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春:奥威尔与他的《动物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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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全部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
——奥威尔《我为何写作》(转引自上海译文版《动物农场》孙仲旭之“译本序”)

很多著名的作家比如济慈、哥尔德斯密斯还有契科夫都是学医出身,所以他们的很多作品都能直指人心,像拿着一把人性的解剖刀似的,颇能给人鲜血淋漓之感;很多著名的作家比如爱伦堡、海明威以及我今天想谈谈的奥威尔先生都是记者出身,而记者呢——假如并非无良,往往关注现实社会重大问题,并能用简洁明晰的手法把它表现出来,假如他还能具备一些不同流俗的艺术手腕,那么,他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富有特色的艺术家。像我们知道“精通叙事手法”的海明威就开创了一种独创而无法模仿的文体——虽然很多人都喜欢模仿,比如古龙——比如它那篇很多人感到迷惑的《杀人者》里面的“对话”,就像如今流行的“很村上”一样,特别“海明威式”。而我们熟知的写过《一九八四》的奥威尔,就曾以他著名的“新语”——这个所谓“大洋国的正式语言,其设计是为了满足英社——即英格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参见辽教版董乐山译奥威尔《一九八四》之“附录新话的原则”)而名噪一时,惹人遐想。

董乐山先生与他的二哥董鼎山一样是翻译名家,对英美特别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素有研究,是这方面的一个权威。看过他那篇《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的人都知道,享誉全球的反极权主义力作《一九八四》还有《动物农场》,其蕴含的深刻意义并非如我们臆想中那么简单,它是有着烙刻奥威尔自身经历与酸楚的一些思想观念上的艺术凝聚与表达,而不仅仅反对苏联这个他自创的“老大哥”——这个非常抽象的名词那么简单。

这就要从董乐山先生所披露的他的生平说起:

奥威尔出生于一九0三年,“出身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并不宽裕。”父亲供职于印度的英国殖民地政府,作为一个“下级官员”的儿子,虽然他没有在贵族子弟学校度过他最初的学生时代,但凭着优异的成绩,他后来进了英国最著名的伊顿公学,毕业后因为一无关系,二无资产,于是没有继续进入大学深造,而是跑到缅甸,成为一名后来为他所厌弃的帝国警察部队的一员。由于童年清贫生活留下的阴影,养成了他对于权威的憎恶与对种种束缚人性的各种行径的反抗,并养成了他真正的社会主义信念——一种很多欧美进步知识分子都推崇的那种“主张政治民主与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例如他写的《缅甸岁月》,背景是殖民地社会,他对英国人和缅甸人都一视同仁,无分轩轾。”(董乐山《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

我还是用一段话来表现奥威尔童年生活极不愉快的屈辱吧,“对一个孩子最残酷的事莫过于把他送到一所富家子弟的学校中去。一个意识到贫穷的孩子由于虚荣感到痛苦,是成人所不能想象的。”董先生还说,这个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心理创伤,在成年后的奥威尔身上仍在流血,这让他写出了“充满不快的回忆”的《如此欢乐童年》,所以很多评论家认为——我想他们不应该是那种叫嚣着“文本!文本!”的先锋派吧,“应该把《如此欢乐童年》与《一九八四》放在一起读。”

像很多伟大的艺术家一样,独到的人生经历与独特的人格禀赋,让奥威尔蔑视他所出身的阶级,为了与在他心目中压迫人的“帝国主义”决裂,他退出了帝国警察部队这个如今地球人都无比艳羡的“公务员”位置,而最终成为一名记者——自由职业者:正像很多年后为了“制止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暴虐,他选择与共和政府军的国际纵队站在同一阵线尔后又心灰意懒,因为他厌倦了“内部派系斗争”,伤心于“同一战壕的同志有兴趣的不是共同保卫共和国抵御法西斯主义敌人,而是消灭有独立思想不跟着指挥棒转的盟友。”这一切的一切,都加深了他对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的理解,而理解过后,是表达,表达什么呢?表达他对极权主义的痛恨。“不论这种极权主义是以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其他变种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的。”他一概痛恨,痛恨不足,他还要创造作品来让它的危害广为人知,于是有了一九四八年的《一九八四》,有了一九四四年的《动物农场》,有了后来被收入权威英语词典的“颇具远见”的政治词汇:“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

但是最初的写作并非一切顺利,正如我喜欢的一位作家揶揄的,很多作家生前籍籍无名,就像我为之扼腕的伟大艺术家爱伦坡那样穷困潦倒,然后在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多是洁身自好——冷漠讥嘲的目光下痛苦死亡,可到了他们名声大振也就是见了阎王或者上帝的时候,“生前养不活自己的作家,身后却有一大堆的人靠他养活,为他写传记的传记家,为他写回忆录或悼念辞的亲朋好友们,为了自己写写他的某些批评家们······”除了这一大堆蓬蓬勃勃追随先贤的各色人物,如果名气特大,恐怕就是一向冷颜疾色的地方政府也会在N年以后不甘寂寞,立碑的立碑,建祠的建祠,好比如今“名人商标权”的归属问题,你争我夺,熙来攘往,像置身在历史的田野里或天空中拔河那样,争先恐后得不顾失了自己向来的那份体统。

可从缅甸回来后立志写作的奥威尔先生,最初之时除了得来的是冷眼,是绝望,是困顿,就只有相依相偎的寂寞。据董先生介绍,在这段期间写出的《在巴黎与伦敦穷困潦倒的日子》,被亨利?米勒认为是他最好的作品,虽然有人也认为这本书“瑕不掩瑜”,还有很多地方未臻成熟,但从这本书里走出了一种新的写作形式,“这就是把新闻写作发展成一种艺术,在极其精确和客观的事实报道的外衣下,对现实作了艺术的复原和再现。”(董乐山语)

这种“写作新形式”在奥威尔后来的几本书里提高到了“完美的境界”,董先生说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诺曼?梅勒和杜鲁门?卡波蒂花了不少时间、精力和笔墨,互相反驳对方自称为‘非虚构小说’的鼻祖。他们大概没有读过奥威尔早在他们出道之前在这方面所作的尝试,否则他们就不会闹得如此不可开交了,相反会对自己的大言不惭,感到无地自容。”(同前)

一个人无论在政治上也好,文学以及社会阅历上也好,要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董先生所谓“自性”,无论在生活上还是思想观念上,都要走过一段“曲折盘旋”的艰辛道路的,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有禀有“自性”而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你就必然要经过不止奥威尔在内的很多伟大艺术家思想家政治家所走过的漫漫长路。

有些人颇有些“事后方知”的优秀才能,比如当斯大林已经倒台的时候,特别活跃的赫鲁晓夫;又或者当“波将金村庄”的神话破灭后,很容易幡然醒悟的——那些曾经“大唱看到了新世界曙光的赞歌的许多国际闻名的大文豪。”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合理推演”的奥威尔先生,敏锐的政治观察力犹如他超绝的艺术想象力,一样高迈,尽管按董乐山的看法,虽然“他没有这方面实际生活的经验,但是他在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大大超过了当时去参拜过新麦加,被牵了鼻子参观‘波将金村庄’,归来后大唱看到了······大文豪。”

动物农场正因上述种种,最近又把《动物农场》重温了一遍,对于这部寓言色彩浓厚的童话,颇有几个感想,如蒙不弃,愿与大家分享:

一,讽刺与童话的价值

首先,正如写“译者序”的孙先生所谓,奥威尔的文风是很平实有力的,因为他“弃用花哨的词藻”,而喜欢用艺术的想象来揭穿现实以直指人心——这点很类似卡夫卡。也从他的两部大作《一九八四》与《动物农场》就能明显看出,所以有人要把他比作写出《格里佛游记》的斯威夫特,秉承的是英国向来一脉相承的“讽刺传统”——狄更斯,奥斯丁,还有创办《旁观者》的斯梯尔与艾迪生,乃至整个以写出《伊利亚随笔》的兰姆为代表的特具英国小品文风格的众多作家,如脍炙人口的约翰生、哈兹里特、哥尔德斯密斯、亨特直到近现代的史密斯、比勒尔、贝洛克,还有卢卡斯等人,都是很能反躬自省好意在言外的,并为二三十年代的很多民国学人文士所欣赏借鉴,如温源宁、梁实秋、林语堂、钱钟书等人皆是,一时蔚为大观;就是奥威尔先生自己,据孙先生披露,当初《动物农场》这部“政治童话”一炮而红的时候,可把其实本质善良而单纯的奥威尔先生忙个不亦乐乎,没办法啊,担忧很多读者的欣赏水平过于高端,于是擅长讽刺的他在“这本书的出版之初,奥威尔在伦敦忙着去了一间又一间书店,将其从儿童读物搬到成年人读物那边,如今我们知道,奥威尔是多虑了。我们读这本书,应该不会忽略奥威尔在讲述一个动物童话的同时,向我们发出的郑重警告或者预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说,《动物农场》具有永恒的价值。”

是的,它具有价值,讽刺与童话也具有价值,但是可爱的奥威尔就非常可怜了,它的书也许价值很“永恒”,但他的人,他的不合时宜的见解与在苦痛中挣扎的生活,至少在最初也就是一九四五年成名之前——具有的:只有价格。

二,“越滚越大”的泡沫幻影——公猪“雪球”

如果说那个后来成为“独裁者”的“拿破仑”既可隐喻希特勒,或者更为贴切地隐喻斯大林,那么那位“动作敏捷,嗓子特尖”外带口才十分了得的肉用猪“吱嘎”先生,或者应该派个戈培尔兼贝利亚的名分吧,只苦了那个后来销声匿迹的“雪球”先生,好比蛰伏在墨西哥居然——果然被刺死的托洛茨基先生,就是被弄得身败名裂了,也还要被自己的“同类”给斩尽杀绝——意识形态上的斩尽杀绝。所以,当所有的动物也就是“被压迫者”觉得雪球“他在牛棚战役中作战很勇敢”的时候,用不着拿破仑先生亲自操刀——因为杀鸡焉用牛刀,自有吱嘎先生自告奋勇兼自出心裁地将这些蛊惑人心的谬论一一予以解除,而这种解除,是审时度势分阶段而一点一点水到渠成的,非常之耐人寻味:

“光勇敢是不够的,”吱嘎说。“忠诚和服从更为重要。既然谈到了牛棚战役,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雪球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被夸大得很厉害。”(上海译文版荣如德译《动物农场》第45页)

关于颇有点“理想色彩”的“风车”的修建,曾经为了其建造而与雪球力争的拿破仑先生,在吱嘎颇为随意希望不是任意的“解读”里,原来是这样的。“拿破仑其实从来没有反对这风车计划。相反,正是他一开始力主建造风车,而雪球曾经画在孵化器棚内地上的草图实际上是从拿破仑的文档中偷走的。风车确实是拿破仑自己的创造。”也许吱嘎早就知道这很难服人之心,于是当有人问道当初拿破仑为何极力反对时,“他说,那恰恰是拿破仑同志的高明之处。他表面上好像反对造风车,那纯粹是作为作为排除雪球的一种迂回战术而加以运用,因为雪球是一个危险的角色,又有相当坏的影响力。如今雪球已然失势出局,计划便可以向前推进而不受他的干扰。”(第47页)

原来如此,这就是很多人喜欢运用的吱嘎先生的所谓“策略”:当我们反对一个目标或议题或观点的时候,为了策略,我们要“为反对而反对”,而这样的反对,不是真的反对,而只是为了反对——异己。——“策略,同志们,策略!”

当庞大的风车终于毫不意外的垮台时,吱嘎先生开始胸有成竹。“同志们,你们可知道,应该对此负责的是谁?你们可知道,是谁夜里摸黑进来把我们的风车搞塌了?”——不用说,当然是雪球。(第56页)

“雪球在夜间经常潜入农场!······”(第61页)——不用说,当然是为了进来搞破坏!“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乱了套,大家马上把它归罪于雪球,这已经成为惯例。”(第62页)这终究还是因为——吱嘎再次告诫我们,“雪球从一开始就和琼斯(慕春按:农场老板,压榨“动物们”的天敌)穿的是连裆裤!他一直是琼斯的暗藏特务。”(第63页)——这就不难解释他是如何企图使动物们在那关键性的“牛棚之战”差点陷入失败与覆灭的阴险动机了。“难道我们自己未曾看见?”吱嘎如是说,“幸亏他没有得逞。”(第63页)

在吱嘎先生振振有辞中凸显的一系列确凿有力的证据支持下,雪球,这个曾经的勇士兼理想蓝图的策划者,一步步地,一点点地,仿佛一个空洞的幻影在众目睽睽下被驱逐,被压缩,被蚕食,直到最后被彻底的遗忘。除了“个别动物一直记得曾见过雪球背上的伤口,”也是被英勇无畏的同志“拿破仑的牙齿给咬破的。”(第92页)

三,被人道救助的拳击手

说实话,我这人无论看书还是体会小说中的人物特色,都是比较放任自流的,无论名著与否,如果在我心灵中自然而然挥之不去的,我就个人色彩非常浓厚的决定:这是对我非常有价值的好书,或那是一个对我中枢神经非常有压迫的“特色人物”。所以,当我读完整部《动物农场》时候,我发觉,除了上面谈到的几位马克思文论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直以来,最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还是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拳击手。“他”是那么的任劳任怨,那么富有忘我的牺牲精神,当风车垮台的时候,第一个冲到生存斗争第一线的,是他;当雪球的幻影犹如谎言越滚越大——进而其“真身”被一点一点蚕食的时候,最难吞下这颗苦果但仍让苦果在“清醒的自我意识”中自我反刍,然而终于弃不足惜的,是他;当最为艰苦的日子终于降临,而蹄伤已然痊愈的拳击手最为卖力的干活时,继而倒下,出卖,最后被送到“屠马作坊”被“人道毁灭”的,仍然是他;而吱嘎当仁不让充任他临终情形的守护神:“他在医院里得到何等无微不至的关怀,好些昂贵的药品都是拿破仑付的账,根本不考虑价格,等等······”(第92页)

四,奥威尔的夫子自道

最后一个感想则是,在一切的文本批评中,尽管有所谓“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并不了解他们的创造”的“内容超越形式”的经典说辞,我还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一般而言,关于作者呕心沥血的文本,我们最好还是要看作者本人如何说,或者不至于陷入牵强附会。在书后附录的“《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中,奥威尔解释了他创造本书的缘起以及他个人思想认识上的一些螺旋形上升的曲折过往,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参考。比如他告诉我们他很多时候都是“过一天算一天,好几次还挨过饿。只是在1934年起,我才能够靠写作的收入生活。”

这充分说明,成为寓言或预言色彩很浓的“先知”是很危险的事情,正如上面说过的,他也许可供后来人缅怀,但缅怀之前,先要学会挨饿。另外,奥威尔还告诉我们,他从没有到过俄罗斯,尽管这本书就是为他们而创作的,但是他不想单纯谴责他们,因为“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他们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虽然他提醒“极其重要的是,西欧的人们应该看清楚苏联政权的真正面目。”

关于作品本身,奥威尔觉得需要强调两点:一,故事“有些情节”取材于俄国革命的真实历史,虽然作了“约缩处理”,而且为了“故事的完整化”,年代次序当然要做些颠倒;二,关于末尾“人与猪完全修好”的收场,很多批评家忽略了的是,他原本是要在一种“很不协和的高音符”上结束的,但“德黑兰会议”让他改变了原先的构思,而“事实证明,我并没有错到哪里去······”(董乐山据英文译出)

总的感想是,奥威尔的这本书与那本《一九八四》一样,无论从艺术构思或思想观念上来说,都值得一读,在颇饶趣味的同时,正如有人所说,“多一个人阅读奥威尔,自由,就多一份保障。”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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