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执政三十余年, 数以百万、 千万计的遭受迫害者, 无辜惨遭杀戮, 集中营劳改犯遍布全国, 人们动辄得咎, 恐怖气氛笼罩全苏联, 这样惊心动魄、 令人心寒胆战的迫害、 政治斗争, 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 和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是背道而驰的。
我进入了东方大学
天空上阴云密布、 风雪激荡, 这预示着一场暴风雪的来临。1935年冬, 我尚在东北一个大学读书, 时值学校放寒假, 我是因事来校的。就在这一瞬间, 一辆日本宪兵队的小汽车戛然停在门前, 从上面跳下来两个穷凶恶极的宪兵, 他们立即将我逮捕。
我虽然口中喊冤叫屈, 但是心里明白, 我是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 在白区工作时间长了, 不管你地下工作经验有多丰富, 如何小心警惕,不可能一点也没有破绽, 一点也不留蛛丝马迹。我也是一样, 我的第一次战斗洗礼就这样开始了。
世界上若论对待自己的牺牲品、猎物的残忍性、狠毒性和刽子手的坚决性, 除了德国法西斯盖世太保外, 恐怕没有人可以和日本宪兵队相媲美了。由于日本鬼子张冠李戴、证据不足, 我又咬紧了牙关, 死不承认, 加上校方的营救, 我算是死里逃生、 幸免于难, 获得假释。
出狱后, 形势并不乐观, 日寇紧紧跟踪盯梢, 毫不放松, 后来又第二次逮捕我幸而脱险。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决定, 派我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雷鸣,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千秋万代的帝制王朝。时隔六年, 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洪流冲垮了根深蒂固的沙皇统治。这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都发生在东半球。
列宁和孙中山结下了伟大的友谊, 1920年代, 中苏两党、两国政府达成协议, 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为中国革命培养领导骨干的大学, 这就是东方共产主义大学。 大批的党内领导骨干, 都来这所大学学习, 如刘少奇、 任弼时、 萧劲光、 罗亦农、 刘伯承、 叶剑英、 傅书堂、 杨尚昆、 甘泗淇、 周保中、 伍修权、 唐有章、 陆定一、 王明等。连蒋介石也亲来莫斯科观摩, 至于他的儿子蒋经国、 冯玉祥的儿子冯维国, 据说, 都在这个学校学习过。 后来东方大学又改名为斯大林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九一八” 事变以后, 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 莫斯科决定将东方大学化整为零, 改成几个分校, 设在莫斯科郊区。 然而从中国不远千山万水, 历经险阻、 越过敌人的道道防线、 边境哨卡, 能进入东方大学则更不容易。
1936 年, 我终于和在东北抗联的一个大队长, 安全地抵达了莫斯科。
幽静校园外肃反扩大化
早在列宁生前, 斯大林就当上了联共中央总书记。 他是一个苏联少数民族格鲁吉亚人, 初露头角, 锋芒毕露。列宁辞世后, 他日益专横, 大权独揽, 践踏党内的民主集中制, 及至 1930 年代中期, 党内的个人迷信, 已经发展到顶峰时期。全党人人自危, 包括党中央、 政治局、 高层领导人士, 老布尔什维克, 功勋卓著的将军元帅, 被陷害者不计其数。这就是所谓肃反扩大化时期。
这个时候入境苏联求学, 实际上是飞蛾投火。然而我们这些盲目的马列主义信徒, 毫无所知, 全然不觉。
我们头脑里充满了革命意识, 来到莫斯科以后, 发现一派革命大好形势, 我们兴高采烈,其实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
白云飘忽, 疏影朦胧, 悠悠天际, 望断红尘。1937年暮春,莫斯科郊区东方大学分校。
学校的环境非常幽静, 周围一片苍翠, 草细风微, 云淡风轻,翠杉苍桧, 十分宜人。而学校院内更是凝青绽翠, 柳绿花红, 树荫深处掩映着一栋栋的小木楼,校舍就在这里。 这里生活条件优越, 设备完美, 在这里潜心学习,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原来这里是过去沙皇贵族的一座庄园。
我们的教员都是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的专门人才, 他们精通马列, 具有历史、 哲学、 政治经济学等多方面的渊博知识, 而且都是关心中国革命的联共党员。
和我们同聚一室学习的有, 来自国民党白区和东北敌占区的同志, 有来自抗联游击区的战士,有来自朝鲜本土的地下党同志, 其中中朝各有几名女同志。有的满目风尘, 两鬓飞霜; 有的一身征尘, 满脸豪气; 有的风华正茂, 气质非凡。 大家一见如故, 意气相投。
正因此, 我们对校外风云一无所知, 我们与世隔绝, 对笼罩社会的气氛并无觉察。
我亲历了公审布哈林
布哈林是 1920 年代苏共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对马列主义有相当的修养, 列宁很器重他, 曾经称他为 “我们党内的理论家” 。他曾写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知识的通俗读物, 后来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世界传播。 他还曾提出过, 要想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必须让一部分人, 在农村先富起来等等。
列宁谢世过早, 党内斗争激烈, 斯大林把布哈林当作异己,视为政敌, 必欲除之而后快。
头两天国际上 ( 即共产国际) 来人通知, 说明天叫我们组织听广播, 公审布哈林。听后, 组织讨论, 会议记录国际上派人来取。组织上叫我负责组织听广播, 开会讨论, 作记录等等。
第二天苏维埃法庭公审布哈林及其团伙的广播开始了, 我们全体学员都集中在一楼大厅里, 鸦雀无声, 聚精会神地收听广播。
莫斯科没有派人来, 由我担任翻译, 同声传译, 这对我来讲,是个沉重而艰巨的任务。 我在苏联初来乍到, 俄文水平有限, 还是个蹩脚半通的翻译, 只得勉为其难地承担这一任务。
公审开始后, 从一般程序逐渐转到实质性问题上来。 对公诉人提出的布氏如何进行反党、 反列宁、 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等问题时, 布哈林一一予以承认, 对于他与国外反动势力勾结, 提供有关苏联国家机密的情报, 甚至准备刺杀列宁等罪状时, 他也全部予以承认,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 他答复问题神态自如, 若无其事, 而听众席上倒有时哗然。
整个公审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 如行云流水,十分流畅。公审过程中, 也未出现任何意外, 假如被告布哈林在法庭上, 对他的指控一一予以否认,予以推翻, 那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
公审宣告结束了, 一段时间里大厅里一片沉寂。有人锁眉沉思, 有人沉默不语, 也有人表示不能理解, 当然也有人表示愤慨, 仇恨满胸。我宣布稍事休息后开始讨论。
讨论会开始了, 在厅里静悄悄, 人们面面相觑。入党不久, 涉世不深的同志, 对布氏的生平经历不甚了解, 对国际和苏联的情况所知甚微, 不敢妄加评论。而有斗争经验, 比较资深的同志, 若有所思, 若有所忆, 脑子里可能还翻腾着不少问号,还未得到解答。 最后终于有人打破了沉寂的空气,他似问非问地说 “布哈林何以堕落到这种令人震惊的地步, 他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 我表示愤慨!既然他已经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 无产阶级的法庭, 对他应该严加惩处! ”
当时与会的人, 无不认为无产阶级法庭的权威,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接着有人颇有感慨地说“看起来, 一个共产党员, 不管你领导地位有多高,理论知识有多深, 如果不彻底进行思想改造, 蜕化变质, 腐化堕落, 就有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布哈林就是一例。他完全是罪有应得, 咎由自取! ”还有人情绪激昂, 声色俱厉喊道 “打倒布哈林, 布哈林罪该万死! ”
最后大家提出处理意见,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对布哈林应该处以极刑, 我也赞成并举手通过了。
我神秘失踪, 到了反革命成堆的地方
1937年4月末, 我突然神秘地失踪。苏联内务部神不知, 鬼不觉, 偷偷摸摸将我逮捕, 校内无一人发现。 当时众说纷纭。 有人猜测: “要是他奉命回国, 也不应该不辞而别啊! ” 有人寻思: “他一个人去莫斯科, 也不至于走失, 他能讲俄语啊! ” 也有人想得更远: “他是不是被国民党、日本大使馆绑架去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在苏联国土上能发生的事情。
学校的课程和一切活动都停下来了, 因为我既是班长, 又是翻译, 还是党组织的负责人。这种状态不能持续太久, 过了一段时间, 其他学员也开始步我的后尘, 陆续失踪。最后只剩下一个年轻的女孩儿, 她还是一个孤儿, 她算幸免于难 ( 此人现还健在) 。
1940年代后期, 我在苏联北方见到了一个朝鲜女同学, 她是在学校最后被捕者之一, 我们一见面, 她不禁失声痛哭, 我被捕后学校里的情况, 是她提供的。
原来我们的分校早已被列为怀疑、监视的对象, 周围布满了克格勃工作人员。 这是当时一个特工人员、 专门负责我们学校的人, 后来他也身陷囹圄, 一次偶然机会相遇, 他亲自对我说的。学生的名字他都知道, 我问他为什么入狱, 他指指自己的舌头, 意思是祸从口出。 他们长期跟踪, 一无所获,这时中共驻莫斯科副代表康生, 不止一次地向苏方建议, 将我们隔离起来。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拿我开了刀, 我们全校学生都被逮捕, 全部是反革命、日本特务等等。天下竟有这样事, 党代表告发、出卖自己的同志。
我们这些人都是来自斗争前线, 在刀光剑影中和敌人周旋的地方, 平时嗅觉灵敏, 警惕性都很高, 可是为什么在莫斯科我们却这样麻痹、 毫无觉察而束手就擒呢?
我们这些狂热的马列主义信徒, 来到莫斯科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如同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 什么嗅觉、 警惕性都已消磨殆尽。如果我们中间真有阶级异己分子, 混进来的奸细, 日伪特务,我想, 他们倒一定会有所觉察的。
在莫斯科 “布特尔卡” 监狱, 经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多少痛苦的思想斗争, 我们这些人含冤莫诉, 有口难分, 经过拘留、 审讯, 都被打成了奸细、特务、 反革命、 人民公敌。 刑期有长有短, 流放地方各异。这时我, 可能不仅我一人, 想起了公审布哈林的情景, 这是否同出一辙, 是否大同小异, 是否是一个翻版, 缩影?
后来风餐露宿、 跋山涉水, 历尽艰辛来到了劳改场所, 服苦役的北极圈地带。这里寒风凛冽, 六月里还飘着雪花, 是一个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极限世界。这固然惊人, 但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到了反革命分子成堆的地方, 周围大大小小都是反革命! 我们一尘未染、 纯洁的心灵在想, 今后应该怎样生活, 什么是我们的处世哲学的原则?和我们同样罹难的人, 是真反革命, 抑或是假反革命, 和我们同样的反革命, 还是和布哈林同样的反革命? 开始我们还有戒心, 洁身自好。后来发现这里有原边疆党委书记库兹缅科, 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 著名学者、 地质学家克列姆斯, 天才女高音歌唱家鲁斯兰诺娃, 苏联足坛名将斯塔罗斯钦兄弟等等。与之相比, 我们相形见绌、 微不足道。
这就引起了我们一连串的思索, 有时彻夜难以交睫。 这个地方自然、 生活、 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 精神上的巨大压力, 我们学校除个别人从那里生还外, 其余全部殉难, 葬身于北极川冰雪之中。看起来, 对敌斗争并不最可怕, 可怕的是出现这种局面, 即几个人, 更可怕的是一个人, 他的权力无限大, 唯我独尊, 独断专行, 为了自身的需要,他有权力给别人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 叫你有口难分, 沉冤难诉, 这种局面未免太可怕了。这里我想起了大仲马的一句话, 他说: “最可怕的枪子, 不是敌人的枪子, 而是自己人的枪子。”
斯大林执政三十余年, 数以百万、 千万计的遭受迫害者, 无辜惨遭杀戮, 集中营劳改犯遍布全国, 人们动辄得咎, 恐怖气氛笼罩全苏联, 这样惊心动魄、 令人心寒胆战的迫害、 政治斗争, 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 和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是背道而驰的。
布哈林遗孀不辱夫命
关于布哈林的轶事,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 早在1930 年代, 布氏已有预感, 他在劫难逃。一次他突然跪倒在他夫人的石榴裙下, 他说: “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 否则我就长跪不起。”夫人满口应允, 并请他起来。他说: “党内的斗争形势日趋严峻, 看起来, 我已难以幸免, 我现在口述一遍我的申诉, 你不能笔记, 只能背诵下来。 等有一天党内出现了真正的民主, 你才能向中央申诉, 为我申冤。”等他的夫人背下来诉词之后, 布氏才放了心。
过了不久, 布氏去参加苏共的一次会议, 就再也没有回来。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 布哈林的遗孀认为时机已到, 才向中央提出这次申诉。
布氏平反以后, 他的遗孀还写了一本有关布氏生平的书 《布哈林》 。这本书问世以后, 风靡一时, 畅销全国, 很难买到。 我虽不惜重金, 希望一观而后快, 但可惜未能买到。
《布哈林》 一书发行后, 社会上掀起一股对布氏在公审法庭上的表态的评价热潮。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是, 布氏在法庭上根本不应该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 也有一些饱经世故, 比较资深的人士则认为: “布氏当时的处境, 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一死, 别无他求。什么罪状他都可以承认, 但求速死是他唯一的解脱。 ” 也有人认为, 在公审的法庭上,根本不是布氏本人, 而是替身。
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党员, 在艰苦的革命岁月中、 沙皇的监狱、 西伯利亚流放、 充军发配, 什么滋味都尝过了, 而斯大林的迫害他却不能忍受, 斯大林时代的残酷到何种程度, 就可想而知了。
苏联解体前后我重访旧地
1991 年苏联解体。这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72 年铁打的江山, 固若金汤, 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 竟然毁于一旦。
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辉煌胜利, 是上一个世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伟大事件。 它的失败和消亡,也是上一个世纪人类社会最突出和重要的事件。
十月革命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 给人类的思维输入了新鲜的活力, 丰富了人类文化。毫无疑问,它的消亡, 不复存在也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1980 年代后期, 我有幸重访苏联、 旧地重游,我心情无比激动。我登上了北京—— 莫斯科国际列车, 往事哪堪记省? 1935 年隆冬, 在夜色掩映中, 我们三人, 老交通, 王队长和我从边境小镇半截河出发, 呈三角形, 冒雪沐风向苏联行进。突然暴风雪来临, 在膝盖深的雪中匍匐前进, 边境哨所日本军的犬吠声, 一阵传来, 我们心胆俱裂。入了苏境, 边防军官迎接我们, 他说: “大瓦里什, 你们辛苦了! ”
我们身上的汗水, 已经湿透了棉衣。火车进入了苏联境内, 远东、 西伯利亚、 贝加尔湖, 我站在窗前眺望, 参天古树, 烟云迷漫, 岳林相接, 湖光山影。一会儿出现了遥望无际的白桦林, 像婷婷玉立的少女, 婉约多姿, 一尘不染。 我神思遐想, 心醉。 及至到了贝加尔湖, 水光激荡, 水天一色, 山光云影, 烟雾微茫。 一路上风光无限, 景物依稀, 岁月易变, 幽赏难期。
两幅图画, 两种情景, 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无限憧憬在困扰着我。到了苏联, 我惊奇地发现, 苏联还是老样子,丝毫未变。
这些年来, 苏联经历了勃列日涅夫历史停滞时期, 他因循守旧, 无所作为, 时光虚度。 后来上台的契尔年科, 未能显示自己的才能就病危逝世了。
这样, 戈尔巴乔夫就当上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在寒风萧瑟中, 我重访和我在一起度过北极圈白夜的老难友, 孰知这些风雨患难中的朋友, 几乎凋零殆尽。我终于找到了一位还活着的鬓发披霜的老难友, 他见着我哽咽不语, 泣不成声, 满腔幽怨, 一言难尽。他说: “老朋友, 咱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们失掉的太多了, 太多了……”
我思忖, 这个无限委屈的闸门要是打开, 不,不能打开, 打开, 一泻千里, 我们的感情是受不了的。我说: “咱们不是还活着嘛, 你看, 你是俄罗斯人, 我是中国人, 感情是没有界限的, 来, 咱们共饮一杯酒。”
我的朋友, 眼中饱含着泪水, 笑了。苏联解体后, 我再次重游故地, 这次是来到了俄罗斯。一如既往, 先去莫斯科红场, 瞻仰列宁陵墓。从远处就看见那里排着长队, 人们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涌向克里姆林广场中心。 我也排队, 拥进人流。进入陵墓后, 人们肃然起敬, 围绕列宁的遗体环行一周, 只见这位世纪伟人, 神态自如, 态度安详, 像睡熟了似的躺在红毯上。
人死无知, 列宁岂知十月革命已经被葬送了。从陵墓出来, 阳光无限, 天霁晴明, 微风轻拂, 心清似水。很多人还依依不舍, 久久不肯离开这里。苏联解体后, 据说, 当局曾数次计划拆除列宁陵墓, 把列宁的遗体迁出莫斯科红场, 移往他的故乡乌里扬诺夫公墓。但是莫斯科市民和全国广大群众, 反对此举, 数百人声明, 我们将静卧在列宁墓周围, 要想移动他的遗体, 除非先越过我们的尸体……
在暮色苍茫中, 我离开了红场, 列宁虽死犹生, 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公审布哈林事件, 已经是 60 多年前的往事了, 早已被历史的烟尘湮没。 新世纪展开了新的人生画卷, 那次收听公审广播, 参加讨论, 后来神秘失踪的人, 可能一个也没有了, 我还活着, 白发惊回首, 当时的情景, 风云变幻的人生, 都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永远难以忘怀的记忆, 我不应该忘记, 也无权忘记!
来源:《炎黄春秋》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