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集权团体在一开始，都是以这种归属感来聚拢人心，然后向之前空虚而盲目的人们灌输特有的价值观，把具体的路线和目标“写入”他们的大脑中，让本就缺乏思辨力的人们相信，以这种方式行动、生活，就可轻松获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成就伟大的事业。
今年是二战胜利七十周年，世界各国都以不同的方式来庆祝七十年前的这一伟大胜利。中国以最喜大普奔的方式——放假，表达了人民群众最由衷的喜悦之情。
纳粹集中营，犹太人，种族灭绝……这些词已然离我们越来越远。七十年的岁月足以带走绝大部分当年的见证者，而让后起的一代，两代，甚至三代人，只对此留下一个抽象而模糊的印象。“这一切真的很可怕，纳粹的集权是罪恶的。不过，幸好，我们赢得了胜利，历史不会再重演了。”这是很多人在看完二战纪录片后的感想，甚至我国官方的宣传也是这样的基调。
事实真是如此吗?
电影《浪潮》中的男主角，在德国某高中教授“独裁政治”课的老师赖纳-文格尔，当他听到台下一大帮无精打采，只想来混学分的学生以懒洋洋的声调抛出的这个观点时，也问出了这个问题：“真的吗?你们真的这么觉得吗?”
他决心给学生们上一堂最刻骨铭心的政治课。他在学生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打造了一个组织：浪潮。这个组织有严格的会规，具体规范了成员们在课堂上的行为举止，以及对待领袖——文格尔先生的礼仪。浪潮有自己的会标，制服，标志性手势，还有专门的网站和联络网。这些介质将浪潮的成员与学校中的其他人醒目地隔离开来，形成了内部极强的凝聚力和对外部同样极强的排斥力。凝聚力使组织成员们互帮互助，互敬互爱，使被欺负的弱者有了一帮肝胆朋友，甚至使原本令老师家长头疼的后进生改过自新，自律自强。但与此同时，排外性使组织成员行为狂热而偏执，他们在大街小巷肆意喷涂会标，在一次友谊比赛中，他们甚至为了维护组织的荣誉而向对手施暴。意识到事态渐渐失控的赖纳，组织了一次浪潮大会，针对德国当下的国际地位和国内形势进行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说，台下群情激昂，同学们几乎陷入狂热多中。赖纳趁机命人将一个唱抬高的同学拉上了台，将他定性为叛徒，并问台下的同学：“我们该怎么处置叛徒?如果我要你们杀了他，你们能做到吗?”
到了这一刻，学生们才如梦方醒：他们在文格尔先生的统领下构建了一个极权化的组织，并被裹挟其中。集权及其可能产生的罪恶，离他们一点都不遥远。
但是，这一切究竟为什么会发生?
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在他的不朽名著《逃避自由》中论述到，人天生有两种倾向：追求个性和自由，成为独特的个体;或者放弃个性和自由，融入群体。为什么人会有如此相异的两种渴望呢?因为一方面，人有理性，能清晰地感受到被束缚的痛苦，并且会因为先天气质和后天成长经历的不同而拥有相异的兴趣、能力和渴望，从而使人们向往个性与自由，向往自我主宰的独特生活。但另一方面，当一个人独自面对拥有毁天灭地力量的大自然时，他会恐惧;当一个人独自面对自己会生、老、病、死的现实时，他会恐惧;当一个人独自面对生命可能并没有永恒终级的意义，人终究会化为尘土了无痕迹的幻灭感时，他会恐惧;可是，当他和一群人在一起时，他会发现自己拥有了改造自然的力量;当看到所有的人都会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时，他的内心会得到莫大的抚慰;而当所有人都走在同一条路上时——没意义也因群体的凝聚而产生了意义。因此，群体，能对抗可怕的孤独感和无力感，能够给人安慰和逃避的力量。
人无论沿着这两条路的哪一条走，都能获得意义感和力量感。但其中的高下，如云泥一般判然而异。选择追求个性和自由的人们，首先要独力面对“寻找自身兴趣，寻找个人所期望成就的人生价值，寻找自己和这个世界打交道的独有方式”这“三大寻找”。这三大寻找逐层深入而又相辅相成，要真正找到并践行它们，需要个人克服恐惧，不惧困难，面对事实，同时压制自己的逃避倾向，结合自身事实努力学习、思考、自省。这一条自我成长、自我成就，亦或自我救赎的路，注定荆棘密布，困难重重。但若能以这种方式生活，一个人可以获得真正的平静、喜悦和源源不断的力量感。他能活得清晰、笃定且幸福，而且，他的幸福不需要靠外界和他人，他自身便是源泉。
但是，第二条逃避自由的路却是最多人选择的，为什么?首先当然是因为前一条路很难走，很辛苦，快乐不知什么时候才会随着领悟而降临。而普通人最难克服的三大劣根性便是懒惰、逃避和追求享乐。电影借学生们的眼睛和对话描绘了他们身处的浮躁社会，从电子游戏、网吧舞厅到烟酒大麻、男欢女爱，各种刺激铺天盖地地充斥着人们的生活，麻木人们的空虚之痛，给他们暂时忘记烦恼的避风港。这种快乐可比看书、思考、开悟快多了。而在家里，父母长辈们同样禀持着这一套生活观念，学校里大部分的老师也只是在沉闷而刻板地单纯教授知识——而不是教人思考。即便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问出了“我的人生该有怎样的价值?我的未来该何去何从?”这样的问题，他们中的大部分从生活中得到的直接答案也会是：“别想这么多，该学习时学习，该赚钱时赚钱，今朝有酒今朝醉。”少部分走上认知和思考的人，则从踏上这条路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承受身为异类的压力。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人类分工极端精细化的时代。这可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好的时代，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也是最坏的时代。大部分人类从未与自然隔绝得如此彻底，有很多生长在都市里的年轻人可能从未见过麦苗、稻田和野兔，也没有亲身参与过生产衣食用物的劳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和需要从地母该亚那里汲取力量的大力士参孙相似，也需要从贴近实际生活的劳动中获取价值感和意义感。但是，高度分工的社会让大量的人从事螺丝钉般的工作或抽象的劳动。这些工作或单调重复，或本身难以找出任何实际意义。因此，人的意义和价值感只能从与这工作相关联的报酬及社会地位上去体现。人就这样陷入了功利主义，走上了以“他人评价、社会认可”为目标和价值来源，而不是以内心的自我认知、自我评价为评判标准的歧路。社会的贫富分化越严重，阶级区分度越高，人们对物质的需要和追求也就越强烈。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人们，会越发将注意力集中于物质之上，以名利衡量一切。功利化的价值观会庸俗化人们的追求和理想，让他们觉得这世上唯有名利最可爱。这样的人们，无法真正对身边的人感兴趣并热爱他们，也就无法给出贴心的关怀和帮助，实际上，他们连自己也不爱。
孩子们是功利主义最大的受害者。他们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无条件的关爱和温暖，但父母偏偏无法真正满足他们。电影中的几个主要角色都不同程度地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父母忙于工作赚钱，闲时沉湎于各自的享乐，对他们疏于关心和教育。蒂姆的父母严厉且冷漠;马尔科的母亲无视他，且耽于情欲;卡罗的父母看似开明，实则以此来掩盖他们对孩子不感兴趣，放任他们自流的事实。若原生家庭出了问题，学校能够及时发现并加以纠正还好。但我们的教育体系却没能发现问题的严重性，或者说发现了，也难以在短时间内作出有效响应。我们的教育还是按旧有的生活模式设置的，着重知识的累积和技能的训练，却几乎没有对思维方式、人生理解方面的引导与培养。甚至，教育还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为政治服务，避免年轻人具有某种可能引起政府不稳定因素的思想。而且，大量禀持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人受聘进入学校担任老师，他们将自己的处世方式同样带进了工作中。因此，他们也无法对工作、对学生倾注真正的热情和爱。在老师和家长那里都得不到足够关怀、爱护、引导和教育的孩子们虽然表现各异，有的软弱离群，有的蛮横无理，有的放浪炫富，有的上进努力，但内心都无一例外地渴望温暖和关爱。因此，他们才会那么容易被“浪潮”所吸引，进而参与其中，最终为它裹挟或为它疯狂。
影片最后饮弹自尽的学生——软脚虾蒂姆，他投身浪潮时那近乎虔诚的表情和眼睛里燃烧着的渴望，令我不寒而栗。
蒂姆只是极端的个例，我在多年的咨询工作中发现，在这种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更多得表现为：他希望找一个高薪体面最好又轻松的工作，哪怕这工作他无甚兴趣，也不觉得有意义;他下了班喜欢玩游戏刷手机，或者和朋友们一起找乐子，而不是潜心看书学习，或从事自己真正兴趣并热爱的活动;他在爱情中看重感觉和对方能否给自己带来快乐，进入婚姻时更多地考虑物质，却不真正了解并欣赏对方;他渴望得到的是这个社会热衷与推崇的，而不是自己发自内心喜欢的;他虽自称有理想，却很少对如何实现它有具体的设想。理想于他更多时候像一幅富丽堂皇的静止图画;他多数时候思考问题的角度是：“这是否对我有利?他人和社会是否认可?我会不会快乐?”
这样的生活看似对己有利，但当每个人都这么做时，实际上每个人就都活在了一个透明的壳子中，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挚的情感交流，没有发自内心的兴趣与欣赏。这样的关系根本无法给人带来真正的慰藉。而我们之前说了，对孤独的恐惧深植于我们心中，一旦能找到一个看似热忱、温暖、贴心的归属，在空寂中茫然挣扎的人们，有几个能抵挡得住这种诱惑?
所有的集权团体在一开始，都是以这种归属感来聚拢人心，然后向之前空虚而盲目的人们灌输特有的价值观，把具体的路线和目标“写入”他们的大脑中，让本就缺乏思辨力的人们相信，以这种方式行动、生活，就可轻松获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成就伟大的事业。越缺乏自我意识，越不能独立思考、明辨是非，越渴望归属感和意义感的人，就越容易身陷其中。若他们所置身的是一个罪恶的集权团体，那么，他们或会激进地借自由、解放等正义旗帜行罪恶之事，或会成为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提到的那种，行“平庸的恶”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该扪心自问，我有没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Am I the one?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