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版本的历史叙述更多关乎当代中国政治，把中国看作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而不是如事实呈现的那样，将这段历史看作是19世纪最大的陆上帝国与最强的海洋帝国之间的碰撞。
拉纳·米特(Rana Mitter)，西方新一代中国抗战史研究权威，38岁即成为当时牛津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现任现代中国政治与历史学教授。他在2007年创办的牛津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心，2014年升格为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成为西方汉学界的权威研究机构之一。从2004年开始，他便辗转多国为撰写《中国，被遗忘的盟友》查阅资料，耗时十年才最终完稿。此书一出版即引起西方世界极大反响，赢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等多国媒体盛赞。
本文英文原文发表于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11年9月2日，李夷白翻译并授权思想潮发布。标题为编者所拟。
历史不是简单的道德故事
文|拉纳·米特
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重新装修后于2011年3月开放，突破性的技术运用和建筑结构使其焕然一新。但其中讲述的故事远不如它的外观设计新颖。在这座博物馆的叙述中，现代中国的历史始于鸦片战争。这也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东亚的原罪，他们迫使中国陷于一个世纪的耻辱、被征服和剥削之中……展览的主题叫“复兴之路”，但基本上可以简单称之为“1842年及其后来命运”。这一版本的历史叙述更多关乎当代中国政治，把中国看作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而不是如事实呈现的那样，将这段历史看作是19世纪最大的陆上帝国与最强的海洋帝国之间的碰撞。即使在这座21世纪的博物馆中，这段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历史中的污点依然是叙述的中心。
然而并非只有中国持这种简化了的观点。一旦涉及相关讨论，英国对其入侵中国行为一贯的借口就是，它促使一个封闭、排外的帝国走向了开放。但事实上这从不是真的。当时的清王朝正处在一个国际体系的中心，既遥望着西方也关注着东方，通过战争征服和缔约来扩张自己在中亚的版图，与朝鲜、东南亚国家乃至日本(它从没有像幕府将军希望的那样封闭)都建立了联系。同时中国也参与了亚洲之外的信息与经济交流，18世纪英国乡间别墅中青花瓷的走俏正印证了这一点。而且早在英国人到来之前，中国就已经处在外族统治之下——游牧民族满族是从东北“闯”入关内的。到鸦片战争时，他们在朝野中融合满族文化传统与汉族治理方式已近两个世纪。
蓝诗玲关于鸦片战争历史的新作是一部广受欢迎的打破神话之作。用她的话说，使用丰富的中英双方史料讲述了一个“悲喜剧”，它远比双方所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更混乱有趣。悲剧的部分十分明晰，就如在1839年当时一样。19世纪早期，英国从东印度向中国输入了大量鸦片。19世纪30年代，考虑到这种毒品给经济和全国人口带来的影响，清政府决定禁止它，并命令林则徐阻拦广东港运载鸦片的英国船只登陆，直到他们交出货物为止。在英国，这一举动被视为对王室的侮辱(尽管大部分鸦片是东印度公司生产的)，他们派出查尔斯·艾略特上将的舰队去给中国人来点教训。英国的现代军事装备很快粉碎了中国的防御，经过三年在沿海地区的交火后，这场战争最终以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作结。中国交出了香港岛，并开放了更多港口供英国从事贸易与传教。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国将屈服于更多的侵略与侮辱，直到1943年蒋介石宣布终止西方在华特殊权利为止。
喜剧的部分在于书中的诸多人物，蓝诗玲满怀感情与冷幽默的笔调使其增色。林则徐，这个正直的官员受到销毁其扣押的鸦片这一任务的考验，他“充满自信”，并且“对货运管理饱含热情”。而派出了舰队的帕默斯顿勋爵，被描述为是一个“自由贸易者、浪荡子、中国历史学者眼中的大反派”。双方外交礼仪间的鸿沟在匆匆签就条约的过程中显露无疑：一名中国高官坚持先向英国谈判代表璞鼎查爵士嘴中喂送几块糖果，而在旁观者眼中，璞鼎查爵士“发现抗议完全无用后只得勉强接受”。本书也描写了许多被遮蔽的细节。如像威廉·格拉斯顿这样的一些声音，他宣称：“我不知道这样一种战争，也没有在历史书中读到过这样一种战争，这种战争的起源是不正义的，精心设计去进行这种战争……是为了给这个国家蒙上永久的耻辱。”而中国的官员，从林则徐到满族高官琦善，前来交涉时表现得并不像是自大的排外者，而是面临着自身民族生存危机的忧心忡忡的、真诚的人。
鸦片战争确实引发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这一事实在2011年尤其值得被铭记——此时距辛亥革命废黜最后一位皇帝正好一个世纪。但它的意义仅在于加速了已经开始的变化：中国的领土与人口在不断扩张，而官僚机构的规模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联想当前在西方对紧缩还是扩张政策的争论)，意味着政府的治理功能下降而腐败增加。虽然鸦片战争本身对中国人的直接影响较少，但1842年条约中要求开放中国的结果之一是诱发了1856年至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一个受基督教传教士神学启发的疯子引燃了中国历史上极为惨烈的一场内战，致使约2000万人丧生。整个20世纪，鸦片战争始终是民族主义者用以激发国人洗刷“国耻”、恢复中国在世界应有的地位的有力口号。
当前的许多研究试图理解英帝国和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角色，蓝诗玲的书正是这一趋势的一部分。今年早些时候，毕可思(Robert Bickers)在《争夺中国》(The Scramble for China)中对后鸦片战争时期的情况进行了令人侧目的评价，他认为由于英国传教士和冒险家的不断涌现，上海的生活方式被戏称为是“山寨版的拉吉”(the Mock Raj。Raj是英帝国统治印度时期的代称。——译者注)。尼尔·弗格森的近作《文明》(Civilization)则恢复了这一论点：存在一种特殊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现代性，它比18世纪以降的任何体系都要成功。但在书中他却用与17世纪和21世纪早期的中国的比较来构架文章，放在二十年前看，这种写法是不可想象的。蓝诗玲的最大贡献是提醒我们注意到中英双方的不同世界观：与其说是两种文明间的冲突，不如说是两种不兼容的软件。随着我们阅读，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看到，英国政客对事件持一种观点，中国官员又用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来定义它。这是一出渐渐展开的悲剧，可以理解但无法阻挡，这种感觉贯穿全书，使人读来欲罢不能，又深知其中的要义。
鸦片战争的话题在今日的中国仍能掀起波澜。北京大学的一位学者茅海建在他的著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质疑了官方对鸦片战争的阐释：恢复了清朝官员琦善的本来面目——他通常被指责为不敢对抗英国的软弱小人;并批判了林则徐——传统上认为他是这一事件中正直的英雄。他的书引发了批评的风暴，但争议并没有像早年那样，导致对这一持不同政见学者的清洗。中国学术界这样生气勃勃的讨论迹象，使新国家博物馆中对这一战争的评价亦令人失望。英国可能已经遗忘了它在中国的殖民历史，而中国对历史记忆仍善加选择。本书旨在唤醒英国对自己这段仍在影响当前中英关系的可耻过去的记忆。但中国也需从中吸取教训，与过去和解需要理解历史的复杂性，而不是仅仅把历史变成简单的道德故事。
英文原文地址：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1/sep/02/opium-war-julia-lovell-review
来源:思想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