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1前些日子,看到高瑜在狱中写的五言绝句:「七十年中事,凄凉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时间残忍,这位当年曾叱咤新闻界的《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已年过七十。一九八九年以来的二十六年间,她三次入狱,每次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一方面铁条一次次分割她的世界,一方面她也一次次获得世界性的荣誉,她已是中国新闻史上抵抗强权丶追求新闻自由的见证。自有报纸以来,中国也曾有过一些有影响力的女记者,如浦熙修丶子冈丶戈扬丶杨刚她们,几乎都被左翼思潮吸引,成了红色政权的催生者,却落得或右派或自杀的下场。与她们相比,高瑜走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她一九四四年生於一个有红色背景的家庭,父亲是中共早期党员,一九六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一九八○年进入中国新闻社,开始新闻生涯,逐渐摆脱红色噩梦,成为一个清醒丶笃定丶具有文明视野和明确新闻价值追求的记者。特别是一九八八年她转入《经济学周报》以後,她为这份报纸和香港《镜报》采写的长篇专访,以记者的敏锐丶勇气,抓住了时代中心问题,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她发出的那些声音无比珍贵,即便今天读来依然有万千感慨。

《经济学周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南北呼应,被誉为「南有导报,北有周报」与她的努力与贡献也不无关系。直到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锒铛入狱,她一直以专业记者视角关注惊天动地的八九民运,她采写的长篇报道有内幕,有细节,有分析,有血肉,受到各大国际通讯社的瞩目。一九九○年代初她出狱之後,不改初衷,继续以独立记者的身份向世界报道中国的真相,以致激怒当局,在一九九三年再次入狱,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刑六年。二○一四年,她再次被捕,并以同一罪名获刑七年。

大约二○○七年冬天,在庆祝张思之先生八十岁的活动中,我第一次见到高瑜,惊讶於她如此之年轻,如果不知道她的实际年龄,绝难相信她早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岁月的沧桑并未在她脸上留下明显的刻痕,几次牢狱竟然未将她变得老态龙锺,反而愈发显得美丽,她的优雅高贵从容淡定,正是她内在生命散发出来的,胜过了世上一切的妆饰。我与她只是匆匆一晤,当时她来向思之先生敬酒,我正好坐在那一桌。我还记得她与带着生日皇冠的思之先生合影时的笑容,那天晚上我给她们拍过一张照片。思之先生是她的辩护律师,对她有很高的评价。之後,大约二○一○年曾与她通过几次邮件,她送过我一本书。不料,在她古稀之年,还要面对冷酷的监狱。去年,当她再次被捕的消息传来,国内外都感到震惊,一位有良知的独立记者终究无法见容於当局。她之获刑也可以看作这个时代到底有无最底线的新闻自由之标记。与坐过国民党班房的女记者浦熙修她们相比,她要面对的从业环境更为险恶丶更为严酷丶更为无助,至少浦熙修丶子冈她们活跃在民国报界时,还有《新民报》丶《大公报》这样的民间报纸,有《观察》周刊这样的民间刊物,她们所处的还是个自由「多」与「少」的时代,而高瑜从一开始就处於自由「有」还是「无」的时代,即使她在一九八八年下半年到一九八九年春天短暂的黄金岁月里,在半民办的《经济学周报》虽能发表严家其与温元凯关於时局的对话,夏衍与秦晓鹰关於「五四」的对话,但她於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二日采写的政协委员徐四民与王军涛丶陈子明丶闵琦丶陈小平丶刘卫华等「一老五少」关於民主的对话只能刊登在香港媒体上,然後出口转内销。她为这篇采访起了一个极富魅力的大标题《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当时胡耀邦还在,街头运动还未发生。这个题目不是无意间预见了未来,而是她以新闻记者的敏感和对时局的观察,渴望有序的剧场政治,而对广场政治保持了相当的警惕性。从这一意义上,这一新闻标题也可视为她新闻从业生涯中的神来之笔。

不到一个月,耀邦猝逝,山呼海啸的广场政治运动席卷全国,学运持续了一个多月,广场学子无法撤回校园。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忧心忡忡的高瑜受胡绩伟先生委托,撞进广场中心,说服王丹等学生领袖,并就地起草了《告全国人民书》,结果仍功败垂成。广场政治的巨大惯性,及背後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最终让和平撤离的愿望成空。包括胡绩伟丶万润南等体制内外的许多有识之士,徒留一声长叹,他们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的全部努力打了水漂。坦克碾碎了八○年代一切善良美好的梦想。她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新闻界的代表之一,那个时代的纯粹丶乾净丶理想主义,在她身上都能看到。我甚至想,她在进入九○年代,世俗化丶功利化丶实用主义丶唯利是图压倒一切的时代里,仍然是面朝八○年代而活的,所以,她才会在第一次出狱之後,还要两次获刑。她之获刑,就是中国的新闻自由的获刑,由此她的牺牲所赋予这个时代丶这个民族的意义才能真正彰显出来。

「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她的狱中诗无疑是言志,是对这个随时可以剥夺包括她在内所有国人自由的政权不屈的告白。她坐牢,却不失志,毕竟她是真正的一九八○年代人,不会背叛她自己和她的时代。人的一生岁月有限,诚能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蒙难丶牺牲也是值得的,因为这是获得做人尊严所付的代价。我想起托马斯·杰弗逊说的:「哪里有媒体(报纸)自由丶人人皆识字此两条件,那处就天下大治。」在上海老申报馆旧址改装的报业主题茶餐厅里,玻璃上就用英文写着这一番话。可惜,中国今日距离人人皆识字这一条件或许不远,但没有媒体自由,人人识字也不会带来天下大治。在中国千千万万的记者中,像高瑜这样的独立记者实在太少了,没有她们的付出,真正的媒体自由又哪会从天而降,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也造不起通天塔,高瑜一次次的蒙难,就是她作为个体的付出。我的小文无力,表达的只是人间的敬意,如果她能看到,盼望她知道,在中国内外还有许多人默默的在惦念她,愿她身健心安,如此而已。

二O一五年八月七日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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