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可以是“最美”的了。于是,一切“最美”的,也并不真是“最美”的了。于是,“美”一步一步滑落,最终,以“爱与奉献”之名,“最美”成了对恶行的修饰。

大概两个月前,书评周刊邀请葛剑雄先生进行了一场小小的午餐会,席间葛剑雄先生讲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话,其中有一点讲到了我们当下语言文字的失败:“这个也是美,那个也是美,好像现在中国除了一个‘美’,就没有别的字可以用了一样”。

回想起来,如果我们和葛剑雄先生的餐聚不是在两个月前,而是在两天前,那么“被拐女成中国最美乡村教师”的新闻就恰好可以拿来作为语言腐败的一个例证了:美的最高级,被用来形容残酷的犯罪行为,而且用得那么理所当然。

90144_150730102846_1被拐卖的郜艳敏成了“中国最美乡村教师”。

关于语言的腐败,几年前张维迎先生曾经有过著名的论述,“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张维迎提到《1984》中的典故:负责逮捕的秘密警察机构叫“友爱部”,负责发动战争的叫“和平部”等等——这些我们早已熟知许久,以致其中的讽刺感都有些模糊了。

和这些赤裸裸把美丑善恶混淆起来的语言腐败相比,“最美”这个词更加融于日常生活,在腐败的程度上,也不那么触目惊心,甚至我们自己都习惯了诸如“最美书店”、“最美的书”之类的用法——虽然我们明明知道它们还担不起这个“最”字。但似乎,所谓“最美”早已不再具有词语原初的意义,而是变成了一种修辞手段: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会真正把它当成实实在在的“最美”。

于是,一切都可以是“最美”的了。于是,一切“最美”的,也并不真是“最美”的了。于是,“美”一步一步滑落,最终,以“爱与奉献”之名,“最美”成了对恶行的修饰。

郜艳敏语言腐败最终袒护了恶行。

在“最美”之外,经常和它并置的一个词语,是“感动”。大到“感动中国”,小到“感动X县”,在最近的十几年中,我们在热爱“美”的同时,似乎也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脆弱、越来越多愁善感的民族。当然,“感动”很可能也并非真的“感动”,它同样也只是一种修辞手法而已。绝非巧合,“感动”这个词,也同样出现在“被拐乡村女教师郜艳敏”事件当中——她曾经被评选为“感动河北十大人物”。和“最美”一样,“感动”这个词最终也在触目惊心的对比之中,走到了语言腐败的极致,并在极致处终于爆发出语言的原初涵义,让你我,每一个现代汉语的使用者,都觉得,恶心。

“最美”和“感动”只是我们这个时代语言腐败的冰山一角。至于更多的例子,我们只要肯稍稍想一想,哪些词会让我们产生心理上的不适,那它大概就在腐败的途中了。在这里,我们需要追究的不是有哪些词在经历腐败的过程,而是要思考,我们的语言为什么要遭遇这样的亵渎,而且在这个亵渎过程之中,我们每一个说着这种语言的人,都成了不同程度的共谋。

郜艳敏1我们对“最美”的热衷,与第三帝国对惊叹号的热衷相似。

当然,生活中的语言被污染而腐败,并非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历史上的“指鹿为马”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暴力污染。而曾经最有成效的、大规模的、有意识的语言腐败行为之一,则发生于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关于这一点,犹太学者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当中曾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讨论。比如,第三帝国特别热衷于惊叹号的使用,用以强行赋予一种热烈的情感,哪怕这种情感根本就不存在——这和此时此地遍地开花的“最美”何其相似?那些点点滴滴被败坏的标点符号、词语、句子,既大张旗鼓又浸润无声地进入第三帝国的日常生活,最终,让全民中毒!

当然,“最美”这个词的腐败过程,和第三帝国的语言污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其中透露出的可能性,仍然值得我们警惕。回眸这个时代对于“最美”的热衷,最早可能只是从羽泉乐队的一首歌开始,那已经是1999年的事情了。在这16年里,“最美”两个字从源自心灵深处的歌唱,变成了公权力、资本和媒体热衷的修辞手段——这可能是各种力量不断博弈所产生的一种结果,在价值多元的体系之下,善恶是非、进步反动等等言说都可能引发冲突,而“美”与“感动”则成了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公约数。可叹的是,每一个人使用这些词语的方式和目的都是不同的,久而久之,那些本应代表最大多数人底线共识的词语,日益变成了失去了实际意义的庸见和习语。

用了16年时间,我们把“最美”败坏掉了。不知道还需要多长的时间,我们才能重新把这美丽的词语洗干净,让据说“最美”的,真正“最美”。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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