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笔者查阅各种资料,经过反复比较,认为国军在抗战中的第一名将、第一功臣,应当是薛岳。因为他指挥下的战役,消灭敌人最多、战果最辉煌、意义最重大。

薛岳1在我国八年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中的抗日名将,不能说灿若群星,也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但谁是抗日第一名将?谁是抗日第一功臣?换言之,谁在抗战中指挥若干战役消灭敌人最多?谁取得的战果最辉煌,胜利的意义最重大?

笔者查阅各种资料,经过反复比较,认为国军在抗战中的第一名将、第一功臣,应当是薛岳。因为他指挥下的战役,消灭敌人最多、战果最辉煌、意义最重大。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对其他抗日名将的宣传连篇累牍,大张旗鼓,而对这位在抗战中立下最大功劳的薛岳将军,却有意无意(可能是故意)的疏忽、淡化,甚至掩盖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 周年这个全世界瞩目的日子里,我们应当拂去岁月的灰尘,消除偏见的藩篱,让这位真正的抗日英雄放出光来,矗立在整个中国人的心中。

薛岳,字伯陵,绰号“老虎仔”,1896年生于广东乐昌县一个农民家庭。1912年,年仅16岁便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跟随革命党人朱执信进行反袁护国斗争。薛岳先后就读过黄埔陆军小学、武昌陆军学校、保定陆军学校,精通史地,晓畅军事。北伐时期,担任过号称“铁军”的第四军代军长。披坚执锐,指挥若定,被人视为文武双全的将才。

抗战一开始,薛岳便一直是前线指挥官。他先后担任过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和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第一兵团总司令等职,参加过淞沪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在武汉会战中,他指挥第一兵团痛击日寇,取得“万家岭大捷”,歼灭日军1万余人,活捉300余人。其战功可以和台儿庄大捷相媲美。新四军军长叶挺曾赞扬道:

“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立,盛名当垂不朽!”

自此以后,薛岳即使退职赋闲,再不打仗,也可以成为和李宗仁、张治中齐名的抗日名将。然而他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休息,而是临危受命,敢打硬仗,为抗击日寇,保卫国家,取得了更加辉煌的胜利,立下了无与伦比的战功。

武汉失守后,薛岳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2月,又兼任湖南省主席和国民党湖南省主任委员。到第一次长沙会战前,他已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了。

连战皆捷、势如破竹的日本军队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湖南长沙。守土有责的薛岳抱定决心,决不让长沙成为第二个武汉,第二个南昌!

薛岳根据战区和湖南的地理形势,制定了一整套作战方案,决定把湘北作为埋葬日寇的战场。湘北对敌不利而对我有利:从岳阳到长沙的100公里地段,东有幕阜山、九岭山由北而南绵延耸立,西有800里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夹在中间的一条狭窄通道上,又横卧着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和浏阳河,敌人的现代化武器施展不开,却是我军天然的拒敌屏障。

根据这一地形特点,薛岳制定了“争取外翼,主次消耗敌军,后退决战”的方针。具体内容就是:先利用几条河流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号称“伯陵防线”(伯陵是薛岳的字)。在新墙河、汨罗江一带对入侵日军节节抵抗,以迟滞和 敌军。我军要避免被敌人穿插包围,力争在运动中跳到侧翼的幕阜山、九岭山,威胁敌军侧背。待疲惫不堪的敌人进抵捞刀河、浏阳河一带时,我军预先埋伏的主力前后左右进行夹击,在决战中消灭敌人。

1939年9月上旬,冈村宁次调兵遣将,准备进攻长沙。薛岳经过研究,判断出敌人的进攻方向。一是日军将以主力从岳阳、通城方向南进,直取长沙;二是日军以有力之一部,从南昌方向西进,以策应湖北作战,并寻机捕捉我军主力部队决战。根据这一判断,薛岳向部队下令:以主动攻击手段,消耗敌人的战斗力,诱敌深入于长沙以北地带,将敌主力包围歼灭之。

1939年9月14日,日军106师团和101师团,在飞机配合下,首先在赣西的靖安、高安等地,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目的是为了策应湘北,吸引中国军队主力东移。

驻守这个地区的两个集团军,都是地方杂牌军队。卢汉的第一集团军(滇军)、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川军),在战区副司令长官、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的指挥下,与日军展开激战。为了争夺高安这个进入湘北的咽喉要地,中日两军反复拼杀,高安两度易手。后来,薛岳调来中央军王耀武等几个军,终于夺回了高安。

湘北的主战场,冈村宁次集中了最精锐的第六师团及上村支队和奈良支队(旅团),加上一部海军陆战队,共5万多人,于9月18日,向驻守新墙河的中国守军发动猛烈进攻。

驻守这一地区的是中央军第十五集团军,下辖52、79、37三个军,10余万人。总司令由薛岳兼任,由关麟征代理总司令具体指挥。关麟征是黄埔一期生,以善打硬仗被人称为“关铁拳”。日本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称赞说:“关麟征一个军,应视为普通支那部队的10个军。”

9月18日拂晓,日军在进行了两个小时猛烈的炮火袭击之后,两个大队的步兵开始向金龙山等地发起冲锋。守卫金龙山的52军2师胡春华营,坚守阵地,连续打退了日军五次集团冲锋。有两次,等人已冲破防线,中国守军跃起来与敌人拼刺刀,贴身肉搏,把敌人赶了回去。经过两天激烈战斗,该营士兵全部牺牲在阵地上,壮烈殉国。日军也在付出了数百人伤亡的代价,才占领了金龙山。

9月22日清晨,日军集中全部炮兵,对雷公山等地发动了更加猛烈的炮击,随即用两个联队的兵力轮番发起冲锋。守卫阵地的52军195师史思华营顽强坚守,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到黄昏时,全营已经伤亡过半。师长给史思华打来电话:“如果敌人火力太猛,无法支持,不得已时可以向东撤退,靠拢大部队。”

史思华对着话筒,慷慨激昂地答:“作为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

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夜间,史思华和他的全营士兵全部壮烈殉国,日军才占领阵地。

冈村宁次指挥日军继续发动猛烈攻击,关麟征指挥部队顽强抵抗。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代价。日军有时进攻受挫的时候,竟丧心病狂地施放毒气,使中国军队丧失了抵抗力,他们才攻了上去。

从9月18日到26日,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日本军队和以薛岳为首的中国军队,在新墙河、汨罗江两岸血战9天。日军好像步步进展,但付出了惨重伤亡的代价;中国军队损失也不小,但使其在湘北地区消灭关麟征部队的计划完全落空。更主要的是,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正是薛岳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略部署。

正当中国军队按照薛岳的严密部署,撤到汨罗江南岸,布下天罗地网,准备在湘北围歼来犯之敌时,薛岳却接到重庆最高统帅部撤退的命令,类似于古代宋高宗向岳飞连下九道金牌。这是怎么回事呢?

9月中旬的重庆,后方的最高统帅部也在紧张地制定长沙会战方案。

主持制定方案的是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政治部部长陈诚。他们按照湘北敌情,拟定了两套作战方案:一套是死守长沙;一套是主动放弃长沙,避免与敌进行战略决战。方案完成以后,他们立即呈送最高统帅蒋介石审阅和决断。

在曾家岩幽静的委员长官邸,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这个方案。看着这两套方案,不禁心潮翻滚,愁锁眉间。他想起半年前的南昌战役。那次进攻南昌的也是连战皆捷的冈村宁次的第11军。当时重庆统帅部的作战方案是死守南昌,南昌失守后,又下死命令夺回来。结果,为了这一座城市的得失,连连损兵折将;敌人的坦克在南昌横冲直闯,我们的士兵一批批倒下,损失了五、六万精锐部队,最终也没有夺回南昌。而日本只损失了2000多人。中日两军的战斗力之悬殊,不言而喻。

如今,同样的战局又出现了,长沙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南昌呢?一想到自己的“看家老本”第十五集团军和十九两个集团军,弄不好会在保卫长沙的血战中丧失殆尽,长沙也不一定能保住,蒋介石不禁脊梁发麻,内心发疼!他一拍桌子,下定决心,提笔在文件上批道:

“取放弃长沙方案,第九战区应避免与敌硬打死拼,保存主力,相机歼敌。”

接着他又命令白崇禧和陈诚火速飞往长沙,传达统帅部弃守长沙的战略方案,并协助薛岳指挥撤退行动。

白、陈两位钦差大臣不敢怠慢,星夜坐飞机直飞长沙。到了长沙,得知新墙河、汨罗江一带正在激战,第十五集团军节节后退,防线似乎已无法支持了。这似乎在印证着不守长沙的必要性。

白、陈得知薛岳已经把指挥部撤到禄口以南一个小车站附近的一所小学里,便立即赶到那里,向他出示了放弃长沙、避免与敌决战的命令。二位大员满心以为,正在“苦苦支撑”的薛岳一定会如释重负,感谢统帅部开了“绿灯”。这样的撤退堂堂正正,以后谁还敢说半个“不”字?

谁知薛岳见了蒋介石的手令,一脸的不悦,很不以为然地说道:

“长沙是南国门户,战略要地;蒋委员长几个月前也对我说,长沙地位重要,是重庆的屏障,让我一定要守住长沙,现在怎么能改变主意?我第九战区兵力为全国各战区之冠,居然不守长沙,军人的职责到哪里去了!”

一番话义正词严,让陈诚和白崇禧十分感动。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今,蒋委员长的手令在此,岂能拒不执行?他们只有委婉劝说薛岳执行命令。

然而,薛岳就像一头倔强的骡子死不回头。他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叫我当第九战区司令官,我就要凭我的脑袋办事,指挥打仗。别人的脑袋毕竟是别人的,代替不了我薛岳。如果我整天用别人的脑袋说话办事,那还要我薛岳干什么呢?二位回去告诉委员长,只要我薛岳当一天九战区司令,这长沙城我是守定了!”

二位“钦差”见薛岳如此执拗,一时也不好强迫,只得暂时告辞。并郑重地劝薛岳要三思,不要公开违背统帅部的命令。

就在这天晚上,前方传来战报,日军已突破汨罗江,正在南岸猛攻国军的第二道防线。各路军队节节抵抗,节节后退,长沙城仿佛危在旦夕!

这下陈诚和白崇禧心里发慌了。他们一方面担心九战区的精锐主力被日军包围歼灭,或是在长沙城下与敌人死拼硬打,消耗殆尽;一方面他们也为薛岳捏了一把汗:公开违背最高统帅命令,如有闪失,必上军事法庭!另外,如果薛岳抗命造成重大损失,他们作为“钦差”也难逃其咎。想到这里,陈、白二人更加恐慌。就在那天夜里,他们连续给薛岳打了9次电话(仿佛宋高宗的九道金牌),严令他立即执行统帅命令,马上从长沙撤出守军,并将其他部队向东南和南方撤退。否则军法从事!

可是,这一切吓不倒倔强的薛岳,他在电话中慷慨激昂地吼道:“长沙地位重要,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作为军人,我们应该发挥良心血性,以死保卫它!我薛岳已下定决心,九战区誓与湖南共存亡!誓与长沙共存亡!”

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见“尚方宝剑”吓不住薛岳,只好又委婉相劝:“正因为湖南战略地位重要,所以委员长才为九战区配置如此强大的兵力,正是为了长期守卫,与敌相持。如果因为长沙一地而失去了战区精锐主力,又怎么能与敌人长期相持?目前最重要的是保持势力,以图将来反攻。来日方长,现在切忌与敌死拼。要知道,日军一直寻求的就是速战速决。南昌战役失利的教训应该记取!”

丢失南昌,又损兵折将,是薛岳的一次败笔。白崇禧一下戳到他的疼处,薛岳顿时冒起一股无名火,他冲着话筒喊道:“这里不是南昌!随你怎么说,长沙城我是守定了!”

白崇禧也火了,他马上提高了嗓音:“你不要感情用事啊!伯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况这是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薛岳回答说:“就是砍我的脑袋,这长沙城也决不放弃!”

陈诚见薛岳软硬不吃,心中也颇为光火。但回头一想,觉得在目前如此紧急的情况下这样吵下去,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贻误战机。他觉得薛岳如此固执,也可能他成竹在胸,胜券在握。便决定仔细听一听他的意见。

陈诚从面红耳赤的白崇禧手中抓过电话筒,问道:“伯陵,守长沙你有把握吗?”

薛岳回答得干脆、坚定,铮然有声。

陈诚又询问各部队的情况,薛岳回答说:“各部队均按预定方案在英勇作战,官兵们斗志昂扬,杀敌热情很高。”

陈诚放下电话,和白崇禧商量了一番,觉得既然拗不过薛岳,只得尊重现实,让薛岳按既定方针办吧。同时立即将长沙的战情和薛岳的决定、作战方案及其执拗的态度,一并上报委员长,请他重新决定。

电报发出以后,不久便接到回音,最高统帅蒋介石改变了主意,决定采纳薛岳的意见,在长沙附近与日军决战。他电令第九战区:

“准备以6个师的兵力,位置长沙附近,由薛长官亲自指挥,袭击向长沙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

薛岳见到这道命令,满意地笑了。与最高统帅部的一场激烈争执,终于以薛岳的胜利而结束。

薛岳敢于如此强硬地拒绝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是因为他确实胜券在握。鄂南、赣西等几方面的战局均按照战前预料和设计的那样,在发展进行着。

9月21日,日军第33师团从鄂南的通城向南发动进攻,企图突破幕阜山的防线,向南直插到平江,从侧后方迂回到湘北,配合岳阳方向的主力,消灭第十五集团军主力,逼近长沙。

日军的进攻首先遭到第27集团军的顽强抵抗。

该集团军是川军系统,总司令杨森。实际上只有一个军,辖两个师。川军和滇军、桂军一样,被视为“杂牌军”,历来受到蒋介石的排斥,武器装备、给养等方面,远不如蒋的嫡系中央军。然而在淞沪抗战以来的多次重大战役中,川军广大将士爱国之热情、作战之英勇,不亚于任何一支部队。日军在长沙会战时,多次想策反这些“杂牌军”,均遭碰壁。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和杨森的第27集团军一致对外,奋勇抗敌。

9月27日,杨森部134师在南楼岭、苦竹岭一带,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在枪林弹雨中,一名身背图囊的日本军官被击毙。日军突然像发了疯一般,不顾一切地来抢这个军官的尸体。川军觉得奇怪,这个死鬼竟如此贵重,必有缘故,便立即用猛烈的炮火打退日军,经过几番拼死争夺,最终134师李麟昭团抢到了这具尸体,从这个宝贝死鬼身上的图囊里,搜出了日军第33师团的作战任务和标图。从中得知,日军33师团将由北向南进击,从南岭攻白沙岭,再攻龙门镇,直下长沙,从侧背迂回包围长沙。本来杨森集团军是由西向东布防,重点是阻击南昌方向的来犯之敌。杨森获得了这个极其重要的情报以后,马上改变了部署,命令部队立即改为由南向北防守日军进攻。同时调兵遣将,9月28日,杨森指挥第79军和20军主力,把日军包围在长沙街地区。双方激战到中午,日军伤亡惨重,不得已向通城方向溃退。日军在溃退中,大肆焚烧两侧的民房,乘黑夜烟雾掩护退却。

杨森一面向蒋介石、薛岳汇报战况,一面命令各路川军迅猛追击。师长夏炯亲率399团切断日军退路,逐渐缩小包围圈。日军地形不熟,飞机、大炮在黑夜中失去了效力,步兵只有在川军的包围圈中东逃西窜,不断被击毙。经过一夜激战,日军第33师团大部被歼。次日,在飞机和通城日军的掩护下,33师团残部才丢盔弃甲,仓皇逃回通城原来的驻地。

至此,冈村宁次的三路大军中的鄂南一路,已完全失败。

赣西一路日军,第101、106师团各一部,本应突破九岭山区国军阵地,进入湖南,从浏阳河地区包围和夹攻长沙的,结果刚一露头,就被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和王陵基的30集团军堵住在隘口,连高安城也没能出来,根本没有进入湖南一步。

中路日军主力经过血战,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渡过汨罗江,终于进到捞刀河畔,长沙城已遥遥在望。但是,冈村宁次设想的消灭第十五集团军的计划已经落空。该集团军在新墙河、汨罗江一带予敌重创之后,且战且退,十几万大军在关麟征将军率领下,井然有序地撤退到长沙东南,跳到了日军的外围,埋伏在幕阜山下,居高临下,蓄势待发,随时准备扑向在山下河网地带筋疲力尽的日军。

经过10多天的战斗,精锐的日军第六师团已成强弩之末。冈村宁次的后勤补给发生严重困难。上百万的湖南老百姓,在地方政府和军队的组织下,把新墙河到捞刀河之间100多公里的公路、大道挖成了细土,各种田间小道也全部挖掉。这条线上的所有大桥、石桥、铁桥,全部拆毁、炸掉。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几乎全部断绝了。

冈村宁次立马捞刀河畔,望着近在咫尺的长沙城,心里一阵阵发怵。此时他已明白,第十五集团军并非败退,而是有计划地向长沙附近转移,布下了“口袋阵”,等待着自己钻进去呢!

此刻他明白,侵华战争两年多来一直保持不败纪录的他,这次要栽倒在薛岳手下了。他精心设计的“湘赣战役”已经失败了,再打下去已毫无意义了。他准备撤退了。

9月30日,日军第六师团一部突破中国军队防线,越过捞刀河,直扑长沙城北30公里个永安市,与守军25师一阵激战后,占领了这座城市。这是日军南侵以来,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日军的“虚晃一枪”,以掩护退却。

10月1日,进驻永安市的日军,首先向捞刀河以北退却。

薛岳原本已把第十五和第十九集团军的几个精锐军部署在长沙东边,准备在那里同冈村宁次决战,不料日军还没有钻进口袋就乖觉地撤退了。于是他果断地命令各部队改防守为追击,尾随敌军搜索前进。部署在敌军东侧山地中的部队,则不断对敌军进行侧击、腰袭,大量杀伤敌人。

10月2日,日军一部6000余人在上杉市遭到国军195师夹击,死伤枕籍,残部向福临铺溃逃。国军收复上杉市。

10月3日,15集团军各路追击部队尾随日军之后,先后收复了安定桥、新市、汨罗、营田。

10月5日,冈村宁次向日军发布全线退却的命令,命令称:“鉴于中国军队潜伏于汨罗江、修水两岸地区,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移,以图战斗力之恢复,并严密注意华军之追击。”

该命令是装在铁筒中,用飞机空投的,结果那架飞机被中国军队击落,命令内容被中方得知。薛岳根据这一情报,立即向各部队发出命令:

“湘北正面各部队以现在态势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崇阳、岳阳以南地区捕捉之。”同时要求已深入敌后的各挺进部队、游击部队,加紧破坏日军交通,阻碍其退却计划的实施。

根据薛岳的命令,国军主力37军由汨罗渡河,向铁路正面追击敌人;52军出平江附近,向敌进攻;79军向湘鄂公路之敌的侧背攻打;其他军和地方也从各路全面反攻。整个国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日军压去,日军狼奔豕突,全线溃退。失陷的土地转眼间全部收复。

10月10日,中日两军在湘北地区又回到了9月18日以前的阵地。第一次长沙会战历经23天,虽然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但从战略意义上说,中国获得大胜,日本遭受惨败。

战后,白崇禧向蒋介石报告,薛岳一意独断指挥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共歼敌4万多人,其中少佐以上军官40余名,缴获枪炮辎重无数。而中国方面阵亡、失踪人数达4万余人,损失火炮26门,轻重机枪270挺。

从伤亡人数看,中日双方似乎打成了平手。但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日本人丢盔弃甲仓皇逃跑了。冈村宁次计划消灭第九战区主力部队的目的落空了,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更重要的是,战争爆发以来,日军几乎是攻必克,战必胜,一座座大城市不断落于敌手。如今日军的凶锋终于挫折于长沙城下。这无疑是最高统帅部和全国军民的极大鼓舞。

战报传到重庆,蒋介石兴奋不已,当即电令嘉奖薛岳和第九战区将士:

“此次湘北战役,残敌过半,举国振奋,具见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慰。”

至于薛岳胆大包天、违抗命令之事,也在大捷之后的一片庆功声中烟消云散了。

薛岳指挥的第一次长沙大捷,才是中国抗日战争真正的大捷。其它的“大捷”,虽然是一时的胜利,但根本没有挡住敌人的进攻,大捷之后便是大撤退。平型关大捷没有挡住太原的沦陷,台儿庄大捷没有挡住徐州的沦陷,而长沙大捷不仅驱走了日寇,而且结结实实保住了长沙,使日寇两年多不敢进犯长沙。

这场辉煌大捷的关键人物,就是薛岳。可以说,没有薛岳,就没有长沙会战的胜利。薛岳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宁可掉脑袋也要守住长沙、为了国家敢于担当的英雄气概,不仅为八年抗战,而且为中华民族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当然,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为了保存实力,先是严令撤退,后又采纳薛岳的意见,电令抗击,也可谓顾全大局,从善如流,不讲面子,同样令人感佩。

薛岳仅此一仗,就奠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第一名将、第一功臣的地位。然而他后面还有更大的战役,更大的胜利、更大的功劳还在等待着他!

责任编辑:花满楼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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