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人们一直记忆犹新，提起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多数人想起的恐怕只有凯恩斯。的确，凯恩斯主义手起刀落，干脆利索地解决了当时的经济难题，帮助人们渡过难关，功莫大焉。人们记住的，自然是战胜这次危机的“首功之臣”，而早就准确预测到这次危机的经济学家，则少有提及。米瑟斯是准确预测了这次危机的两位经济学家之一，1924年他就预言地产信贷银行和当时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的信贷银行很快就要破产，由此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已迫在眉睫。但危机爆发前，举世沉浸在前所未有的盛世繁华之中，连凯恩斯对未来的持续繁荣也非常乐观，无人乐意一听米氏的“盛世危言”。而一旦危机突然来临，人们惊惶失措，更无暇回顾此前智者的预言，这时人们迫切需要的是快刀乱麻、立竿见影之方，尽管这种药到病除之效治标不治本，但急功近利本是人的天性，所以主张“治本”因此疗效较慢的米瑟斯虽然准确预见了危机但依然不被重视。由此可见，他的一生注定颇为“背时”。
米瑟斯1881年出生在奥地利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学，1919年，已是奥地利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上大学期间，他一度被当时德语国家颇为流行的国家主义所吸引，但当他认真读完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后来被认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后，开始抛弃国家主义，随后专攻货币理论。通过货币理论研究，他确信政府和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负有重要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金融的不当干预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货币理论研究使他更加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并早在20年代初，他就提出了公有制不可能进行经济核算的论断，因为在这种经济制度安排下，所有的生产要素既不能买也不能卖，因此不存在由于短缺而形成的市场价格。没有市场价格就无法进行成本核算，也没有生产的“信号”，计划必然陷入混乱。这时，他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一心想当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但却被拒。因为他是犹太人，当时奥地利排犹风浪已经初起，更重要的是他的学术观点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大相径庭，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不论是左是右，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还是法西斯主义者，彼此斗得你死我活，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全都非常强调国家的作用。而米瑟斯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观点，决不妥协，所以维也纳大学坚决拒聘他为教授，反而聘请了几位水平、名望远不如他，但学术观点与主流一致或能妥协、改变自己观点的学者当教授。因此，在1934年离开奥地利前的二十年，他不得不一直以各种与学术无关的职业为生，学术研究全是业余时间。但他对教学一直深有兴趣，所以又委曲求全，申请在维也纳大学当了兼职讲师和不拿薪金的副教授，工作之余除了研究还要上课。名学者当副教授还只是个“虚名”，他却丝毫不计较这些，对教学充满热情，深受学生爱戴。没想到听课学生众多，却引起教研室主任和其他教授的强烈妒忌，便给正式选修他课程的学生“穿小鞋”，让他们考试不及格。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生仍纷纷前来听课，只不过在填表时改为“非正式听课生”。结果，这位兼职且“虚名”的副教授给“非正式听课生”讲课的教室仍是堂堂爆满。大学或研究机构不能容忍与主流观点不同的学派、学者，必将导致自身的学术水准的降低，最终受损的还是自己。
1927年，法西斯运动正在德国兴起，离掌权尚有时日，米瑟斯又一次表现出惊人的预感，认为纳粹必将执掌大权，政治性灾难即将来临，奥地利亦难幸免，所以反复提醒他的学生政治流亡可能会降临到每一个人头上。与他对经济危机的预言不为人重一样，他的这番对政治灾难的预言，信以为真者恐也不多。1934年，纳粹在德国掌权刚刚一年，但吞并奥地利的意图已非常明显，并通过奥地利的法西斯信徒不断制造事端。尽管希特勒这时已公开排犹反犹，但多数犹太人、甚至多数德国犹太人都想象不到后来会发展到种族灭绝的地步，更不必说奥地利的犹太人，所以都不愿背井离乡。米瑟斯则认为大事不妙，在1934年便借故离开奥地利前往瑞士――奥地利是四年后的1938年才被纳粹德国吞并的。
1940年，年已六旬的米瑟斯从瑞士来到美国，本想在大学谋一教职，却被各大学拒之门外。一段时间，他只得住在贫民窟中，靠原来的积蓄艰难度日，面对如此困境，他仍不愿为得到教职而改变学术观点。不久，经一位以前的学生介绍，他才从私人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到了一份菲薄的资金资助。这笔资金资助到1944年底，这期间他完成了《万能的政府――极权国家的兴起和总体战》和《论官僚主义》这两部力作，1945年，他应邀到著名的纽约大学担任临时客座教授，很久以后才成为终生客座教授，直到1969年87岁高龄才退休，1973年辞世。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他这几十年的薪金，仍不是由他执教的纽约大学支付，而是由一家私人基金会支付!就此而言，他的“教授”仍只是一个“虚名”、一种“虚衔”、一种“资格”，表明纽约大学对他的认可有限。从2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从奥地利到美国，无论是是副教授还是教授，五十年来(就工作时间而言五十年可说是一辈子了)他都是校不支薪，背时一辈子，确令人唏嘘感慨不已。学者学术水平的高低，确实不在职称、头衔。
米瑟斯的时运不济坎坷一生，主要因为他所处的时代计划经济、国家主义思想大行其道。一种规模宏大的经济理论，有时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为人理解。当计划经济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时，人们想起了米瑟斯的理论，因为早在1927年，他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了中译本)就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与批评，澄清了不少误解。现在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介绍、分析、赞扬或批判均已多多，不过，仍有不少有意无意的误读误解，对于这些“误会”，米瑟斯80年前的澄清仍大有意义。
他首先一针见血将问题挑明：“一种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自由主义与其他政治流派最大区别是：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将财富的占有者、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利益置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之上，并代表着这一部分人的利益。”他反驳道：“这种观点完全颠倒了事实。自由主义一贯注重全社会的福利，从未为某一特殊阶层谋取利益。”他认为，英国功利主义者“为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大致概括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旨。他不否认其他各种主义的最终目的与自由主义一样，都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但彼此的区别在于实现造福人类的方法不同，不同的方法后果大不相同。他承认，虽然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要消除贫困和痛苦，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贫困和痛苦依然存在，但是，实行其他政策带来的贫困和痛苦可能更多――八十年前，可能许多人都会对此大表怀疑。
将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道德行为和现象联系起来，是常见的另一个误解。但米瑟斯明言：自由主义主张的社会秩序是“资本家若要发财致富，唯一的途径是像满足他们自身需求一样来改善同胞的物质供应条件”。而垄断，无论是国家垄断还是私人垄断，从根本上都会损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米瑟斯是国家主义最早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但他知道，人们对他及自由主义在这方面有许多误解，因此明确写道：“自由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这两者之间毫无关系。自由主义的观点十分鲜明，这就是：没有强制措施，社会就会面临危险;为了保障人们的和平与合作，必须制定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必须保留暴力和威慑手段，只有这样才不致于使任何人破坏社会秩序。人们必须拥有足够的力量，迫使那些无视他人生命、健康、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人遵守社会生活的共同准则。必要时必须使用暴力。”简言之，他认为国家的任务就是保护公民个人财产，保护自由，保卫和平。但是，“政府不应当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经济领域对政府干预尤要警惕。
对有关自由、平等、民主、收入差距……乃至外交政策、国内政治等，米瑟斯作了更加详细的论证与说明。对他的理论，当然可以不表赞同，但他毕竟是准确预测过经济危机的极少数经济学家之一，其中必有某些应当重视的“过人之处”，在当前全球再次面临严重经济危机的时候，对他的理论作番严肃认真的思考，当不无裨益。
来源：思想者博客