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别哈维尔：一个另类总统和另类作家
2011年12月18日晚8点多，在微博上看到捷克前总统哈维尔逝世的消息，一时竟无语，极度悲哀。把书架上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拿下来再次捧读，希望以此寄托哀思。从来没有一个总统有他这样多的“头衔”：剧作家、诗人、异见人士、刑满释放人员、政治家、哲学家，坐监狱劳动时，他当过电焊工。他还是电影导演，在他去世前八个月，他的电影处女作《下野》（Leaving）问世。音乐人左小祖咒还说他是“一个摇滚总统”，他是天鹅绒乐队和弗兰克·扎巴的超级粉丝。是的，他当总统时做的一个工作是把这两个乐队邀请到捷克去演出。哈维尔也是捷克地下摇滚乐团“宇宙塑料人乐团”的铁杆歌迷，《七七宪章》的起草动机之一就是为了声援当时被捕的乐队成员。哈维尔多年后回忆，“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第一个a上面有一小撇）出生于1936年10月5日，当地时间2011年12月18日逝世。出生不到三年，希特勒的铁骑就踏上了他的祖国。1956年，匈牙利发生的人民革命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老大哥带领着其他“兄弟国家”前来血腥镇压。哈维尔在文章中把那以后的社会称为后极权社会。1968年，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被前苏联的坦克镇压，捷克和斯洛伐克社会更加陷入高压和更深的谎言以及犬儒主义之中，整个社会更加分崩离析。面对这种外面人似乎看不出，里面人几乎无法描述的荒诞境遇，1975年，哈维尔写了《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在信中，他将一个选择放在总统和每一个公民的面前：是生活在谎言还是真实中。由于他这封信，一种人们竭力闭起眼睛不看的荒诞境遇多少变得有些不可回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无论到那里都带着一个应急旅行包，里面装着诸如牙膏、香烟和剃须刀之类的东西，以防在大街上被捕。但是他没有被捕，看来哈维尔偶尔也会夸大政府作恶的能力和非理性的程度，这种心态我很熟悉，将其戏称为“妖魔化政府罪”。1977年1月，哈维尔与追求自由的朋友们一起撰写并发表了《七七宪章》，这份文件今天已经成为被时常引用的现代政治学重要文本，成为争取自由、追求人权的典范章程。“反政治的政治”就初次出现于此文，该短语对“政治是肮脏的”这个颇有几分犬儒主义的流行说法提出有力的辩驳，它不再将政治定义为权力的争夺和倾轧、绞杀，而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一种对话和妥协。哈维尔和同仁们坚信：“没有共同拥有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1977年10月，他因为“颠覆罪”被判处14个月的监禁，但有条件地缓刑三年。1978年1月，他再次被捕，但未予起诉，3月就被释放了。接着，警察开始不断地骚扰哈维尔，也许是希望以此搅乱他的神经或者迫使他移居国外。那时他走到那里都有“影子”陪伴。在他位于北波西米亚的一所农舍外面，警察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监视哨，它看起来像一个建在树桩上的小教堂，哈维尔幽默地将其称为“遥控月球车”。1979年5月29日清晨5点左右，哈维尔与“保卫被诬陷者委员会”的十五名同仁一起被捕，他们被控犯有“颠覆罪”。哈维尔在监狱的第一份工作是用点焊枪制造钢网，工作量定得很高，据他估计是一般工作量的两倍。他时常完不成定额，因此经常加班，并被减少口粮和零用钱。在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后，他被换了一个用氧气乙炔焊炬的工作。这两个工作是我在工厂的老本行，其实都不轻松，都很容易伤害眼睛和身体。工厂里的简陋设备不像犯罪电影里表现得那么削铁如泥，氧气乙炔割刀还有点危险。在监狱中，哈维尔给妻子奥尔加写了数百封信函。“这些信使我有机会审视自己，并检验自己对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态度……这些信是我试图在其中置入某些东西的无尽的螺旋”。1998年，台湾田园书屋出版了哈维尔的《狱中书简：致亲爱的奥尔加》。该出版社还先后出版了哈维尔的《政治，再见》、《无权者的权力》等著作。在中国大陆，崔卫平主持翻译了一个《哈维尔文集》。该书没能正式出版，只是小范围地在民间流传。2009年，学者崔卫平和徐友渔等前往捷克为刘晓波代领一个人权奖项。她们会见哈维尔时，他高兴地在一本这种“盗版”书上签了字。
如今，哈维尔的许多理念已经成为世界的精神财产：活在真实中；“从小处着手！”；“无权者的权力”；政治的原点是有个性的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这些理念让我想起王阳明的心学要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秉持着那些理念，哈维尔和他的同胞们把社会革命做得那样温柔、顺畅而感人，以至于世界居然用了一个十分美好而有质感的词来命名他们的惊天变革：“天鹅绒革命”。1989年，哈维尔被选举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统，1993年至2002年，他担任捷克独立后第一任总统。估计世界上的所有政治家都得带着点嫉妒心态承认：哈维尔是一个最不像总统的总统，最不务正业的总统。世界将记住哈维尔1990年新年作为总统发表的献辞“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
在我眼中，哈维尔是个作家，业余时间曾经当过总统。有一次，当他跟几个同仁一起起草一个政治文本时，他偷偷溜掉，跑到附近去看了一个先锋戏剧的首演。我总觉得他当政治家是被逼的，是他争取写作自由的副产品。他认为“我是一个作家，我的天职令我觉得道出我赖以生存的世间真理是我自己的责任”。除了《乞丐的歌舞剧》，他还出版过《反符码》，这是一本图像诗集，显然有当代艺术的特征。它既有象征派诗歌的风格，也有概念画意味的作品，有的诗篇与当下的网络调侃文体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模式》一篇只有几行：“最近几年我们在……………………方面，谁都不能否认，达到了最好的成绩，可是我们不能不说在某些方面还有一些缺点，主要是在（下面是大半页纸的省略号）。最后在页面底端一行是：………………方面，我们应该继续努力。”
哈维尔的政治行为和文学写作对中国许多人来说是熟悉的、亲切的，他是有力帮助过我们的热心人，他的言行和写作是思想火种。作家傅国涌在微博中表达对哈维尔的崇敬：“天鹅绒革命结束了冰冷的专制时代，哈维尔的意义不仅是东欧的，也是世界的。生活在真实中，无权者的权力……这些经典表述永远激励人类的心灵，不分国家和种族。”是的，哈维尔与我等血肉相连。我看到，翻译哈维尔多篇文章的崔卫平在文风、思维方法和文学思想、政治理念等方面明显受到哈维尔的影响。她的文字带上了某种米兰·昆德拉所说的中欧小说传统的味道：深刻而睿智，富有哲理思辨色彩，还不时讲究点幽默。崔卫平近年来的写作细致温润，思路颇为幽深，有的句子我要反复读两遍才能领悟其中三味。
多年后也会将记住，那天我是从作家和出版人徐晓的微博得知这一消息。在那条传达噩耗的微博中徐晓说：“一个真实的人，对二十世纪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哈维尔的精神遗产早已超越了捷克，在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在。”
今天我们哀悼哈维尔，阅读哈维尔、言说哈维尔，他的逝去并不妨碍我们继续从他的作品和生活态度中继续汲取精神的营养，借助着哈维尔和其他思想巨匠的力量，我们继续试着更真实地面对生活和自己的内在世界，我们继续试着在荒诞的世界中寻找更坚硬的生活基石，寻找意义和希望。
来源：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