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儿童读经”的教育学反思
儿童要不要读经?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至少包含两个子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读经的目的是可欲的吗?这就涉及价值合理性问题，如果对此予以否定回答，提出坚决的理由证明读经的目的是不可取的，是违背人类基本价值的，那么整个读经运动在合法性上就被完全取消了。可是价值问题永远是最复杂的那种，千言万语也不足以搞个明白清楚。
第二个问题是，读经作为一种手段和途径，能够达到它所设定的目的吗?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属于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的范畴。但是，读经的主体是儿童、是正在发展成熟的人，技术上的失误对儿童的损害，特别是精神上的损害，是难以估量、难以补救的。因此，在第一个问题争论不休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把更大的精力放在第二个问题上。这样做的另一个理由可以从罗兰夫人的那句名言中得到，“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大多数令人发指的恶行永远顶着堂皇的冠冕，帽子虽然很高、很大，但实际上可能是艳若桃李的脓疮。脓疮愈艳，其毒愈烈。
读经运动首先是一个教育行动，力图促进儿童向善、向好，谁也不能否认这种动机的善意。虽然不少读经的提倡者还夹带了不少私货，希望通过读经弘扬国学或儒学，建设美好的国家甚至是人类共同体，但是这些希望的实现必须以个体的发展为前提。善、好都是空泛、抽象的词语，每个思想派别总要比较具体地规定哪些善、哪些好，关于目的的争议也往往发生在这个层面。教育的根本要素之一是教育目的，因此教育学需要对读经的目的进行讨论，分析蕴藏在目的中的要素、结构、标准等基本成分。但是，正像前面所说，目的问题是最复杂的问题，需要高度的思考力与敏锐感，否则容易流于口舌之争。我自认把握不了这个题目，所以只想谈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虽然没有第一个问题那样复杂，但是也绝不能说容易。这个问题首先要求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材料上。所谓材料，指的是所读之经的内容，相当于学校教育中的课本或教材。材料的多寡、层次、衔接、组织、展示等因素都会对教育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内容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这就与教育目的紧密结合在一起，事实上，对教育目的的讨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能够体现这些目的的内容进行详实分析，对两者加以比较，看看目的是像人们声明的那样，还是在挂羊头卖狗肉。更要紧的是，负载价值观的内容往往具有意识形态性，这就不仅仅是价值观之争了，而牵涉到统治与权力问题。因此，鉴于这方面问题的严肃与复杂，我暂时也不谈。
这也不谈，那也不谈，还剩下什么可谈呢?
第二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从实施程序的角度看，读经能够实现预期效果吗?这也就是手段的有效性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脱离目的，因为手段有效性的判断标准是从目的中引申出来的。手段总是针对目的的手段，它自身无所谓有效性问题。作为一种教育或教化行动，读经的内在目的是促进儿童个体道德人格的完善，就儒家来讲，就是培养谆谆君子。在教育分化领域中，这属于道德教育或狭义上的德育。德育的基本方法是陶冶，近似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化”(但“化”的含义更加宽泛)。陶冶教育与语言传授、实际训练是教育的三种基本形态，特别是在德育、美育领域中，陶冶教育是或应当是主要的教育方法。
这里岔开一句，我国目前的德育或思想品德课程之所以大遭诟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背了德育的基本方法要求，以教条灌输代替了陶冶熏习，结果不能在实际上形成道德性格和习惯。
众所周知，读经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尚处于自我意识与理性萌生状态中的儿童没法理解国学或儒学的玄奥含义，加上文言文所造成的语言隔阂，导致读经实际退化成“背经”。背经的实质还是教条灌输，对于道德人格的养成是无益的，对思维的形成是有害的。由于这种弱点显而易见，因而不得不采取一些补救措施。
最常见的一种辩护理由是，儿童读经虽属生吞活剥，但是背下来的句子已经深深印在了他们的脑海，在他们理智成熟后，特别是有了比较丰富的人生阅历后，就能够对这些思想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且能够成为他们行为的可靠指导。也就是说，读经的效果具有比较长的延时性，但是不能否认它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对这种看法的支持通常取自于某些思想家或学者本人的亲身经历，似乎得到了实证的支持。我们知道经验归纳永远只能是不完全归纳，经验证据的积累不能证明一个理论或观点为真，只是意味着暂时经受住了反驳;相反，一个反例却能证伪一个被承认为真的真理。在这里，取自少量个别案例的正面证据根本不足以支撑这个观点的正确性，而历史上众多精通儒学的道貌岸然者已经证明其伪，这是其一。
其二，死记硬背所得到的只是机械的、无意义的文字组合，这就像要儿童记住一块石头的花纹一样。无意义的材料很快就会被遗忘，因为无意义的东西很难被主体整合进他的图式结构中，通常只有那些对我们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牢牢记住。那些成功的案例之所以成功，事实上不是由于他们下过童子功，而是因为他们进行了深刻的自主思考，经过思考之后，幼年时死记的东西才会变得鲜活。其实，如果他们在成年之后再诵读、思考这些道德经典，也不妨碍他们的理解，兴许还更能出新。反观普通人的一生，用于思考和反思的时间太少太少，我们就像泰勒斯身边的那位侍女或者看天的那只井底青蛙，水井几乎是我们的全部天地。更何况，我们主要按照从身边父母友朋的实际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道德规范组织自己的生活，而很少会根据教科书行动。
读经的第二种主要补救措施就是“身教”。通过以身作则和榜样示范，儿童就会在无形中发挥模仿的本能，有样学样。这种教育方法是典型的陶冶教育，往往能够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我们常说，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位老师，原因就是父母是我们最开始和最基本的模仿对象。读经是一种教育活动，自然需要教育者，教育者则能够起到示范的教育作用，这是无疑义的。但是，这里存在两个主要困难。第一，顾名思义，读经重在儿童自己熟读背诵，教育者发挥的主要作用是语言传授，在这种活动结构中，教育者的行为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儿童也不知道教育者在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样子，教育者的形象是单一的，示范是有限的，因而可供模仿的行为也是有限的。第二，儿童的首属群体是家庭，家中长辈给儿童以全面的示范，但这种示范很可能偏离道德教育的目标，从而把教育者的影响予以抵消和抹除。儿童的主要次级群体是伙伴群体，而儿童就是儿童，不会有成年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他们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一套目标和规则，这些目标与规则和教育者所期望的标准是不大可能一致的。因此，在读经过程中，教育者的“身教”效果非常有限。一旦碰上媒体上报道的那类无良国学班，只怕不仅会戕害儿童的心灵，更会让儿童憎恨传统文化。
除了“身教”之外，读经还提倡“行教”，这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的基本方法。所谓“行教”，也就是让儿童在实际训练中养成行为习惯，这也是一种陶冶教育形式。这种方法有其独到之处，从德育上讲，就是外在塑造。正因为是外在塑造，这种方法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办法。如果将它当作主要方法，就容易流于形式，甚至造成强制和压迫。因为很明显，儿童是不耐烦一种规行矩步的生活的。对于读经来说，还存在一个困境，读经主要在于读，而不是行。如果以行为主，那么就成了礼仪训练班，而不是一种人文教育活动了。
所以，我的结论是，从教育手段上讲，读经不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它与现行的学校德育一样，犯了以语言传授为主要教育方法的错误。从教育目的和内容上，读经或许有可取之处，又或许存在更大的错误，这是需要仔细甄别的。读经运动要想取得成绩，一个可行的办法也许是从家长和学校教师入手，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慢慢浸染儿童的心灵与行为，从而达到陶冶的目的。成人毕竟有比较成熟的理性，能够对伦理道德观念进行思考和鉴别，而经过理智认可的观念会在人心中扎下根来。但是，正因为已经成年，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就更加固定，难以动摇，因此，这种方法也是极端艰难的。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