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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国都在找路,找一条能使国家摆脱被侵略被奴役独立自主的道路。为了寻得这条路,先贤们虚心地向各个已经实现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国家学习,可谓颠沛必于是,流离必于是。然而,时至今日,该走怎样的路,怎样的路才既不是老路又不是邪路仍然是摆在现代中国人面前的难题——也因此,梳理一下近代以来,我们国家究竟都走过那些路都向什么国家学习过,又都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得到了什么样的教训,显然就不是一件多余的事。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是也。

近代以来,中国最热情学习的国家是近邻日本,这除了因为日本跟我们在文化上源远流长外,还因为他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且在此后的甲午战争中将中国打得一败涂地。中国知识界因此意识到原先的“蕞尔小国”的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已经远远走在了原本是它文化母国的中国前面,于是,承认风水轮流转,赶紧派人向日本学习——藉此,晚清中国留日学生就成为老大帝国一景。

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

然而,从日本输入的“西学”,已远不是原汁原味的西学,而是被日本所删节、改造、扭曲了的东西。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所谓“近代化”,在政治、法律、教育方面是以其时的德国为蓝本的,英美一系的自由、民主思想则受到压制和排斥;与此同时,日本传统中某些反现代文明的本质则与德国输入的观念一拍即合,终使军国主义成燎原之势,快速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国家。大量的中国学生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接受教育,大量的中国游历考察者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受到启发;而众多的日本教习也是先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完成学业后到中国来执掌教鞭……如果把自由和民主视作是现代化的必备要素,那“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相反,在以军事为先导的物质力量快速强盛的同时,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方面的十分前现代和反现代。这就意味着,从日本“反哺”过来的乳汁中,本来就没有多少自由、民主的成分.而指望这种“反哺”能把中国导向一个“健全”的、自由利民主的现代国家,岂非缘木求鱼? 更重要的是,日本这个原本就不完整的现代化国家很快为军国主义裹挟,成为二战中法西斯阵营中间,不仅将国家拖入战争火海,还将中国当作他首先征服的对象,最后在战争中一败涂地,几近亡国。这样的“榜样”,显然不足效法。

除了日本,美国也曾是中国的学习对象。事实上,在近现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曾经最向往、最想学习与仿效的国家就是美国。可以说,从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开始,就把目光对准了美国,特别是对美国的民选总统制与议会民主制表达了最热烈的赞美与向往之情。这表现在中国近代第一部全面介绍世界知识的煌煌大著,即魏源的《海国图志》中,魏源介绍道:“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才枭杰之王也,涣散七十二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逐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创开北墨利加者佛郎西,而英夷攘之;愤逐英夷者弥利坚,而佛郎西助之,敌弥与佛世比而仇英夷,英夷遂不敢报复,远交近攻,可不谓智乎!二十七部首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我们从魏源对美利坚各部人民既“武”且“勇”、大“公”至“周”的赞美中,可以看出魏源内心里对美国民主制度的高度肯定与热烈向往。

中国人向往美国,除了其实力与制度外,还因为在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之前,美国尚未直接出兵攻打过中国,更未侵占过中国的一寸土地。而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就是留美的,其中产生了詹天佑这样的大发明家、大工程师,还产生了薛友福、吴仰曾、唐绍仪这样的先进海军人才与外交人才。所以,在一段较长时间内,中国近代的志士仁人对美国远没有像对英、法、日、俄这些直接侵略过中国或吞并过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国家怀有那么强烈的仇恨;相反,对美国甚至有一种最欲仿效的亲近感。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中,由华盛顿所开创的民选总统制、议会民主制是一种最先进、最公正、最完善、最值得学习与仿效的制度。不仅最早提出“师夷”的魏源是如此,其后的郭嵩焘、梁启超、唐才常、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人,都曾景仰过华盛预、向往过美国的民主制度。

遗憾的是,中国人对美国的向往却因其后一些信奉激进主义的革命党因为没有得到美国财力上的支持而渐告式微。当年,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为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国而英勇奋斗,多次向美国呼吁给予支援与帮助的时候,美国政府并未给予过任何帮助。而武昌起义取得成功、中华民国即将成立的时候,当时身在美国“专任筹资”的孙中山,竟连回国的路费都没有,最后靠华侨资助3000美元才返抵上海。当孙中山回国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1914年7月至1916年4月,黄兴旅居美国达一年零九个月之久,只能靠卖字画为生,虽然他也曾想向美国一些财团筹借革命经费,但始终未能借到一分钱。此外,当袁世凯加紧复辟时,一些有名望的美国人也出面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反对中国的革命党人。如一个叫古德诺的美国博士(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后又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在报上发表《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鼓吹中国应该实行君主制,认为像中国这样的“民智卑下之国”,实行民主共和制是有害的。这是因为“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因为这些梁子,使得中国与美国渐行渐远,美国的榜样意义也因此不彰。

学得最努力交学费最多的,还得数苏俄。孙中山生前争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帮助中国建成欧美式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理想完全破灭后,他“急欲为全国人民求一生路”。这条“生路”就是“以俄为师”,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为此,孙中山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这一革命的首要目标。他在1924年1月23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为此,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标志着以欧美民主共和制度为蓝本的中国现代化历程结束,中国从此走上了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榜样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共产党方面,更是把苏联视为新中国的唯一楷模。不仅刘少奇、周恩来与邓小平等领导人都有留苏经历,毛泽东也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仅一年时间,国内根基未稳、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艰难时刻,不顾党内的不同意见,完全照斯大林意思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而且在此后的内政外交中,也对苏联亦步亦趋地学习——所谓“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是也。后来,因斯大林去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争夺社会主义大家庭领导权而反目,再加上苏联模式弊端丛生难乎为继,中国才跟苏联翻脸,双方不仅彼此咒骂,还在边境陈兵百万,并导致中苏在珍宝岛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使中国感到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

鲁迅有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现在看来,日本式的军国主义道路是不会有人再去走了;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会有人再去走了——连苏联自己都不会走而垮台了;那么,还是欧美道路走的人多一点,自然也就有了路的模样。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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