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某人凑巧有严重的心脑血管毛病，不然，人是骂不死的，任何一项统计数据都不会将遭受辱骂列为死因之一。那些道路以目、千夫所指者，从未有过被骂死的先例，他们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可以直面滔天嘲骂而谈笑风生。
我国曾对一项原则作出过深远承诺，那就是：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
——威廉·J·布伦南大法官
无论如何，诉讼总是有害于公共关系，一个起诉别的作家的作家从来不被人喜欢。
——保罗·约翰逊
一
这好像是真的，约在1653年，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在与对手血溅五步的笔战中，将法国拉丁文学者撒尔美夏斯(英国流亡国王查理二世的雇佣文人)生生骂死了。是否认领这份战功，弥尔顿略有纠结，他可能认为，撒氏虽咎由自取，自己那枝将要写出《失乐园》的扛鼎诗笔，还是远离命案为妥。
弥尔顿曾如此解释对方死因：
关于撒尔美夏斯，我认为我和他的战斗现在已经结束，因为他已经死了。至于他是怎样死的，我不准备谈，因为我不愿意像他那样把我的双目失明说成是罪恶的后果，而把他的死也列为一项罪名加在他身上。不过，把他的死归罪于我那些过分尖锐的讽刺的却不乏其人;他们说，他为了对我的讽刺进行抵抗，以致病况加剧。……总之，由于他没有能很好地为王族做辩护，已经在王公大臣面前失宠，据说，他为了这件事苦恼了三年，因心病而不是因身体上的疾病慢慢地死去。
我只能通过弥尔顿《为英国人民声辩》(全名为“英国人弥尔顿为英国人民声辩，驳斥克劳斯·撒尔美夏斯的‘为英王声辩’”)一书中的相关引文，领略撒尔美夏斯的文字掌法。这家伙使的尽是杀招，他倘能凭文字掌力让弥尔顿五脏崩裂，他不仅可从英王那儿领到一大笔赏金，想必还会喝上几杯。弥尔顿的恨意也不遑多让，他甚至早早就在书里诅咒对方“不得善终”。他是这样写的：
你敢说这种“王权起源于万国公法或自然法吗?”你这个禽兽!你对人类这样残忍而没有人性，我为什么要称你做人呢?……古时的狄奥尼修斯从一个暴君变成了一个冬烘先生，你这个文法家就真该变成一个暴君了。这并不是叫你享有皇室的权利来过荒淫无耻的生活，而是叫你不得善终。
笔墨乃非暴力器械，所谓“匕首投枪”、“字字如刀”云云，通常只是比喻，难以坐实。三国陈琳那篇才气横溢、骂尽曹操祖宗三代的凶暴文字《为袁绍檄豫州文》，除了让曹操的痛风病霍然而愈，别无他用。唐代骆宾王的千古名文《讨武曌檄》，最终也只是留下几句漂亮文辞，诗人的华丽预言并未得到历史的凑趣和成全，则天娘娘顶多一时有点郁闷，总体上毫发无伤。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有诸葛亮舌毙王朗一节，第一百回里，诸葛亮还曾笔杀曹真。两事皆属小说家罗贯中的虚构，真实的曹操养子曹真大将军，直到被孔明笔杀的第二年，方始死去，与孔明无甚关系;王朗同样是善终，且寿命很长。真实的王朗是位大学者，在与钟繇共掌魏国司法系统时，提出了“务在宽恕，罪疑从轻”的非凡理念。诸葛亮单凭几句“皓首匹夫!苍髯老贼!”的俊俏话就能取人性命，于情于理皆难以服人。
除非某人凑巧有严重的心脑血管毛病，不然，人是骂不死的，任何一项统计数据都不会将遭受辱骂列为死因之一。那些道路以目、千夫所指者，从未有过被骂死的先例，他们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可以直面滔天嘲骂而谈笑风生。勇于担当的人物也很难骂死，民主国家的民选领袖整天在舆论的冷嘲热讽里讨生活，接受嘲谑是他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乔治·华盛顿卸任总统时，费城《曙光报》写道：“此人是我国一切不幸的源头，今天他终于可以滚回老家，再不能专断擅权，为害美国了。”漫画家甚至把他画成一个驴身人面像。当此之时，华盛顿大概只能以威尔士诗人乔治·赫伯特的妙语解嘲：“如果驴子冲你叫，不要对它叫。”
有些脸皮构造别出心裁的人，每遇嘲骂，不嗔反喜，以为那是“天将降大任于‘鄙人’也”的强烈信号，他正可借用古语“虽千万人，吾往矣”或诗人但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来完成豪情万丈的转化与升华。同样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竭力羞辱魏国统帅司马懿，一点用都没有。
诚然，凡事总有例外，读罢弥尔顿《为英国人民声辩》和他批驳撒尔美夏斯继任者的《再为英国人民声辩》两篇浩淼长文，我必须承认：只要具备弥尔顿的刻薄才气和无穷斗志，文笔夺命还是可能的。实际上，为免不测，撒尔美夏斯的继任者先行隐去了自己的名字。
与今天的文人笔战相比，那是一个盛行丛林批评的巨人时代，两个走上笔墨擂台的对手，仿佛签下了一份由日月见证的生死协议。他们的论战只有目标，没有规则，若把寻常笔战譬为业余拳击，弥尔顿与撒尔美夏斯、莫鲁斯(即那个匿名文人)之间进行的，甚至不是职业拳击，而是UFC(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即那种在封闭铁笼里进行的无限制格斗。在UFC里，仍有数条限制，如禁止用金属物攻击，禁止抠挖眼睛，在丛林批评里，连这些限制都不存在，无论匿名攻击、谣言攻击还是人身攻击，凡能迫使对手现出狼狈相的，凡能令对手愁肠百转、痛不欲生的，皆在鼓励之列。决定胜败的依据，除了看谁的逻辑更严密，还得看谁更犀利，更俏皮，更狠辣。两勇相遇，智者胜，胜利既取决于花落谁家，亦取决于围观者的痰唾在谁的面门上。
弥尔顿一度被对手骂得颇为狼狈——对方骂他是“一个丑陋、庞大而又瞎了眼的可怕怪物”，“一个狗头人身的怪物”——他不得不花费大量笔墨，向列位看官解释自己还算过得去的身材容貌。话音甫落，他就结结实实地回敬了对方一顿：
我应不应该叫它是一个女面驴颈、满身杂毛、从不同野兽那里借来四肢的怪兽或贺拉斯诗中所描绘的那种怪物呢?他就是这样的东西，一个狂诗人，披着百衲衣和羽毛。至于他是一个还是两个仍值得怀疑，何况他也没有一个名字。
二
如系私人恩怨，无论何等激烈精彩，都与知识分子写作无涉。实际上，两人的论战关联着当时最大的公共秩序和社会正义。弥尔顿代表的一方，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共和制捍卫者，他们刚刚处决了国王查理一世;另一方则以流亡国王查理二世为代表，他们意在反攻倒算，恢复英国的君主制。受雇于英王的撒尔美夏斯也许没有别样抱负，属于有奶便是娘的无行文人(他曾自称“费用是国王支付的”)，弥尔顿不然，他把这项工作看得无比庄重，在《为英国人民声辩》序言里，他表示“我所要说的并不是卑微琐屑的事，而是一个最凶暴的国王如何蹂躏法律，摧毁宗教。”他还如此展望自己的成就：
我仿佛从突兀的高处，眺望无边无际的海洋和陆地。不计其数的人翘首以待，脸上流露出最强烈的关注和与我最相似的激动神情……一切热爱自由和美德的人，宽宏大量和明智贤达之士，不管他们出现在什么地方，总是有的暗暗喜爱，有的公开称许;有的向我致贺欢呼，有的长期怀疑，最后才为真理的力量所折服。此时此刻置身于亿万群众之中，我不禁浮想联翩，仿佛看到从直布罗陀到印度洋，世界各国正在恢复他们早已丧失的自由……
如美国学者安妮特·T·鲁宾斯坦所说：“弥尔顿对撒尔马夏斯的回敬没有超过对手对弥尔顿的攻击，但是论据的部分无愧于标题的尊严。”在对撒氏的驳斥里，弥尔顿系统展示了自己的共和国理想，对君主制作出了全面鞭挞。然而，对诗人极不公平的是，他漂亮地战胜了对手，历史却让他暂时成了输家。没多久，英国的君主制复活了，那个复活了的君主制，在后之群贤的努力下，又借鉴了弥尔顿的思想成果，从中催生出的代议制民主，日后反而成了现代民主政体的崇高典范。弥尔顿竭力倡导、殊死捍卫的权利和自由，在那个变了形的君主制下，竟然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对此，弥尔顿虽有点哭笑不得，欣慰仍会多于沮丧吧?
最令弥尔顿欣慰的是，约翰·洛克三十年后写就的煌煌巨著《政府论》，动笔原因几乎和弥尔顿完全相同，也是批评另一个下流文人罗伯特·菲尔麦爵士一本为君主制叫好的书《先祖论》;洛克对该下流文人的批评讥嘲，也是同样不遗余力，直捣黄龙。区别在于，洛克迅速意识到，相比驳倒一介文痞，正面立论更为切要。由于《政府论》的存在，今人即使忽略弥尔顿的政治思想，也未必有遗珠之恨。我们不妨借此领略一下弥尔顿的丛林批评大法：
弥尔顿对撒尔美夏斯等人的批评，是一种不遗漏任何一处细节追究的全面围剿。反正那个年代的写作不受版面限制(批评文本皆以小册子方式发行)，批评者逞才臆性，务求毕其功于一役。
双方皆使用拉丁文，撒尔美夏斯以拉丁文文法家自诩，在拉丁文领域具有更高造诣的弥尔顿，遂把大量精力用在嘲笑对方的种种语病上。鉴于法语与拉丁文的关系更为密切(它曾被“视作拉丁语的一种讹用形式”)，熟悉武侠小说的朋友不难想到，那便仿佛一个华山派掌门人被一名崆峒派高手用华山剑法击败，对手定然颜面无存，恨不得土遁而走。当弥尔顿质问“什么叫‘in persona regis’(在国王的身份上)?谁的拉丁文会用这样的字眼?”我辈虽不明究里，但可以想见，撒尔美夏斯的心理崩溃程度，唯当场被捉奸者可比。
由于对手还以古典学者自居，弥尔顿遂在学术上深挖狠揭对手之短，不放过任何一处引文、典故上的误用滥用。几个回合下来，围观者早已看清，两人的学术能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较弱的一方却还宿命地缺乏自知，数度主动挑衅，结果只能非常可悲了。俗语“关公面前舞大刀”，说的就是这种悲剧。
弥尔顿对撒尔美夏斯的嘲讽，洋溢着一股残忍的欢快。当年读钱钟书《谈艺录》，钱先生为了说明南宋诗人陆游写作上的蹈常袭故(有些直是抄袭)，一气举出46个例子。他竟然还嫌不够，日后又在补订和增订中补充了数十个例子。可以想见，陆放翁泉下有灵，定当哇哇大叫：“饶了我吧，你有完没完。”举例原是意在说明，当事实已然得到充分说明，继续例举就好像扫射一具尸体。当然，钱先生穷追猛打的举例至少还有资料收集价值，不宜轻非，弥尔顿如此痛击对手，除了一种诗人式的使气任性，想必还有瘫痪对手脊梁、钙化对手精神的用意，他要读者坚信，这号“村学究”笔下，不配出现任何值得刮目相看的见解。
对手私生活上的种种不堪(老实说，我不敢确信)，也构成弥尔顿的拳击沙袋，供他展示各种拳法。骂到兴头上，我们的诗人还会突然来一首诗，比如这样：
撒尔美茜，依势胡为，
谁受愚弄，丈夫气微。
来时男子，去时女辈，
泪珠一滴，转眼娇媚。
这类即兴涂抹，撒尔美夏斯感受到的，是一种落水狗仍在挨打的痛楚，读者眼里的诗人，则仿佛获胜的拳击手绕场一周，接受欢呼。
最要命的是，弥尔顿的文字诗袋里，随时都能射出一枝枝刻薄的毒箭，令旁观者笑逐颜开的比喻，常以神出鬼没的方式，猝然杀到读者面前。比如这样：
这位演说家是如此的平淡无味，甚至连他流出的眼泪都不够咸。
你的声音又是这样微弱难听，我想你纵然给荷马的老鼠当了号兵，它也不会向癞蛤蟆开战。
往下我将非常称庆地撇开他那些废话连篇的喊叫，这些字纸只能拿去包鱼。
甚至那些乍看上去无从下箸的话头，弥尔顿也能找到攻击点。当对方自称“做得像个演说家是不恰当的”，弥尔顿马上嘲讽道：“你真聪明，一切办不到的事，你都能看出来是不适合你的。”当对方提到“实际上他们更加勇敢了”时，弥尔顿又眼明手快地给对手添了个括弧，提示道：“我认为他说到勇敢的人时是不能不令人肉麻地做作一番的。”——遇到这种对手，一死了之未必是最坏的结果。
逞才真好!诗人逞才，就像美人展眸、孔雀开屏，原是世间第一等美事。
三
就像知识分子的古典含义“士”所涵盖的那样，知识人曾是强悍精神的杰出代表，无论出于热爱真理、捍卫正义还是保护自己独创或偏爱的学说，或仅仅是捍卫一己自尊，他们也不惜与论敌展开文字血战。孟子曰：“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实际上，他们“不得已”的门槛非常低，霍姆斯大法官尝言：“对于浪漫故事中的骑士来说，仅仅同意他的恋人是位好姑娘，是不够的，如果不承认她尽善尽美，世间无匹，就得找你决斗。”过往的知识人同样如此，即使只在某个枝节问题上存有异议，他也可能与你先书信决裂，后文字决斗。卢梭如果不是那么容易与好友结仇并激辩，他的思想成果肯定大打折扣。他的伟大对手，如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差不多也这样，而思想随之增进，文明随之灿烂。
思想者对观点差异越敏感，对反方观点的包容度越低，常常越能营造灿烂的思想星空。另一方面，更加成熟的社会，对言论也更加宽容，对具有丛林特征的批评，不至于见风就是雨，动辄召唤有司介入。
正如足球比赛有“合理冲撞”一说，相对更不容易产生实质性肢体伤害的学人争辩，对“合理冲撞”的界定理应放得更宽。当批评处于一种活水状态，当思想市场处于一种缺乏管束的自为状态，就像自由经济会带来富有活力的经济秩序一样，充分的思想成果也更容易诞生。尽管丛林批评里不乏令人皱眉的旁门左道，我们也很难坦然面对谣言攻击或人身攻击，然“水至清则无鱼”，给学术论战设定过多规则，即使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出发点，结果仍可能弊大于利。伏尔泰在与卢梭论战时，甚至把卢梭说成日内瓦一家剧院的纵火犯，也没啥大不了，素来不以度量宽宏著称的卢梭对此还一笑置之。由于论战是在公共论坛进行，只要相信思想市场具有激浊扬清的自净功能，那些手段更下流的家伙，也就很难在众目睽睽之下获得荣光，造谣者往往不待司法介入，即先行在读者的唾弃声里受到更大惩罚。
与往昔充满丛林气息的批评世界相比，今天的批评环境过于温和驯良了。别说思想较量和观点交锋，连最适宜用文字辩个明白的寻常是非，如剽窃与否，最近都流行发律师函了，动辄以诉诸法庭相威胁。另一种回避论战的常见景致，是观点之辩滑向态度之争，似乎只要从对方文字里觑得几颗火星，被批评者就有了反戈一击的机会，他第一时间就揪住态度不放，于是，再大的观点分歧也会被一桶浆糊的态度纠纷所替代。更可笑的是，此时往往会出现一种“攒人品”式的仲裁者，用民间老娘舅的口吻呼吁双方“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云云，实质是用市井的伦理法则来干涉鲜活的批评法则，用庸俗的道德绳索来捆缚不羁的艺术才情，倡议者软硬兼施地要求批评者背离“文似看山不喜平”、“嘻笑怒骂皆文章”的批评大道，哄骗批评者放弃义愤填膺的权利。倡议者还可能怀有一种不值得尊重的惺惺相惜，我们几乎可以肯定，鲁迅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认同这种呼吁。那其实是弱者的德性，卑怯地恳请对方高抬贵手，缴出批评武器，以便向自己趋同。“有话好好说”能得到广泛响应，多半缘于弱者间的扎堆取暖。
另一种孱头式批评，是伪装高傲，用做作的不屑之情来掩饰软弱，回避论战。钱钟书对此有过一个妙语，叫“实不能而佯不屑”。在国内，甚至有知名人物以自己“社会评价降低”为由，将批评者随意告上法庭。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被批评者“社会评价降低”，原是优秀批评的逻辑结果。当弥尔顿痛扁撒尔美夏斯时，难道我们应该指望撒氏的社会评价不减反增吗?依他们的玩法，弥尔顿有可能被罚得倾家荡产。
在精神领域同情弱者，意味着强者的处境将变得糟糕。我想，弥尔顿、潘恩等先贤与人笔战时，幸亏周边缺乏这类和事佬，否则，读者的损失就太大了。在那巨人辈出的时代，普通读者虽然不是巨人，但熟悉巨人的口吻气场，即使作为围观者，他们的姿态也更为从容。假如批评的进步只会导致弥尔顿、伏尔泰、卢梭、潘恩、鲁迅等思想巨子纷纷接到传票，那肯定出了问题。
亚伦·德肖维茨说过一件趣事：1977年，三名苏联官方辩手与三名意大利代表就人权问题进行电视辩论，苏联人赢了，他们兴高采烈之余，向美国发出挑战。美国人接过战书，“三位苏联辩论者将和三位美国辩论者进行90分钟的电视辩论，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ABC)作实况转播。”当苏联人获悉美国辩手里有德肖维茨教授，他们马上改变了规则，“莫斯科电令苏联队不要参加由我对他们的代表进行质证的辩论。”德肖维茨此前曾亲赴苏联，替遭受苏联当局迫害的犹太人辩护，苏联人知道他的厉害。对此，德肖维茨无法克制内心的鄙夷。的确，在重大问题上不敢像斗士那样投入辩论，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意味着丢脸。
当然，有些纷争是可以交由法庭仲裁的，如盗版，因为论战本身不会带给你经济补偿。德肖维茨前不久遇到一件烦心事，他朋友卷入的一桩民事诉讼里，原告证人举证时顺口说到德肖维茨有嫖妓之举，舆论大哗。美国法律为保护证人，规定证人举证时的内容免受庭外滋扰。如此，德肖维茨等于吃了哑巴亏，他的名誉受到损毁，却被剥夺了自证清白的机会。接下来，他故意在脱口秀节目和文章里，用颇为蛮野的丛林批评手法，污辱该案原告，诱使对方向自己提起名誉侵权诉讼。一旦德肖维茨成为被告，他将获得澄清机会，可以充分地捍卫清白。
德肖维茨诱人上法庭，不是回避，而是想方设法找到一个辩论战场。最终，相关法院宣布该证人涉及德肖维茨的举证无效，此事才不了了之。
来源:经济观察报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