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余世存先生凭借《非常道》而红极一时。这部书的风格与形式似乎已经成为了作者的标志。这不是一部板着面孔的学术著作，里面没有生硬的学术话语，亦非一般吃喝玩乐的日常读本，作者在里面处处流露出思考的痕迹。可以说，这是一本走入寻常百姓家的随笔集。说它是随笔，却又较之更自然、更显劲道;如今看来，索性称之为微博体吧。梁焰先生曾对我说：“《非常道》不同于一般的札记，它的妙处有时恰恰是在那段落间的空白处，那里还有话。所以，它的每一篇都是独立的文章。”
《非常道》分为三十二门类，在每一门类之下，有若干各自独立的段落。每段文字多则百余字，少则一二十字，记录1840年到1999年间中国人的各类话语。其年代跨度自清中后期到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但民国旧人的话语占据了绝大多数篇幅。这些民国旧人包括未能活过49年的与横跨两朝饱经历练的。而余先生选录的当下人也多出于边缘地带。
在二十一世纪伊始，这些民国旧人的话语便是不折不扣的“非常道”。在“绝地天通”的环境中生存太久，便不免对随时可见可闻的话语产生了入骨的熟悉。比如，大家习惯认为，人终归是听话的，民氓要听官人的，小官要听大官的，大官听最高领袖的。而生在民国的刘文典偏偏可以跟最高领袖蒋公抬杠，还振振有词。这样的话语为一般人感到陌生，甚至可产生莫名的兴奋——人还可以这样活。
余先生编撰此书的时候，微博尚未兴起。后者在数年之后基本上成为了公众意见交流平台。微博字数有限，吸引眼球的微博也往往是有料有胆有识的“非常道”。余先生就此被认为是微博先驱。
其实，《非常道》的体例极像《世说新语》。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共有三十六门类，每类别也是由若干各自独立的精悍片段构成。刘义庆为的是记人，而人的风采韵致便在行与言。鲁迅将《世说新语》夸赞为“名士底教科书”。《非常道》的读者可能不会自我期许为作为肉食者的“名士”，但该以大写的“人”为目的。这个“人”正好与余先生反复说到的“类人孩”相背反。前者是独立的、刚健的、有血有肉的，后者反之。
而这样的“人”才算把脚迈过了现代文明的门槛。这与六朝士人多少有点区隔。按照陈寅恪的说法，六朝清谈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看似玄妙的清谈不过是“当日政治党系之表现”(陈文《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说穿了，口里念叨恍兮惚兮的言语就成了斗争的障眼法。
《非常道》多录旧人语。据说，不少朋友因读到该书而走入了“民国热”的圈子中。十多年来，“民国粉”、“民国范”等新词被创生出来，很快就成了流行语。这种热情背后存有对于现实的迷茫、痛心。一般说来，在思想资源不够充足的时候，知识分子对于现实颇感困顿，就在历史中寻找异与现实常态的话语资源。
在历史上，伊拉斯谟的格言集Adagia便乃典范。该书收录古希腊罗马贤人的精彩语段。旧人语录成为了质疑眼前世界的一大法器，甚至成为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助力。到了17世纪，现代化运动全面展开，“进步”(progress)的观念渐渐为人所接受。按照这样的逻辑，更美好时代只能在畅想之中的未来。到了二十世纪，一批思想者又背离了这个传统，他们不相信人的理性、社会的进步，又调转头去，重新拾起被遗忘的历史中的黄金时代。米歇尔·福柯在他的晚年便开始重新审视古希腊文化与哲学。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到“以复古为解放”。在他看来，清代人研究上古的历史典籍是为了挣脱中世纪的牢笼。夏商周三代为清代学人心中的黄金时代。疑古思潮兴起之后，上古三代的神秘面纱被揭起，进化论也作为现代知识进入了教科书。上古时代既然被称为蛮荒时代，那复古的可能性又在哪里呢?民国历史虽短，但也算得上中国现代化里程中的重要一环。以此“古”来求解放似乎可以作为近来民国热的注脚。《非常道》已为这股潮流的一大基石。
数年已过，余先生又推出《人间世》。这本书仿佛要与他的《非常道》遥相辉映。两书体例近似，前者似乎为后者的续篇。然而，作为《非常道》一书编者的余先生却为《人间世》的作者。如果将《非常道》拟之于《世说新语》，那《人间世》却似能拟之为帕斯卡的随想录。前者“以复古为解放”，后者“以窥今为解放”。新著收录了作者三年时间内的微博原文，余先生说：“几乎每天早上我都花费半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打磨几句话、一二百个汉字。因此，我是跟朋友们和社会一道，经历着考验、经历着成长。”
我不知道作者将此书命名为“人间世”的深意何在。这三字出自《庄子》，但作者并不信奉庄子的遁世精神，通读全书，我只能揣度：作者总是盼望着把眼力所及的地方作为致思之处。作者的视野不再囿于故人轶事，只要自己的心灵有所触动，便可留下文字，这些文字是“当下感”的呈现。他曾说《非常道》是平日读书笔记，那《人间世》则为阅世札记。在这些文字当中，留有一大串名字，从周文王、孔子到柯景腾，尽在眼底。即便论及传统，这也是为了有顾于人间的当下。别忘了，在很长时间里，人间被认作是充满罪恶的，高远的天国才是净土。现代化运动的兴起在努力告别这样的传统。
直面当下是对人自身的最大尊重。在四处充满神灵色彩的地方，现实成为了肮脏的同义词。世俗时代(secular age)为自诩高尚的人唾弃，他们在静处暗笑。他们依然可以一手握经、一手持剑，告诉大家：希望还在飘渺的远方。这样，我们的现实便易成为某种噱头理想的牺牲品，理想的、天国的代言人总会平地而起。他们可以将与我们的当下本无多少关联的“死海文书”鼓噪为救世之经，余先生说：“类人孩式读经，多半为经所异化，或迂腐迂阔或野心勃勃;无论如何，他们都难能教训或说真正荣耀经典。这种读经方式应用于政治社会转型，也同样造成了民族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页105)
在一定条件之下，人在面对当下之时最需要的是勇气。因此，这样的文字依旧稀缺。就以“中国研究”来说，海外汉学研究著作之中，有关古代中国研究的译著已是林林总总。这易给人错觉，好像海外汉学家都是死守故纸堆的冬烘先生。其实，多少当代中国的研究著作又被隔离在门外。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越与我们相关的周遭人事，我们予以描摹的时候却越感费劲，始终觉得隐隐然有一种力量在拉扯着手中的笔。这种拉扯包括了人情、集体意识、社会制度等等。因此，多数艺术家、作家、人文学者还是希望走到自己生活的远方去发现素材，甚至心安理得地枯坐于书斋，遥想当年。《人间世》的副标题却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我不能断然地说作者的文字完全摆脱了纠缠在身上的藤条，但可肯定的是，总有人会读到某些文字而脸红。这也是直面当下必然会付出的代价。
另外，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当下之时，易抱“士大夫”心态。他们稍不注意，以“道统”自居，以自家的尺子丈量世间万物，也不免与当下隔了几许。余先生说：“知识本身有着自负的倾向，我和很多朋友不能免此之恶俗，仅靠所站立的知识碎片就敢妄断世界，切割他人。这样的学习没有得到多少教益，反而让我们以为自己横空出世、开天辟地，这是狂者;狷者则以为看透一切，怀才不遇，世人皆浊皆俗。这样的学习成就了人的偏执和激进，更成全了人的乡愿和犬儒。”(页51)从此来看，作者可与近几十年来的知识社会学家引为同道。作为启蒙家身份的知识分子已为世间提供了不少谈资，一些人的狂热也让多少看似“温吞水”的知识分子不知所从。
在某种环境之下，知识人的立场高于一切。他们之所以自负，就在于他们自认为或声称手中握有一把通向天国的钥匙。即便推开见到的实乃万丈黑渊，但谁又能轻易否定他们的“功劳”。保罗·约翰逊嘲笑了我们敬仰的知识分子。有人站出来说，他出于右派的立场，故意颠覆知识分子的高贵形象，他也是在向右派女皇撒切尔夫人献媚啊。知识人爱这样骂来骂去，一不留神，丢了最后一张遮羞布，但也赤裸裸，好像谁都可以把他们看得明白。于是，他们也容易翻到如来的手掌里而不自知。手掌里的人酣畅，这时候，他们的钥匙却像是垂悬在胸口的挂坠，金光闪闪，倒没有谁计较其真实的用途了。
我认为，余先生在汉语世界的知识人中，最难获得醒目的标签，因为他的胸口没有那块“挂坠”。通读《人间世》，谁能告诉我，属于余先生的标签在何方?或许，他根本就忘了这码子事儿，老老实实地做一个现实世界的观察者、思想者。千万别认为《人间世》是一本愤世之书，似乎可以被视为察世之作。不可否认的是，这里面有对现实的愤怒，但绝不仅及于此。想起来了吧，愤怒也是一块“挂坠”，欧美六七十年代不就有热爱摇滚乐、穿喇叭裤的“愤怒青年”(angry youth)?
余先生说：“前现代社会的圣贤功行多跟现代文明国家的公民人格相当，这是一个有些悲哀的事实。我们很多人虽然都心向往之，却两头不靠。”(页76)愤怒者可不会这样，他们只会走向一个方向，在原教旨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他们不会有傍徨。他们拾起一种主义，跟紧导师，勇往直前。余先生模糊了前现代、现代的分界线，他似乎就此丧失了愤青导师的资格。有人可能会说，这不过是种骑墙之见，无立场，无表达。我猜余先生会说：与其站稳立场，只要守住底线，就不如拆了立场，如同拆了城墙。
苏珊·桑塔格算得上是愤怒青年的导师吧。有人问她，会阅读十九世纪的小说吗?她答道，会的。那人感到不解，这样的反叛者为何会与那些古典主义发生关联。桑塔格再次扮演了导师的角色，说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人是复杂的。桑塔格也拒绝过“左翼”这个曾经光辉灿烂的称谓。她骂过红色中国，左翼阵营中人也有理由将她清扫出门。
当代汉语思想界，可求发展的空间还很巨大。尽管如此，各类谱系说、门户说已是轮番登场。各家门户，来不及自圆其说，便急于自树旗帜，门下喽啰四处观望，只见“城头变幻大王旗”。如果以之与六朝时期的“判教”相比较，后者似倒多出几分温良恭俭让。在众多谱系学说之中，余先生又能在何处寻找自我的安稳呢?莫非他也“累累若丧家之犬”?即便是那些《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们读罢此书，或许也会产生“不知从何说起”之感。不过，余先生也曾说，他的写作偶像是房龙、贡布里希这样的“文普作家”，而又有谁会去关心这两人的左中右呢?
来源：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