则生活。

这种社会确实是理想的,然而却是可怕的。我们曾经几度强力控制整个国家向这个理想状态走,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这种伟大的改造人性的革命事业。尽管在这种对抗人性的伟大革命中,失败的是整个民族,但对于“革命者”的天国远景来说,这样的代价完全不值得顾及。尽管那些设计水晶城的伟人们最后往往自己也沦为天国的牺牲品——比如尊敬的彭真市长就沦为“反党集团”的头头——但为了这个天国远景,这个伟大的组织,可以而且需要更多的“牺牲”,好拿来摆在人类社会最崇高的祭坛上。至于小人物们,那是连“牺牲”都不够资格的,大约只好算作“随葬品”了。

他们希望这个社会像水晶一样,每一个个体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有一个思想;每一个个体没有自己的行动,只有一种行动;每一个个体没有自己的生活,只有一种生活。国家中的每个人,都要像雷锋所说的一样,要努力做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即使生锈了也要在机器里生锈;做社会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而不是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人”。

他们的政治想象中不会存在另外的图景,按马克思的说法,因为他们的思维受控于组织——阶级(其实只不过是“新阶级”罢)的意识形态制约。当他们高喊捍卫意识形态阵地时,他们在强化这种制约,由此,“水晶城之梦”再次浮现在中华大地上,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天国之门”近了,阿门!

说一则笑话吧。

这是信息产业部某位处长在一次交流中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尽管可以当做笑话来听。他说,有一回部里面开会,一个老干部强行进来,对着这些年轻的部务人员就是一顿狠批。那个老干部说,现在网络那样乱,什么事情都给捅了出来,你们管信息产业的,为什么就不把网络给我关掉?!把网站都关掉呢!还有,把那些联通境外的海底电缆给我都砍掉!

这样一通吼,连这位见惯了官僚作风的处长也大起惊讶,就算是打死他只怕也无法想象有这样的事,在现代世界中,居然还会有这样想法的人!他们以为凭着权力,网络可以关掉,通讯可以停掉,门户网站可以封杀,电脑之类的产业可以取消……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思维?!

答案是:

这是一种职业革命家加职业官僚的思维,一种吉拉斯在“新阶级”中描述过的新人思维,一种典型的“官僚政治的逻辑”。

从官僚——治理者角度看,这种思维是完全合理而且有效的,因此,它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理想的,更是“崇高”的。有无数理由支持这样一种治国理想——中国流传数千年的法家哲学,西方流传数百年的社会主义理论,近代百多年来兴起的理性主义思潮,以及他们的政治实践,都在沿着这一路径前进,而且其力度已经越来越强大,尽管,其结果往往是全人类的灾难。

面对这样的趋势,甚至连冷静的思想家韦伯也只能发出一声哀叹——“所以,主要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推进和促进它,而是我们能对这部机器做些什么反抗,以使人类的一部分免遭它对灵魂的肢解,摆脱官僚生活方式的最高主宰”。

是的,“摆脱官僚生活方式”的最高主宰!水晶城式的构想,就是官僚生活方式的“理想类型”(按韦伯的说法),这样的理想类型,历史上还有“圆形监狱”的构想、“美丽新世界”的描述;现实中则有上面提及的纳粹集中营、古格拉群岛、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山西官商式的大宅院,“太平天国”,蒋介石先生的“新生活运动”,毛泽东先生的延安整风运动、五七干校、四清、除四害、人民公社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官僚生活方式”并非官僚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他们为我们,为他治下的国家设计的生活方式。他们自己的生活是超越这套方案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作为先进者、领导者,已经完成了思想改造,已经成长为“纯粹的共产主义战士”,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有的只是最崇高的理想与为这理想献出自己一切的牺牲精神。他们已经是“水晶人”,他们心底坦荡、毫无隐瞒。所以他们就是“中心”,以这个中心为凝聚点,水晶世界才能梦想成真。而“中心”是不受约束的,只有不受约束的权力才能实施约束,也只有不受约束的权力才能把理想天国推向人间……

打压谣言只是实施这种“天国理想”战略目标的一个小小战役而已。

打压谣言的执政理念就在这里,一种根深蒂固的、源远流长的理性主义冲动,一种以“权力”为中心的官僚主义冲动。这个“权力中心”,正如水晶球的中心一样,它必然是中心的中心——权力中心+真理中心+舆论中心+信息中心+……

历史研究讲究“同情地了解”,我们也需要对此做同情地了解。为什么他们会以这种思维方式、运作方式构想建设理想国?从绝对的治理理念来说,也即马克思所说的要把“对人的管理变成对物的管理”这种变革来说(当然马克思原意是要解放人类,让人自由发展,不需要对人进行管理,只要管理物),最有效的治理模式,确实是对物的治理模式——因为在这种治理模式中,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管理对象(物)是不会产生任何阻力的,自然不会分散、妨碍目标的达成。所有因素都会按照计划指向同一目标,合力最大,耗散为零。这样,管理成本最低,效率最大。

但即使是小到一个家庭、企业,物的因素之外,总会有人的因素存在,一个国家,则人的因素就更为复杂。而要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则对于人类这种动物来说,信息、意见的控制就是必要的,因为人与物的差别,无非就是人总会有一点个人“意见”——哲学术语叫主体性、自由意志之类。基于这种管理者逻辑,理所当然地需要根除这种个人主体性、个体自主、自由,把人训练成物一样的绝对服从。而要做到这一点,控制信息与舆论就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对社会、对国家、对未来的负责。只有控制了信息、真理,不仅权力能够得到巩固,国家也能维持稳定,而伟大的理想也才能得以实现。

站在同情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认识到为什么权力中心、信息中心、真理中心高度一致的三位一体结构会如此坚固顽强,因为其背后的理念实在是有着“人类学”之根源。要这些职业官僚职业革命家凭自己的经历来反思这个理念,是不可能的;而即使是有了反思,要这些执政者自己突破自己,就更加困难,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希望——伟大梦想背后必然有着伟大谬误的支撑,而人类一切伟大悲剧就来自这种根深蒂固的谬误——在地上追求天国的梦想。

“同情地了解”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并非要否定批判性思维存在的意义。事实上,只有这两种思维方式同时存在,人类这些自造的“伟大谬误”才能化解、才有出路。批判性思维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出“另一种”视角、“异端”视角,从而突破主流、正统思维的制约,从被管理者、从社会的角度看问题,而且提出“另一种”的、“非主流的”、“反正统的”价值判断——对于目标设定的批评——这些伟大理想究竟是谁的理想?这样的伟大目标值得人类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吗?即使付出这样惨痛的代价,这样的伟大目标真的能够达成吗?等等。

那么,就上述两种视角来说,是否就陷入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价值相对主义?而没有对错之分?

尽管价值冲突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但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上,至少,在我们的时代,应该有一个基本共识,而这个共识也是执政党诞生以来就一再宣扬的,换成邓小平式的政治学术语,就是——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到达特定目标的工具,而不是相反。党是工具,而人民群众才是主体!任何颠倒这个秩序的,就是犯了绝对的政治错误,按传统中国的春秋笔法,这就叫做“僭越”。

水晶城之梦的错,就错在这里——把人民当成工具,去实现统治者的宏伟目标。

希望何在?

理论性思考很容易把问题推向极端,由此造成一种极端化思维,梦想的狂热与绝望的冷漠,两者都是不健康的。因此我一再强调,我们的思维要面向生活,人类很多无解的困境,往往都是这种极端化的理论思维造成的,是这种极端理论构造出来的概念困境——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思维正是制造概念困境的主要力量。在这样的极端理论推演中,是找不到希望的,希望在别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

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

那个闯进信息产业部的老干部为什么会成为笑话?如果他在位,又能否完成自己的“伟大梦想”?答案是,不可能!

阻碍他梦想实现的因素是什么?

是已经成形的现实社会结构。

按照信息产业部那位处长的解释,在信息监管方面有着许多不同的声音,包括这位老干部的这种极端声音,但极端声音却无法推行,说到底,就在于,信息社会现实已经存在——它并不需要某个好心人出于某个伟大理想创造出来,人类利益冲动本身就能完成这种创造。各类网站,各类服务器,各种新闻门户,各种通讯机构,他们已经构成了中国很重要的信息产业。一些信息传播公司、网络公司或门户网站,其年度收入已经是几亿甚至上十亿,信息产业部底下也有好多巨型产业集团,岁入上百亿。面对这样的产业格局(也可以说是利益格局),没有一个人有力量仅凭某个理想把它们关掉,套一句话,那就是“形势比人强”。

我们要充分相信这样的现实社会所形成的“形势”,它的力量,是来自社会自身的力量,生活本身的力量,格局一旦形成,人力就难以回天了。

其次,经过六十多年的政治顿挫,目前国内的权力格局,虽然始终有着一种向绝对中心主义靠拢的迹象,但现实的抵抗力要比我们想象的大。我关注的这种现实抗力主要不是指权贵利益集团的存在,而是强调以中国国土之广大、民众之众多、历史文化之复杂,其中存在天然的离心力量,没有一个中央政府能够完全根除这种倾向,至多能做到的是表面的统一与暂时的妥协。中央集权过分的话,这种离心力就会反弹,而其结果是两败俱伤。自然,谁也不希望是这种结果。

回到谣言。

当中央政府发动这次打压谣言的高压态势时,权力结构内部的抗力也就马上被激活,有个人的也有组织的。比如广州警方的微博就提醒,谣言必须打,打击须依法,严防扩大化。也就是说,两高关于谣言的司法解释受到质疑。微博还引用“子产不毁乡校”提醒:若人人噤若寒蝉,道路以目,这样的秩序显然不是“中国梦”,而是噩梦。这可以看做“南方系”对中央政府做法的抵制与提醒,它所显示的信息是丰富的。

在现时代,中央政府想以高度的意识形态一致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虽然南方报系这次被强力改组,但是我们知道,南方报系的被改组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而每一次改组,至多造成人事的变动,撤换社长或者总监,但最终还是会沿着“南方系”自己的路径运作。这既是一种制度性的抗力,也是一种社会现实的抗力。而后者,却是中央政府远远没有意识到的一种更加有力的抗力——一种社会生活已经成型,要想纳入旧的控制体系,大约只有战争的方式,但即使战争,也只能临时性改变。套用一句老话,那就是——生活是长青的,而理论却是灰色的。

用“南方系”的说法自然是一种方便法门,我想表达的只是,中国式的权力结构,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无论是个人还是地域、组织。

比如这次打击谣言运动中,湖北石安中院某位法官就做了一个司法解释,它引用美国大法官“宪法保护公民自由表达权”这一判词来表达不同意见,并清楚地表达出:在打压谣言这一点上,中央政府是违背言论表达自由这一宪法原则的。石安法官、南方系等的这些行为,意味着,地方权力(包括司法部门)具备了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而这种自主意识必然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力量。这并非是某种有意识的分裂力量,而是现实生活中必然会产生的某种格局。因为打压谣言等来自中央政府的指示,毕竟要落实到具体执法过程,落实到地方执法。而执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法的现实化过程,任何意识形态式的狂想最后都要在这样的现实化过程中接受检验,否则无法落地生根。意识形态毕竟无法自己运行,这就是一切革命者的必然命运,一切纸面法的必然命运。

更何况,现代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公民,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必然命运的嘲讽,由此,他们公然挑战这种管理者的逻辑,即使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

虽然打压谣言让很多人噤若寒蝉,但还是有人不在乎,甚至故传播谣言,公开告诉大家“我转发五百次”了,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挑战和嘲笑两高的司法解释。法律权威在网络中、在老百姓心中就在这样的嬉笑中丧失殆尽。

中国现在的网民已经到了五个多亿,五个多亿人的日常生活所构成的力量格局,如果有人还以为凭着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那只能说明他被权力弄混了脑袋。自从网络产生以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信息、权力、资源和真理高度分离、高度多元、高度平等的时代。从信息传播角度讲,这是一个自媒体时代,而与大众媒体时代(主要是官媒)截然不同。在传统的官媒体时代,媒体控制在官僚手中,舆论与权力合二为一。而在信息时代中,每个人都是信息中心,无论官媒体还是大众媒体,都无法取代、有时还需要以自媒体为基础。一些网络大腕的影响力甚至超出一些小的公众媒体。网上流传的说法是:一个博客相当于一本杂志,一个微博相当于一份报纸,而一个微信就相当于一个电台。传统社会中无论是报纸、杂志还是电台都是被国家高度控制着,但现在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自己的报纸杂志电台,这多么可怕!——对于习惯控制的人来说。当我们在玩自媒体时,不会觉得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就只当是娱乐、私人生活的点滴、偶而发发牢骚的表达工具、晒晒幸福的渠道,比如吃了顿蛋炒饭,晒一晒之类;见到稀奇古怪的事情,拍一张照片罢,没什么了不得的。但正是这种没什么了不得的日常生活所构成的力量——结构性力量——才是人类最大的力量,权力如果站在其对立面,失败的只能是权力,而不是生活。

我们的日常生活(自然包括谣言),那在意识形态崇高客体中根本不起眼的微末之物,却是比任何权力都要伟大得多、持久得多的力量。

2013年12月讲座,2015年6月整理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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